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初阶段，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在彼得堡市琐事缠身，这样就把他在离群索居时形成的一大堆想法弄模糊了。

每次从晚会回家时，他总要在记事本中记下四五个必要的拜会，或者已定好时间的会见。机械的生活、每天要按时到达各处的时间安排，这些耗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他什么也没做，甚至什么都没思考，也没时间去思考，只是一味地说，说他以前在乡村时考虑成熟的一些想法。

他有时发现，在同一天的不同交际场合他竟然说出相同的话，这让他很不满意。但是他整天忙忙碌碌，根本没时间想到其实他什么事都没做。

随后在星期三，斯佩兰斯基在自己家中单独会见了博尔孔斯基，坦率地和他谈了很久，就像在科丘别伊家初次见面那样，斯佩兰斯基给安德烈公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德烈公爵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卑微而渺小的人物，因此他更想在某个人身上发现他所渴求的真正完美的典范，他轻易地相信，斯佩兰斯基便是聪明而且有美德的理想人物。假如斯佩兰斯基与安德烈公爵属于同一社会阶层，跟他受过同样的教育，有同样的道德修养，那么博尔孔斯基很快就会发现他也有普通人，而非英雄所固有的弱点，但如今这人令他惊异的逻辑思维能力，因为未被他充分领会，所以更加让他肃然起敬。此外，或许是斯佩兰斯基赏识安德烈公爵的才能，或许是他认为有必要拉拢他；反正斯佩兰斯基在安德烈公爵面前总是卖弄他那公正而冷静的理智，用微妙的手法讨好安德烈公爵，这种讨好中又夹杂着过分的自信，默认只有对方和自己才是唯一能够理解所有人的愚昧以及自己思想的明智和深刻的人。

星期三晚上他们长谈时，斯佩兰斯基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们这儿，人们总是按部就班……”或者微笑着说：“不过，我们希望既要狼吃饱，又要羊不少……”或者说：“他们是理解不了这一点的……”他总是流露出一种表情，仿佛在说：“我们，您和我，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

这次同斯佩兰斯基进行的第一次长谈，更加深了安德烈公爵初次见到斯佩兰斯基时体会到的感觉。他认为他是一个富有理智、善于思考的绝顶聪明的人，他以精力充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获得了权力，并且用它来为俄国谋福利。在安德烈公爵心目中，斯佩兰斯基是这样的人：他能合理地解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认为合理的才是真实的，他善于用理性的准则来衡量一切事物，他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似乎斯佩兰斯基将一切阐述得简单明了，以至于安德烈公爵情不自禁地在各方面都赞同他的看法。如果他表示异议或者争论，那只是因为他故意想成为有独立见解的人，不想完全被斯佩兰斯基的思想所左右。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完美，只有一点让安德烈公爵困惑不解，这就是斯佩兰斯基那冷冷的、镜子般的目光，使人无法洞察他的内心，还有他那只白净而柔嫩的手，安德烈公爵有时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它，就像人们去看掌权人的手那样。镜子般的目光和这只又白又嫩的手不知为何让安德烈公爵生气。而且他发现斯佩兰斯基过分地蔑视他人，运用各种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使安德烈公爵十分诧异，也很不舒服。除了比喻以外，他采用各种可用的思维手段，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他过分大胆地从一种手段变到另一种手段。他时而从实干家的立场谴责幻想家，时而站在讽刺家的立场讥讽对手，时而变得逻辑严谨，时而又突然上升到玄学的高度（最后这种论证手段他尤为常用）。他把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思想下定义，从那儿得出驳斥的论据，然后再回到争论的问题上。

总的说来，斯佩兰斯基使安德烈公爵感到吃惊的主要智慧特点，是他对智慧的力量和合理性怀有无可置疑的坚定信念。由此可见，斯佩兰斯基的头脑中从来不会出现对安德烈公爵来说是普通的想法，即你毕竟无法完全表达你所想的一切，也从不怀疑：我所想到的一切和我所相信的一切是否是无稽之谈。正是斯佩兰斯基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特别吸引安德烈公爵。

安德烈公爵和斯佩兰斯基结识之初，对他由衷地赞赏，如同以前他对波拿巴的赞赏一样。斯佩兰斯基的父亲是一名神父，平庸的人可能会因此蔑视他这个吃教堂饭的人和宗教家庭出身的人，许多人都会这样做，正是这种情形让安德烈公爵更加珍视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而且不知不觉地在他内心深处加深了这种感情。

博尔孔斯基在斯佩兰斯基那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当斯佩兰斯基谈起法律起草委员会时，他面带讥讽地说，法律起草委员会成立一百五十年了，耗资数百万，却毫无作为，只是罗森坎普夫 [1] 在比较法的所有条文上贴了一张张标签。

“这就是国家花费几百万卢布所取得的成就哇！”他说道，“我们要赋予参政院新的司法权，可是我们没有法律。因此像您这种人，公爵，现在不出来供职都是罪过。”

安德烈公爵说，干这项工作需要受过法律教育，但他却没有。

“谁都没受过法律教育，那您说怎么办呢？这是个怪圈，我们必须从里面冲出来。”

一星期以后，安德烈公爵当上了军事条令起草委员会委员，更让他意料不到的是，他还兼任法律起草委员会一个处的处长。按斯佩兰斯基的要求，他编纂民法第一部分，并参考《拿破仑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 [2] ，起草“人权”这一章的条文。

[1] 罗森坎普夫男爵（1762—1832），在斯佩兰斯基掌权时是法律起草委员会成员。

[2] 斯佩兰斯基的法律草案有两个依据：第一，6世纪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编纂的法典，其目的是巩固已经瓦解的奴隶制关系；第二，《拿破仑法典》（1804年编纂），该法典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