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们打算告辞了，但安德烈公爵好像不愿单独面对自己的朋友，他让他们坐下来喝茶。拿来了几张凳子，端上了茶。军官们不无惊讶地看着皮埃尔肥胖、庞大的身躯，听着他讲莫斯科和他巡视过的我军阵地。安德烈公爵默不作声，他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表情，皮埃尔只好多跟和善的季莫欣营长说话，而少跟博尔孔斯基说。

“这么说你对部队的部署都明白了？”安德烈公爵打断他。

“是呀，您指的是？”皮埃尔说，“我不是军人，我不能说是完全懂了，但总的部署情况是懂了。”

“这么说，你知道得比谁都多。”安德烈公爵说。

“啊！”皮埃尔透过眼镜片看着安德烈公爵，困惑不解地说。“那么，您怎样看待任命库图佐夫这件事？”他问。

“我对这个任命很高兴，我就知道这些。”安德烈公爵说。

“好吧，请问您对巴克莱·德·托利看法如何？在莫斯科天知道人们都怎样说他。您认为他怎样？”

“你问他们吧。”安德烈公爵指指军官们说。

皮埃尔带着虚心求教的微笑看了一眼季莫欣，大家也不由自主地带着同样的微笑向他转过身去。

“勋爵一上任，我们就看到了光明，伯爵大人。”季莫欣说，不时胆怯地看看团长。

“这是为什么？”皮埃尔问。

“我就拿木柴或饲料为例向您报告一下吧。我们从斯文齐亚内撤退时，连一根细树枝，或是一根干草什么的都没敢动。要知道，我们走了，就留给他了，您说是吧，公爵大人？”他对自己的公爵说，“但你却不能动。我们团有两个军官因这种事上了法庭。勋爵一上任，这种事就简单了。我们看到了光明……”

“但他为什么要禁止这种事？”

季莫欣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别人，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皮埃尔又向安德烈公爵提出这个问题。

“为了不毁坏我们留给敌人的地方，”安德烈公爵愤愤地、讥讽地说，“不允许对地方抢掠，也不让部队养成抢劫的习惯，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斯摩棱斯克他也做出正确的判断，说敌人会绕过我们，说他们的力量更强。但是他不明白，”突然安德烈公爵好像不由自主地用尖细的嗓音叫道，“但他不明白，我们是第一次为俄国的土地而战，不明白我们部队的士气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们连续两天击退了法国人，这个胜利大大提高了士气。他命令撤退，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损失就白白丢了。他没有叛变之意，他努力把事情做得最好，他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正因为如此，他是不合适的。现在他不合适，就是因为他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一切考虑得都太周到、太仔细了。怎么跟你说呢……比如说，你父亲有个德国仆人，他是个很优秀的仆人，比你还能满足父亲的要求，那就让他干吧；但假如父亲临终前卧病在床，你就得把仆人打发走，用自己不习惯、不灵巧的双手来照顾父亲，与一个有经验的外人相比，这对父亲是更大的安慰。巴克莱就属于这种情况。俄国平安无事时，外人可以为她服务，他是个很好的大臣，但当她处于危险之中，就需要自己的亲人了。你们的俱乐部却凭空捏造，说他是叛徒！以后人们会为自己错误的非难感到羞愧，突然又把现在诽谤为叛徒的人变成英雄和天才，那将会更不公平。他是个诚实、刻板的德国人……”

“但是，还有人说他是个高明的统帅。”皮埃尔说。

“我不明白什么是高明的统帅。”安德烈公爵嘲笑道。

“高明的统帅，”皮埃尔说，“就是能预料到各种情况的人……也就是能猜到敌人的意图。”

“这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公爵好像在说一件早已考虑好了的事。

皮埃尔吃惊地看着他。

“然而，”他说，“人们都说，战争就像下象棋一样。”

“是呀，”安德烈公爵说，“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差别，下象棋时，每走一步你考虑多长时间都行，没有时间限制，还有一个差别，就是马总是比兵厉害，两个兵永远比一个兵强，而在战场上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还强，有时却不如一个连。部队的相对力量谁都不知道。相信我吧，”他说，“如果胜利取决于司令部的部署，我就去那儿工作，去搞部署了，事实上我没去，而是很荣幸地在团里，跟这些先生一起带兵，我认为事实上明天是取决于我们，而不是他们……胜利以前不是，以后也不会取决于战场、武器甚至人数，而作用最小的莫过于战场了。”

“那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感情，我的，他的，”他指了指季莫欣，“每个士兵的感情。”

安德烈公爵瞧了一眼正惊惶又纳闷地看着自己长官的季莫欣。安德烈公爵一反刚才冷淡的沉默，现在显得很激动。看来他抑制不住要说出突然产生的想法。

“谁坚信自己能赢，谁就会赢得战役。为什么我们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吃了败仗？我们当时的损失与法国人相当，但我们很早就对自己说，我们输了，最后就真的输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根本无须在那里打仗，都想赶紧离开战场。‘一输就赶紧跑！’于是我们就跑。假如今天下午我们不说这些，天知道会怎样。明天我们就不能说了。你说‘我们的阵地左翼弱，右翼拉得太长’，”他继续说，“这都是废话，根本没用。明天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会在瞬间决定我们的人溃退或是他们的人溃退，决定这个人被打死呢，还是那个人被打死；而现在所做的，全是游戏。主要是你跟着一块巡视战场的人，他们不仅不会有助于整个事态的发展，而且会妨碍它。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蝇头小利。”

“在这种时刻？”皮埃尔责备地说。

“在这种时刻，”安德烈公爵又说一遍，“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可以暗算对手，然后再多捞一个十字勋章和绶带的时刻而已。明天对我来说，是十万俄军和十万法军在一起的厮杀，事实上，这二十万大军一交战，谁打得狠，不怜惜自己，谁就会赢。如果你想听，我可以告诉你，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上面怎样乱来，我们都会赢得胜利！”

“公爵大人，对呀，这是千真万确的，”季莫欣说，“现在谁还怕死！你们信不信，我们营的士兵连酒都不喝了，他们说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

军官们站起来。安德烈公爵把他们送到棚子外面，又对副官下了最后几道命令。军官们离去后，皮埃尔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刚想说话，这时距板棚不远处的大路上响起了三匹马的马蹄声。安德烈公爵朝那个方向望望，认出是沃尔佐根、克劳塞维茨 [1] 和一个随行的哥萨克兵。他们继续谈着话，因为离得很近，皮埃尔和安德烈无意中听到了下面的话：

“应该把战争转向更广阔的空间。这个观点我不十分赞赏。”一个人说。

“噢，对，”另一个人说，“因为目的就是要削弱敌人，所以不能考虑个人的损失。”

“噢，对。”第一个人表示赞同。

“哼，更广阔的空间，”等他们走过去，安德烈公爵愤愤地哼着鼻子，把这句话又说一遍，“我把父亲、儿子和妹妹留在了童山庄园的那个广阔的空间了。他对这倒是无所谓。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这些德国先生明天不会赢，他们只会尽其所能地坏事，因为在他们德国人的脑子里只有一钱不值的推理，而心里没有明天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季莫欣心里有的东西。他们把整个欧洲都拱手让给了他 [2] ，却来教我们打仗，多好的老师呀！”他的声音又突然尖了起来。

“那么您认为，明天的仗是一定能赢了？”皮埃尔问。

“是的，是的。”安德烈公爵心不在焉地说。“如果我有权，我要做的一件事，”他又开始说，“就是我不收俘虏。俘虏是什么？这是一种骑士精神。法国人毁坏了我的家，又来毁莫斯科，他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每一秒钟都在污辱我。他们是我的敌人，依我看他们都是罪犯。季莫欣和部队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应该把他们处死。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那就不能是朋友，不管他们在蒂尔西特怎样谈判。”

“是的，是的，”皮埃尔用发亮的眼睛注视着安德烈公爵说，“我完完全全同意您的看法！”

从莫扎伊斯克山开始，这一整天都萦绕着他的问题现在他觉得已经很清楚，完全解决了。他现在明白了这场战争和面临的会战的全部内涵和意义。他今天的所见所闻，匆匆看到的所有深沉而严肃的面孔，对他来说都放射着新的光辉。他明白了这个正如物理上所说的爱国主义潜热，这个潜热蕴藏在他看到的所有人的身上，它告诉他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能平静地、似乎又是轻率地准备赴死。

“不收俘虏，”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仅这一件事就会改变战争，让它变得不那么残酷。否则我们就是在玩打仗的游戏。糟糕的是我们仁慈宽大。这种仁慈宽大和恻隐之心就像一位仁慈而多情的小姐看见宰杀牛犊时会感到恶心，她太善良了，见不得血，但她却可以津津有味地蘸着调味汁吃小牛犊肉。给我们讲战争规则、骑士精神、军使谈判、饶恕不幸者等等，这都是废话。一八○五年我见过了骑士精神和双方派遣军使进行的谈判：人家欺骗了我们，我们也欺骗了人家。抢劫别人的房屋，发行假钞票，还有更恶劣的，杀我的孩子们、我的父亲，却在说战争规则和对敌人宽大仁慈。不收俘虏，把他们全杀死，自己也战死沙场！谁像我一样达到这一步，忍受了那些痛苦……”

安德烈公爵本来以为莫斯科是否会像斯摩棱斯克一样失守，他都无所谓了，现在他突然因喉咙里一阵痉挛而说不下去了。他默默地踱了一会儿步，但他的眼睛却十分激动地闪闪发亮，等他再说话时嘴唇不断地颤抖。

“假如战场上没有仁慈宽大，那只有像现在这样值得去送死时，我们才会去拼杀。这样就不会因为巴维尔·伊万诺维奇欺侮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而打一场战争了。而现在这样的战争才叫战争。那么部队的斗志也就与现在不同了。那样的话，拿破仑率领的威斯特伐利亚人和黑森人就不会追随他来俄国，我们也就不会平白无故地跑到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送礼，它是生活中最龌龊的事，应当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玩战争的游戏。应当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可怕的需求。关键在于，要抛弃虚假的成分，战争就是战争，不是玩具。否则战争就成了游手好闲之辈和冒失鬼们喜欢的消遣……军人是最受人尊敬的阶层。但什么是战争？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需要什么？军事阶层的风气又是什么呢？战争的目的就是残杀，战争的手段是搞间谍活动、背叛和对背叛行为的奖赏、居民破产、对百姓进行掠夺和偷盗以供军队给养，还有军事谋略上所谓的欺诈和谎言；军事阶层的特性就是剥夺自由，也就是纪律、寻欢作乐、无知、残忍、荒淫和酗酒。尽管如此，大家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高级阶层。除了中国皇帝，所有的皇上都着军服，谁杀人最多，谁得到的奖赏就最多……就像明天那样，两军交战互相残杀，要打死打伤几万人，然后会因为打死很多人（他们甚至夸大那个数字）而举行感恩祈祷，宣布胜利，认为杀的人越多，功劳越大。上帝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听这件事呀！”安德烈公爵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叫道。“唉，我的良心哪，最近我生活得如此痛苦。我知道我想得太多了。人不该吃辨别善恶之树上的禁果……反正时间也不早了！”他补充说。“你去睡吧，我也该睡了，你回戈尔基去吧。”安德烈公爵突然说。

“噢，不！”皮埃尔答道，用惊恐又深表同情的眼神望着安德烈公爵。

“去吧，去吧，战前需要好好睡一觉。”安德烈公爵又说一遍。他快速走到皮埃尔跟前，拥抱并亲吻了他。“别了，你走吧，”他喊道，“我们还能见面吗，不……”他匆匆转过身，进了板棚。

天已经黑了，皮埃尔看不清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不知是愤怒还是温柔。

皮埃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他在考虑是随他进去，还是回家。“不，他不需要我！”皮埃尔就这样定了，“而且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返回戈尔基去了。

安德烈公爵进了板棚，在地毯上躺了下来，但他睡不着。

他闭上眼睛。一些人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眼前换来换去。他在一个形象上愉快地停了很长时间。他栩栩如生地回忆起在彼得堡度过的一个晚上。娜塔莎既兴奋又激动地给他讲去年夏天她去采蘑菇在大森林里迷路的事。她断断续续地给他描述密林深处的情景、她的感受、她同碰到的养蜂人的谈话，她在讲述过程中总是会中断，说“不，讲不上来了，我不能这样讲，您不明白的”，尽管安德烈公爵安慰她说，他都懂，其实他明白她想说的话。娜塔莎对自己说的话不满意，她觉得她想表达出来那天感受到的、非常诗情画意的体验怎么也说出不来。“那个老头儿真不错，森林里很暗……他是那么善良……不行，我不会讲。”她说着，激动得脸都红了。安德烈公爵现在像他当时看着她眼睛时带着的笑容一样，又愉快地笑了。“我懂她的意思，”安德烈公爵想，“不仅懂得，而且对这种内心的力量、这种真诚、这种内心的坦率，她那与肉体紧紧相连的心灵，对她的心灵我是深深地爱过的……我曾经那么强烈、那么幸福地爱过……”突然他想到了他的爱情是如何收场的。他根本不需要这一切。他没看到这一切，也什么都不明白。他只把她看成是一个他无法与之命运相连的漂亮纯真的女孩儿。“而我呢？”到现在他都活得潇洒愉快。

安德烈公爵好像被谁烫了一下，突然跳起来，又在板棚前踱起步来。

[1] 查理·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自1812年在俄军服役，后来出了一本书《1812年》，1814年返回普鲁士。

[2] 指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