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一年底，西欧开始加强武装并集结力量。一八一二年，这支数百万之众的军队（包括运输队和补给人员）从西向东朝俄罗斯边境推进；与此同时，从一八一一年俄罗斯军队也开始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罗斯边境，战争爆发了——违反人类全部理智和天性的事情发生了。数百万人互相仇视，犯下了数不胜数的暴行：欺骗、背叛、偷盗、伪造假钞、发行伪币、抢劫、纵火和凶杀，全世界的所有法庭就是用上整整几个世纪都难以将这些恶行一一记录在案。而这时，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们却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它都有哪些起因？历史学家们天真地相信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奥伦登堡大公受到羞辱，大陆封锁令 [1] 遭到破坏，还有拿破仑的权力欲望、亚历山大的强硬以及外交家们的失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 [2] 、鲁缅采夫或塔列兰 [3] 在早朝或晚宴之余努力把文件起草得更巧妙一点，只要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封信说“仁兄大人鉴，我同意将公国归还奥伦登堡公爵”，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

人们在当时这样看待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拿破仑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的阴谋（正如他在圣赫勒拿岛上所说），英国国会议员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权力欲望，奥伦登堡王子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别人对他使用了暴力，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使整个欧洲破产的大陆封锁令，老兵和将军们则认为战争的主要起因是必须让他们有用武之地，当时的正统派觉得是因为必须恢复良好的法则，而那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一八○九年的俄奥联盟没能巧妙地瞒过拿破仑，是因为第178号备忘录的措辞不当。此外，这些观点因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大相径庭，当时的人们对战争的起因产生了无数的看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人——能够纵观整个事件的宏大规模以及深入理解其简单而又可怕意义的后人——这些原因便显得不够充分。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英国政治的狡诈和奥伦登堡大公的受辱，数百万基督徒就互相摧残和杀伐，是不可理喻的；我们也无法弄清这些情况与杀人、暴力这些事实本身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奥伦登堡大公受了气，成千上万的人就会从欧洲的另一头来到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省进行抢掠，和这里的人互相杀戮。

对于我们后人来说——不包括历史学家，我们对探究本身并不感兴趣，因而能以清晰健全的理智来纵观这一事件——那原因就数不胜数了。我们越是深究，就越能清楚地看到：上述每一个原因或一系列原因，本身都一样有道理；同时，与整个事件宏大的规模比起来，这些原因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可信的；如果不是其他各种因素都恰巧参与进来，某些个别原因不可能引发整个事件，就此而言，它们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在我们看来，第一个法国军士是否愿意超期服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军队撤回维斯拉河并归还奥伦登堡公国一样，也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如果这个军士不去服役，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成千军人和士兵不去服役的话，拿破仑的军队就会减少很多人，仗也就打不起来。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他撤回维斯拉河而恼怒，不命令部队进攻的话，就不会发生战争；假如所有军士都不愿超期服役，也不会发生战争。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伦登堡王子，假如亚历山大不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假如俄罗斯不是专制政权，假如没有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专制与帝国，假如没有引发法国革命的一切因素，如此等等，也不会发生战争。这些原因中缺了任何一个，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如此看来，所有这些因素——数十亿个因素——碰在一起，就是为了引发后来的这件事。所以，什么都不是造成该事件的致命原因，此事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它要发生而已。千百万人注定要背弃人的情感与理智，从西方跑到东方去杀戮自己的同类，就像几个世纪前人们成群结队地从东方跑到西方去杀戮自己的同类一样。

这件事的发生似乎取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而实际上，他们也像按抽签而定或应召而去出征的士兵一样，很少能够随意而为。事情只能这样，那是因为要想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情似乎取决于这些人）的意志得以实现，就必须同时具备无数个条件，缺了其中任何一个，事情都不会发生：必须使千百万手中握有实权的人，使那些扛枪的、运送粮草和大炮的士兵同意去执行个别软弱者的意志，使他们被无数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牵扯进去。

为了解释不合理现象（其合理性不为我们所理解的现象），历史宿命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越是想理性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我们便越是觉得它们不合理，难以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着，享有达到个人目标的自由。他本能地觉得自己能够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可是一旦他采取了某种行动，这个在某一特定时刻做出的行动就不可挽回，就成为历史。它的历史意义不是随便赋予的，而是事先注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个人生活和自然的群体生活。前一种生活的需要越是抽象，就越自由；而在后一种生活中，人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别人给他制定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而活着，却充当着实现历史目标和整个人类目标的不自觉的工具。人的行为无法挽回，于是他的行为和其他千百万人同时做出的行为就汇在一起，获得了历史意义。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越高，同他有联系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拥有的权力便越大，他的每一个行为便越是预先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

“帝王的灵魂攥在上帝的手中。”

帝王就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无意识的群体生活，它把帝王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虽然拿破仑从来没有像现在（也就是一八一二年）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是他决定着是否让自己的人民去流血（正如亚历山大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必然规律的支配，迫使他去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历史去做那些必定要发生的事情，而他自己还以为他是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动。

西方人向东方推进，为的是互相残杀。根据任何事件都是多种因素的巧合而促成的这一规律，千万个微小的因素也在不知不觉中互相附和着与这件事发生了巧合，才推动了这次行动，推动了这场战争。这些因素有——对不遵守大陆封锁令的指责、奥伦登堡大公、军队进驻普鲁士（拿破仑以为此举只是为了用武力争取和平）、这位法国皇帝好战的愿望和习惯迎合了臣民的意愿、对大规模备战的热衷、巨大的备战开支、对能够弥补这些开支的利益需求、令人陶醉的德累斯顿庆典 [4] 、那些在当时看来是真诚谋求和平而实际上伤害了各方自尊的外交谈判，此外还有数百万个伴着这件大事与它同时出现的其他理由。

苹果熟了会落下来——为什么它会落下来？因为地球引力？因为果把儿干枯了？因为被太阳晒干了？自己变重了？被风吹动了？还是因为站在下面的小男孩想吃它？

这些都不是原因，而是所有生命、有机体和自然条件的巧合。那个发现苹果落下来是因为细胞组织分解等原因的植物学家，如同那个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因为他想吃掉它并为此做了祈祷的小男孩一样，都是对的，又都不对。如果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是因为他想这样做，而他的灭亡是因为亚历山大要他灭亡，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同样，如果有人说一座百万普特重的大山被刨空后坍塌下来是因为最后那个工人刨了最后一镐，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在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只是用来标识事件的标签，正如标签一样，他们与事件本身的关系最小。

他们自以为每一次行动都是自己的意愿所为，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次行动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和整个历史进程相联系并且在很早以前就注定了的。

[1] 拿破仑为了从经济上打击英国，于1806年颁布法令，禁止大陆各国与英国通商。但欧洲一些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常常不遵守这个法令。——译者注

[2] 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译者注

[3] 1754—1838，曾任法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4] 1812年5月初，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见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举行了盛大的庆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