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的团是后备部队，一点多钟以前他们一直待在谢苗诺夫村后面没有投入战斗，但却在激烈的炮火射程之内。到一点多他们团已损失了二百多人，这时他们向前推进到谢苗诺夫村和山冈炮垒之间的一片被踩倒的燕麦地里，今天这里已死伤数千人，而且在两点前敌人的几百门大炮都集中火力向这里轰击。

全团原地没动，而且没发一枪一弹又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员。前方，特别是右前方，大炮在没有散尽的硝烟中轰鸣着，炮弹和榴弹不断地从前面笼罩着这一地带的神秘硝烟中飞出来，发出急促的咝咝声和缓慢的呼啸声。有时好像让人休息一下似的，一刻钟之内所有的炮弹和榴弹都仅仅是从头顶飞过，落到了后面，有时一分钟之内团里就会有几个人中弹，不断有死者被拖出来，伤员被抬走。

随着每一次炮击，那些还没被打死的人生存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全团排成间隔三百步远的几个营纵队，尽管如此，全团的人情绪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神情忧郁。队列里很少能听到说话声，但每当落下一颗炮弹，有人喊“担架”时，这说话声也会停下来。人们大部分时间都按上面的命令坐在地上。有些人摘掉高筒军帽，用力把皱褶弄平，然后又弄皱；有些人把干土在手心捻成粉末，用它擦刺刀；有些人揉揉皮带，把佩刀带的扣系紧些；还有些人把包脚布抻开，重新折好，再穿上靴子。有几个人用地里的土块搭成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一些东西。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不论是有人负了伤或被打死，还是拖来了担架，不论是我们自己人撤退到后方，还是透过硝烟看到大批的敌人，都没有人去注意这些情况。当看到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冲，步兵向前移的时候，就会从四面八方发出赞叹声。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与打仗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好像这些在精神上饱受折磨的人在这些平常的、日常琐事中能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正从这个团的方阵前走过。一辆拉炮兵弹药车的边马踩住了挽索。“哎，拉边套的马！快弄一弄！它会摔倒的……哎！他们没看见！”全团各个队列的人都这样喊着。还有一次，一只尾巴上翘的褐色小狗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只小狗不知从哪儿跑来，它迈着小快步跑到了队列前面，突然不远处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着尾巴奔到一边去了。全团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和尖叫声。但这种开心事只持续了几分钟，人们在这无休止的死亡的威胁下不吃不喝已待了八个多小时，他们苍白的脸变得更加苍白，紧皱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安德烈公爵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眉头紧皱，脸色苍白，背着手，低着头，在两块燕麦田旁边的草地上来回走动。无事可做，也无须发布命令。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打死的人拖出了前线，受伤的被抬走了，队伍再次合拢。倘若有士兵跑出队列，他们很快又会匆匆赶回。开始，安德烈公爵觉得自己有责任做表率，激发士兵的勇气，他在队列里走来走去，后来他确信，他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也没办法教。正如每一个士兵一样，他内心所有的力量都不知不觉地用于控制自己不去想他们所处的可怕环境。他拖着脚把草踏得乱蓬蓬的走来走去，看着靴子上的尘土，他一会儿迈着大步走，想踏上割草人在草地上留下的脚印，一会儿数着步子，计算要走一俄里，需要在两块地之间走多少次，一会儿把地上盛开的苦艾花弄得沙沙作响，把这些花在手心捻碎，闻着它略带苦涩的刺鼻香味。昨天的苦思冥想今天连个影子也没有了。他什么都不想。他用听得厌倦的耳朵捕捉着每一个声音，分辨飞来的枪炮声所带着的不同响声，看着一营士兵那早已看惯的脸，他在等待着。“噢，它来了，朝我们这边！”他倾听着浓重的烟幕里越来越近的一种呼啸声，心想。“一个！又一个！落下了……”他停下来，看看队列。“没有，飞过去了。但这个落下了。”他又开始走，尽量迈着大步，想走十六步到达另一块地。

又一次呼啸声和爆炸声！一枚炮弹在离他五步远的地方掀起了干巴巴的土，没影儿了。一阵寒战掠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列。好像打中不少人，二营那里围了一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让大家别扎堆。”副官执行完命令就朝安德烈公爵走来。一个营长骑着马正从另一边过来。

“小心！”只听一个士兵惊恐地喊了一声，一颗榴弹就像一只飞得特别快的鸟带着啸声俯冲到地上，落到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地方，也就在营长的马旁。马可不管该不该表现得如此惊慌失措，先是打了个响鼻，竖起前蹄，差点把少校摔下来，然后急忙向一边跑去。马的惊恐也传染给了在场的人们。

“卧倒！”已经伏在地上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榴弹像个陀螺似的冒着烟，在他和卧倒的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边上的艾草丛旁打转。

“难道这就是死神？”安德烈公爵想，他用一种全新的、嫉妒的眼光看着青草、苦艾和那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青烟。“我不能死，我不想死，我热爱生活，爱这棵草、这土地、这空气……”他这样想着，同时也知道大家都在看他。

“军官先生，多可耻！”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说完。正在这时传来一声爆炸声，好像是打碎的窗玻璃一样碎片飞溅，还有浓烈的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猛力往旁边一冲，他举起一只手，胸口朝下倒在了地上。

几个军官朝他跑去。鲜血从他腹部右侧流了出来，染红了一大片草地。

抬担架的民工被喊过来，站在军官的后面。安德烈公爵脸朝下趴在草地上，沉重地大声喘着气。

“站着干什么，过来！”

民工走过来，抓起他的肩膀和双腿，但他痛苦地呻吟起来，民工们彼此交换一下眼色，又把他放下了。

“小心点，放上去，总归是要抬的！”又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又抓起了他的肩，放到了担架上。

“噢，天哪！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正好在肚子上，这下完了！天哪！”传来几个军官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嗖地飞过去了。”副官说。民工把担架放到肩上，沿着他们踏出的小道匆匆朝包扎所走去。

“和上步子……哎！乡巴佬！”一名军官喊道，抓住一个人的肩膀让走路不平稳、把担架晃来晃去的民工停下来。

“脚步要一致，赫韦多尔，啊，赫韦多尔！”走在前头的民工说。

“就这样，不错。”后面的人高兴地说，终于跟上了别人的步伐。

“是大人吗？啊？是公爵吗？”匆忙跑过来的季莫欣看着担架，用颤抖的声音问。

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陷得很深的担架里看了一眼跟他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睑。

民工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停着几辆载货马车的森林边，那里就是包扎所。包扎所是桦树林边上支起的三顶帐篷，每顶帐篷的门帘都高高卷起。桦树林里有几辆载货马车和几匹马。马匹在吃燕麦口袋里的燕麦，麻雀飞过来，啄食洒落的麦粒。乌鸦闻到了血腥味，忍不住嘎嘎叫着，在白桦林上空盘旋。在帐篷周围两俄亩多的地方，穿着各种衣服、沾满血迹的人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堆堆抬担架的士兵神情忧郁、满脸关切地围着伤员，整顿秩序的军官一次次把他们赶离这块地方，却是徒劳的。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靠着担架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面前发生的事，好像要弄明白这种景象难解的意义一样。帐篷里一会儿传出高声、愤怒的惨叫，一会儿传出痛苦的呻吟。偶尔会有医士从里面跑出来取水，指定需要抬进去的伤员。伤员在帐篷旁排队等候，他们有的嗓音嘶哑，有的呻吟，有的哭泣，有的叫喊，有的咒骂，还有的要酒喝。有几个伤员在说胡话。因为安德烈公爵是团长，所以就越过几个没包扎的伤员把他直接抬到一个帐篷旁停下来，等着命令。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很久不能明白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想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色小球和他对生活的挚爱。离他两步远有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英俊士官靠着大树枝站着，头上缠着绷带，他高声地说着话，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他的头和脚被子弹打伤了。他周围聚集了一堆伤员和抬担架的人，他们出神地听他说话。

“我们把他狠揍了一顿，打得他丢盔弃甲，还把国王本人抓住了！”这个士兵闪着激动的黑眼睛，向四面张望着，喊道，“若是那次后备队赶到，我的兄弟，他们就全完了，我跟你说实话……”

安德烈公爵像所有围着他听故事的人一样，也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他，体验着令人快慰的感觉。“难道现在还不都无所谓了，”他想，“那里会有什么事，这里又发生过什么事？为何我这样舍不得告别生活？这种生活中还有些我以前没明白，现在也不明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