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部队从波罗金诺后撤，停在了菲利附近。去侦察地形的叶尔莫洛夫回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打仗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吃惊地看着他，让他再说一遍。他重复一遍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你的手给我，”他说着，把对方的手翻过来摸了摸脉，说道，“亲爱的，你不舒服。想一想你在说什么。”

库图佐夫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俯首山下了车，坐在了路边的长凳上。一大群将军聚在他周围。拉斯托普钦伯爵刚好从莫斯科出来，也加入到他们当中。这群精英分成几堆在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方案、莫斯科的局势，总而言之，在谈论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尽管他们不是被召集来开会的，也没有正式的会议名称，但这就是军事会议。他们一直在讨论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谁讲述或打听私人消息，声音都是很低的，然后马上又转到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这些人既没开玩笑，也没纵声大笑，甚至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看来大家都努力使自己的举止与地位相称。每一堆说话的人都尽量离总司令近些（他的凳子是这几堆人的中心），以便使他听到他们谈的话。总司令在听着，偶尔会再问一遍周围说话的人说过的话，但他不参加谈话也不表达任何意见。多数情况下，听完了某一堆人的谈话后，他会面带失望的表情转过脸去，好像他们说的话根本不是他想听的。一些人在谈论所选定的阵地，与其说是在批评阵地本身，还不如说是在批评选择阵地的人脑子不够用；另一些人在证明，失误早已发生，本该在两天前就迎战；第三堆人在谈论萨拉曼卡战斗，一名刚刚到来的、穿着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 [1] 讲了战斗的经过（这名法国人正同一名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一起分析萨拉戈萨 [2] 城的被围，他们认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保卫莫斯科）；第四堆人在听拉斯托普钦伯爵讲话，他说准备同莫斯科民团一起战死在首都城下，然而他还是对没告知他实情而感到遗憾，如果他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第五堆人要展示自己战略设想的深度，他们在谈论部队应往哪个方向开拔；第六堆人说的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愁容满面，越来越忧心忡忡。从所有的谈话中库图佐夫只看到了一点：这些话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保卫莫斯科从实力上来说已没有丝毫可能性了，也就是说确实没有可能性了，假如一个发疯的总司令下了开战的命令，就会发生混乱，反正仗是无法打的；仗无法打，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承认这个阵地不行，而且他们只讨论必然要放弃这个阵地之后情形会是怎样。将领怎能把部队带到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可能作战的战场？下级军官，甚至连士兵（他们也在议论）都承认这儿不可能做战场，所以他们不能怀着必败的心情去打仗。假如贝尼格森坚持要守住这个阵地，而别人还在讨论这个阵地，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只是挑起争论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借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后，极力要展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一听到说这些，库图佐夫便不得不皱起眉头），他坚持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的目的一清二楚：假如坚守失败，责任就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因为是他命令部队不战而退到麻雀山，而一旦成功，功劳就是他的；假如他的建议遭到拒绝，他就为自己洗清了放弃莫斯科的责任。但现在库图佐夫已不去考虑这个阴谋算计了。他正在考虑另一个可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没听到任何人给过答案。现在他一心想着的问题是：“难道是我把拿破仑放进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我向普拉托夫下达撤退的命令时？还是前天晚上我在打瞌睡而让贝尼格森指挥军队时？抑或是更早？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莫斯科就应该放弃，部队就应该撤退，这个命令就应该下达。”他觉得下达这个命令就等于放弃军队的指挥权。然而他喜欢权力，习惯用权（他曾在土耳其当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公爵受到的敬重令他羡慕不已），他坚信，他注定要担负起拯救俄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违背皇上旨意的情况下，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他深信，在这种危难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统帅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当作自己的敌人；他一想到将要下达的命令便不寒而栗。但该下决心了，该终止周围的那些谈论了，那些谈论已变得过分随便起来。

他把几位职务高的将军叫到身边。

“不管我的头脑好用还是不好用，现在只能指望它了。”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马向菲利赶去，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1]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克罗萨移居奥地利，参加军职，后来在西班牙一方参加了战争，1812年8月来到俄国。

[2] 1808年，西班牙城堡萨拉戈萨英勇抵抗法军入侵。围困持续了两个多月，城堡于1809年2月20日沦陷。法国人被迫一点一点拿下城市，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