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在这次逃跑过程中，似乎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毁灭自己的事；这群乌合之众的任何一个行动，从转上卡卢加大道直至主帅逃离军队，都没有丝毫意义；对于战争的这个时期，那些把群众的行动归于一个人的意志的历史学家们似乎已经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描述这次撤退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关于这场战争的书籍堆积如山，而且到处都描述了拿破仑的各项命令及其深谋远虑的计划——他指挥军队的策略及其元帅们的天才的部署。

从小雅罗斯拉维茨撤退时，他可以走一条通往给养丰富地区的道路，也可以走一条与之平行的道路，也就是后来库图佐夫追击他时走的那条路，因而没有必要走那条被破坏了的道路，可是这种撤退却被说成是根据各种深谋远虑的想法进行的。从斯摩棱斯克到奥尔沙的撤退也被同样描写成深谋远虑的结果。然后又描述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英勇行为，似乎他准备在那里打仗并要亲自指挥，他拿着一根桦树棍走来走去说：“我已经当够了皇帝，现在是当将军的时候了。”尽管如此，他说完这话又立刻继续逃跑，撇下后面分散的部队，让他们听凭命运的摆布。

接着又给我们描述了元帅们，尤其是内伊的精神的伟大，这种伟大之处在于他在没带军旗、炮兵和十分之九的部队的情况下，就在夜间穿过树林，渡过第聂伯河到达了奥尔沙。

最后，伟大的皇帝最后脱离英勇的部队这一行为 [1] 也被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看作是伟大和天才的表现。这种最终逃跑的行为，在人类的语言中被称为无耻至极，每一个孩子都能从中知道什么是羞耻，甚至就连这种行为在历史学家们的语言里也获得了合理的解释。

当历史论断这种如此富有弹性的丝线已经无法拉得更长时，当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全人类称之为善、甚至正义的东西时，历史学家们就提出伟大这一解救性的概念。伟大似乎可以超越好与坏的尺度。对于伟人而言，他们没有不良行为。谁要是伟大，谁就没有那种可以让人用来责怪他的恐惧。

“这很伟大！”历史学家们说，此时已经没有好和坏之分，而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伟大就是好，不伟大就是坏。按照他们的理解，伟大是被他们称之为英雄的那些特殊动物的本质。于是乎，拿破仑穿着暖和的皮大衣，抛下正在遭到灭亡的同伴和他带到这里来的（在他看来）人们，自行逃回家去，此时他觉得这很伟大，因此他的心是坦然的。

“崇高（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某种崇高的东西）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2] ……”他说。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一直都在重复：“崇高！伟大！伟大的拿破仑！崇高离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没有人会想到，承认无法用好与坏的尺度来衡量的伟大，就是承认自己的微不足道和无限渺小。

对我们而言，用基督赋予我们的衡量好与坏的尺度，不存在无法衡量的东西。哪里没有纯朴、善良和真理，哪里就没有伟大。

[1] 拿破仑于1812年12月5日逃回巴黎，将残部留给了缪拉。

[2] 1812年12月拿破仑在华沙与法国驻萨克森王国公使谈话时说过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