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头在行驶中。有人问，它为什么会动。第一个农民说，是鬼神在推着它走；第二个说，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还挺有把握，说是因为烟，烟都被风吹掉了。

农民的理由是难以辩驳的。要想驳倒第一个农民，就得有人出来向他证明，这世上没有鬼，或者有另外一个农民对他解释，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鬼神在推动火车头前进。直到发现漏洞百出，他们两个才知道都错了。但是那个把原因归于轮子转动的农民也会推翻自己的说法，因为他只要开始加以分析，就得想得更深更透，就得说明轮子为什么转动。在他没有弄清楚锅炉里的蒸汽压力是火车头行进的最终原因之前，他就没有停止探索的权利。第三个农民坚持认为风吹走了烟所以火车头行进，显然是觉得不能把轮子转动当作原因，就把自己身边最近的表象想当然了。

唯有力的概念，并且这种力与所见到的火车头运动所用的力相等，才能够解释火车头为什么会运行。

唯有力的概念，并且这种力与各民族全部运动所用的力相等，才能解释各民族运动为什么会发生。

然而，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力的概念都有不同的认识，他们理解的力与见到的运动所用的力并不对等。一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就像第一个农民，以为火车头里有鬼；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几种其他的力带动而产生的，就像第二个农民，看到轮子的转动带动火车头前进；还有一些人坚持智力的作用，就像第三个农民，转而关注被风吹走的烟。

到此为止，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人物——不管他们是恺撒、亚历山大，还是路德 [1] 、伏尔泰，而不是参与事件的所有人，无一例外的所有人，那么，没有迫使人们向着同一个目标运动的力的概念，叙述人类的运动就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权力，就是历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进行现在这样的叙述时，这种概念是掌握历史材料唯一的旋钮，谁要是像保克尔那样折断了这个旋钮，又不知道处理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这些材料的最后的机会。为了解释历史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权力这一概念，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他们表面上似乎摒弃了权力的概念，实际却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它。

历史科学在面对有关人类的各种问题时，至今仍然像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有点像纸币，只要没有出现拿什么做保证的问题，它就可以流通，可以使用，非常满足于自己的职能，对谁都没有坏处，甚至很有益处。只要把英雄人物的意志如何造成了事件这一问题抛诸脑后，梯也尔之流撰写的历史著作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充满教益的，除此之外，也许还有那么一些诗意。但是，就像因为纸币印制容易、发行过多，或者因为大家急于兑换黄金，于是就怀疑纸币的真实价值一样，同样的道理，因为这一类的历史著作过多过滥，或者因为有人天真地问了一句：“拿破仑究竟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一切？”也就是当大家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著作的真正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却像另一类人——他们认为纸币有时候不太方便，就决定用密度小于黄金的金属铸成硬币以取而代之。铸造出来的硬币确实叮当响，但也仅仅只是叮当响而已。纸币好歹还可以糊弄无知的人们，但那些只会叮当响却毫无价值的硬币蒙骗不了任何人。正如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交换，还有实际的用途一样，通史学家只有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历史的这一本质问题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可是，通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漏洞百出，文化史学家则干脆绕开这一问题，做一番毫不相干的解释。就像貌似黄金的金属的筹码只能在承认它可以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对黄金属性毫不知情的人们中间使用，同样的道理，通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在没有回答人类那些本质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出于某种目的，不过是充当了在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1] 路德（1483—1546），德国著名宗教活动家，欧洲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新教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