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一八一二年之后又过了七年。欧洲汹涌澎湃的历史之海已经平息。它似乎沉寂了，但推动人类进步的神秘力量（这力量神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运行的规律）还在继续运行。

尽管历史之海表面看来静止不动，人类活动却像时间一样从未停息。各式各样团体的组建和消亡，各个国家的成立与解体，各个民族的迁徙或流亡，促成这一切的因素都在潜滋暗长。

历史之海滚滚的波涛不像以前，从此岸阵阵涌向彼岸，而是在深处翻腾。历史人物也不像以前，被历史的波涛从此岸卷向彼岸，现在似乎只在旋涡里打转。他们领导群众运动，以前是靠指挥军队，发布宣战、出征、作战的命令，现在则通过广泛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制定法律、签署条约等等。

历史学家把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称之为反动。

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人物是造成他们所指的反动的原因，在叙述这些人的活动时，总要表示严厉的谴责。当时所有的知名人士，从亚历山大、拿破仑到斯塔尔夫人 [1] 、福季 [2] 、谢林 [3] 、费希特 [4] 、夏多布里昂 [5] 等人，在他们严厉的责难面前要么被证实无辜，要么被宣判有罪，这取决于知名人士在进步或反动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认为，俄罗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反动，这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就是他们称之为自由主义倡导者和俄罗斯救世主的那个人。

在俄罗斯现行出版的书籍里，从中学生到有学问的历史学家，没有人不在谴责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期间的许多错误。

“他应该如此这般。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那件事情就很糟糕。他在执政初期和卫国战争期间表现出色，但他又签署波兰宪法 [6] ，组织神圣同盟 [7] ，给了阿拉克切耶夫大权 [8] ，鼓励戈利岑 [9] 和神秘主义，后来还支持希什科夫 [10] 和福季，这就很不好了。他指挥前线部队不力，解散谢苗诺夫团 [11] 也十分愚蠢，等等。”

历史学家在掌握关于人类幸福知识的基础上对亚历山大一世进行责难，要把所有的责难开列一份清单，可以写满十页纸。

这些责难意味着什么呢？

那些受到历史学家赞许的作为，像自由主义的创举、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二年表现出来的强硬、一八一三年的远征等，以及那些被历史学家谴责的行径，像组织神圣同盟、重建波兰、二十年代的反动，难道不是发源于亚历山大一世的血统、所受的教育以及磨砺他个性的生活经历这相同的根源吗？

这些责难的实质是什么呢？

实质在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站在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最高阶层的历史人物，仿佛置身于历史之光集中的最耀眼的中心。这个人，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阴谋、欺骗、谄媚、自欺欺人的影响；这个人，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感到自己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这个人，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生生地存在，他有自己的习惯、爱好，有真善美的使命——要说这个人五十年前还缺乏美德（这一点历史学家并不责难），不如说是没有当今教授关于人类幸福的观点——教授们年轻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博览群书，还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心得。

但如果假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在什么是人民幸福的问题上错了，那也应该假定，过了一些年后评价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学家在同一问题上同样错了。这种假定越来越显得自然和必要，因为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作家的涌现，什么是人民幸福的观点也在改变；原来觉得是幸福的东西，十年后成了灾难，反之亦然。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历史中有关于福祸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对立的，一些人把签署波兰宪法和组织神圣同盟看作亚历山大的功绩，另一些人则予以谴责。

我们无从评价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有益或者有害，因为我们不能说清它对什么有益对什么有害。如果有人不喜欢这种活动，那也只因为它不符合他关于什么是幸福的狭隘的理解。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以保全，俄罗斯军队获得的荣誉，彼得堡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文明，波兰的自由、俄国的强盛，欧洲的均势繁荣——不管我是否认为这些是幸福，我应该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有除此之外的目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和我所不能理解的目的。

但就当所谓的科学有可能调和所有的矛盾，并有一把衡量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好与坏的标尺。

假使亚历山大能换一种方式做这一切。假使他能够按那些谴责他的和那些自以为了解人类运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动，按照关于人民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别的纲领似乎没有）行动，假使这个可能的纲领已经制定出来，并且亚历山大很好地执行，那当时所有反对政府方针的人——他们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是好的和有益的活动还剩下什么呢？没有这样的活动，没有这样的生活，什么也没有。

如果人类生活能够由理智控制，那实际生活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1]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文学评论家，曾反对拿破仑当政。此处原文系法语。

[2] 福季（1792—1838），真名叫彼得·尼基季奇·斯巴斯基，俄国宗教活动家，曾任尤里耶夫修道院院长，与阿拉克切耶夫关系密切，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后期政策有过影响。

[3] 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

[4]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5]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保守派政治活动家。

[6] 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波兰王国宣布与全俄皇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亚历山大一世于1815年11月签署波兰王国宪法，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和财产不可侵犯，人人享有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根据宪法，亚历山大一世兼任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享有自治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总督制和两院制，拥有自己的军队。对外政策权完全属于俄国沙皇政府。

[7] 神圣同盟是拿破仑失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下，俄、奥、普三国君主于1815年9月在巴黎（当时波旁王朝已重新执政）发表宣言建立的同盟，后来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加入了这个同盟。

[8] 阿拉克切耶夫从1815年开始操纵了俄国的内政，当时已掌控了整个国务会议和沙皇办公厅。

[9] 戈利岑，从1817年起担任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大臣。

[10] 希什科夫，担任俄国科学院院长，在学术、政治、文化方面持保守倾向。

[11] 1820年10月谢苗诺夫团的士兵因不满军事上的残酷训练和新任长官施瓦尔茨上校的非人折磨发生哗变。哗变随即被镇压，全团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而哗变最积极的参与者被囚禁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该团被解散，很快又在近卫军团的基础上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