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于六月底来到了部队总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驻扎在德里萨河畔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里。第二军的部队在撤退，力图和第一军会合。据说，他们与第一军的联系被法国人的大部队给切断了。俄军所有人都对战事的总体进展表示不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敌军入侵俄国各省的危险，也没料到战火有可能烧到波兰西部各省以外的范围。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找到了巴克莱·德·托利，他被派到这里来任职。由于营地附近没有一个大点儿的村子或地方，大量的将军以及随军大臣便驻扎在河两岸数十俄里几个村落最好的房屋里。巴克莱·德·托利驻扎的地方离皇帝有四俄里远。他冷冰冰、干巴巴地接待了博尔孔斯基，带着德国口音说他将向皇帝请示关于他的任职安排，请他暂时在自己的司令部里供职。安德烈公爵希望能在部队里找到阿纳托利·库拉金，但是他并不在这里；他在彼得堡，这一消息让博尔孔斯基感到高兴。身处这场大战的中心，这吸引了安德烈公爵的兴趣，于是他为自己能够暂时摆脱对库拉金的愤恨而感到高兴。在最初四天里，安德烈公爵未被派往任何地方，便在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四处转悠，想凭借自己的知识以及通过与了解情况的人交谈尽可能对营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是关于该营地是否有利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得到答案。凭自己的军事经验他相信，最深谋远虑的计划在军事上也毫无意义（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远征中所见到的），一切取决于对敌军突然发起的、无法预见的行动所做出的反应，取决于由谁来指挥和如何来指挥整个战事。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熟人力图深入了解部队的指挥层，了解参加指挥的人员和派别的情况，最后他对形势得出如下见解。

皇帝驻在维尔诺时，部队便被分为三部分：第一军由巴克莱·德·托利指挥，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指挥，托尔马索夫 [1] 指挥第三军。皇帝随第一军行动，但其身份不是总司令。命令中也没说皇帝要亲自指挥部队，只说皇帝将与部队同行。此外，皇帝没有设总司令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营总部，他手下有担任皇帝行营总务长官的军需总监沃尔康斯基公爵、一些将军、武官侍从、外交官员以及数量众多的外国人，但没有军队的指挥部。除此之外，皇帝身边还有一些没有任何职务的阿拉克切耶夫——前军务大臣、在将军中军衔最高的贝尼格森伯爵、皇储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作战计划的总起草人普弗尔、侍从将军撒丁人保鲁奇、沃尔佐根和许多其他人。这些人虽在军中却没有职务，但他们的地位却很有影响力，一个军长，甚至是总司令都常常弄不清楚，贝尼格森，或者亲王，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沃尔康斯基公爵是以什么身份去过问事态发展，提出各种建议，弄不清某个以建议形式下达的指示是他们自己的意图还是皇帝的旨意，不知道是否需要执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近臣们的角度来看（有皇帝在场大家都变成了近臣），皇帝以及所有这些人待在这里的根本意义大家都很清楚。它的意义在于：皇帝虽没有接受总指挥的头衔，却统领着全军，周围的这些人则是他的帮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是皇帝的安全卫士；贝尼格森是维尔诺省的地主，他似乎是在尽地主之谊，而实际上他是一名出色的将军，能提出好建议，而且随时可以拿他替代巴克莱；亲王待在这里是因为他乐意这样；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之所以在这里，除了他可以出些好主意外，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对他的个人品质评价很高；阿姆菲尔德是一名非常自信的将军，他极端仇视拿破仑，这点对亚历山大永远具有影响力；保鲁奇待在这里是因为他说话大胆而果断；那些侍从将军待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只要有皇帝在的地方，就会有他们；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普弗尔之所以待在这里是因为他起草了这场抗击拿破仑战争的计划，并且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合理性，他指挥着所有作战行动。普弗尔手下还有沃尔佐根，他能用比普弗尔本人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普弗尔的思想。普弗尔是一位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他态度生硬，极端自信，蔑视一切。

除了提到的这些俄国人和外国人之外（特别是这些外国人，因为是在别人的国土上采取行动，他们特别大胆，每天都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新想法），还有很多次要人物，他们待在部队里是因为他们的上司在这儿。

这是一个人才济济且个个都自视很高的庞大人群，在他们忙忙碌碌的各种想法和声音中间，安德烈公爵看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倾向和派系。

第一派是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他们是战争理论家，相信有战争科学，相信在战争科学中有不变的规律，如斜行进、迂回等等。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要求向俄国纵深撤退，按照他们可疑的军事理论中规定的精确原则撤退，任何背离这个理论的行为都被他们视为野蛮、无知和居心叵测。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的王子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以及其他一些人，主要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正好对立。正如通常所见的那样，有了一个极端，就会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还在维尔诺时，这一派的人便要求进攻波兰，摆脱事先制订的各种计划的束缚。此外，这一派的代表主张采取勇敢的行动，他们同时还是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争论中变得更加片面。这是些俄国人：有巴格拉季翁和地位开始上升的叶尔莫洛夫等人。这段时间流传着叶尔莫洛夫的一个著名笑话，好像他曾请皇帝开恩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别的人缅怀苏沃洛夫，常说要做的不是思前想后，不是用大头针在地图上做记号，而是去战斗，去杀敌，拒敌于国门之外，不能让军队丧失斗志。

属于第三派的有在前两派之间采取折中的朝臣们，他们最受皇帝信任。这一派的人大都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便属于这一派。他们所想的、所说的都和平常人一样，没有什么信念却又尽量装出有信念的样子。他们说，打仗，尤其是与波拿巴（他又被称为波拿巴了）这样的天才打仗，无疑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意图和对军事科学精深的研究，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个天才；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理论家们经常是片面的，因此不应该完全相信他们，还要听听反对普弗尔的人们是怎么说的，还要听听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有作战经验的人怎么说，然后取各家之长。这一派人坚持按普弗尔的计划坚守德里萨营地，改变其他两军的行动方向。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不能达到任何目的，但是这一派的人却觉得这样做要好些。

第四派中最有名的代表便是亲王——皇室的继承人，他忘不了奥斯特利茨的失落。那次他像参加检阅一般顶盔掼甲骑马走在近卫兵的前面，本打算威风凛凛地击溃法国人，却不料到了第一线，在一片混乱中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在发表意见时这一派人的优点是坦诚，不足也是坦诚，他们害怕拿破仑，只看到敌强我弱，而且直言不讳。他们说：“除了痛苦、耻辱和毁灭之外，这一切不会有别的结果！我们放弃了维尔诺，放弃了维捷布斯科，还将放弃德里萨，我们能做的明智之举只有一个，那就是趁我们还未被赶出彼得堡，赶快缔结和约！”

这种观点在军队上层很盛行，既得到了彼得堡的支持，也得到了由于其他国务原因而主张议和的一等文官鲁缅采夫的支持。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拥护者，与其说这些人是在拥护他这个人，还不如说是在拥护军务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这个人怎样（他们总是这样开头），他是一位正直能干的人，没有谁比他更好。就把实权给他吧，因为没有统一领导的战争不可能进展顺利，他定会像在芬兰一样，证明自己的能力 [2] ，如果说我们的军队能够保持秩序和实力，退到德里萨而没有遭受什么败绩，这都归功于巴克莱。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去换掉巴克莱，那么一切就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七年便暴露了自己的无能。”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的追随者，他们说的恰恰相反：说到底还是没人比他更能干，更有经验。转来转去，最后还得找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撤退到德里萨河是最可耻的失败和一连串的失误。“他们犯的错误越多越好，至少大家能更快地明白过来，这样是行不通的。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巴克莱，而是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早在一八○七年他便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拿破仑本人都给他以公正的评价。人们很乐意认可这样的人掌权——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贝尼格森。”

第七派是一些将军和侍从武官，在皇帝周围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亚历山大皇帝手下这样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对国君忠心耿耿，但他们不把他当作皇帝来崇拜，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真诚无私地去崇拜，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五年对他的崇拜一样，他们从他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所有美德，而且是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称赞皇帝拒绝指挥军队的谦虚，但是又责怪他过分谦虚，他们只希望自己崇拜的皇帝能够增强自信并坚持要他公开宣布成为军队统帅，组建自己的总司令部，亲自统领军队作战，当然在必要时还应征求经验丰富的理论家和实战家们的意见，只要这样就能极大地鼓舞军队的斗志。

第八派为数众多，就众多的人数来讲，他们与其他派别的比例是九十九比一。他们既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打仗；既不愿意进攻，也不喜欢这些防御营地；既不是在德里萨河，也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他们不支持巴克莱、皇帝、普弗尔，也不支持贝尼格森；但他们只想着一件事，而且是最关键的事：为自己捞取最多的好处和快乐。

在皇帝行宫这一池错综复杂、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浑水里，可以捞到其他时候想都想不到的好处。这个人只为保住自己的有利地位，今天同意普弗尔的意见，明天又赞同他的反对者，后天又声称自己对某事没有任何看法，目的只是为了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那个人想捞好处，就大声呼喊着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事情，以引起皇帝的注意，他们在会上吵吵嚷嚷，大喊大叫，捶着胸脯向持不同意见的人提出决斗，以此表明自己准备为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还有人索性在歇会时，趁对手不在场，要求对他的尽职尽责一次性发给补贴，因为他知道这时人们无暇拒绝他。有人总是在埋头苦干的时候不经意地出现在皇帝面前。也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参加皇帝的宴会，便拼命去证明某个刚刚发表的见解正确与否，为此还引用一些或多或少算是公正有力的证据。

这一派的人都追逐卢布、勋章和官衔，在这种追逐中他们看风使舵，关心的只是皇帝的好恶，一发现皇帝的风向标偏向某方向，军中这群不劳而食的雄蜂便也朝这个方向吹风，皇帝因此就很难把风向标调向另一方向。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严峻可怕的危险使一切都变得令人不安的情况下，在这场钩心斗角、明哲保身、各种观点和情感剧烈冲突的旋涡中，在这不同种族的人群中，这个只顾个人利益的而且人数最多的第八派给事情添了不少乱子。不管提出什么问题，这群雄蜂就立刻撇下上一个尚未弄清的问题，嗡嗡叫着朝新目标飞来，他们的嗡嗡声遮蔽了真诚的辩论。

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时，从所有这些派别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第九派，开始提高嗓门儿说话了。这是一些有智慧、有政治经验的长者，他们善于客观地观察行宫总部里发生的一切。在意见对立的各方中，他们独立地思考着摆脱这种动荡不定、犹豫不决、软弱混乱局面的办法。

这一派人所想所说的是，事情主要在于皇帝和他的宫廷武将们不该待在军队，不该把那种宫廷惯有的模棱两可、相互牵制、摇摆不定的关系带到军队，这于军队是有害的。皇帝应该当他的皇帝，而不是指挥军队；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皇帝带着他的朝臣们离开军队；皇帝待在这里，仅安全保障这一项就把五万部队绑死了；一个最差劲、但能独立自主的总指挥也要比一个最优秀、但因皇帝的亲临而受到牵制的总指挥强。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无所事事的时候，这一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务秘书希什科夫给皇帝写了封信，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在信中，希什科夫利用皇帝允许他就整个战事进程发表意见的机会，借口首都的人民需要皇帝去鼓舞斗志，恭请皇帝离开部队。

由皇帝来鼓舞民众的斗志，号召民众奋起保卫祖国——这是对民众最大的鼓舞（何况是皇帝亲临莫斯科），后来这成了俄国获胜的主要原因。这条建议在当初是作为让皇帝离开军队的借口被报呈和采纳的。

[1] 托尔马索夫（1752—1819），俄国骑兵上将。——译者注

[2] 巴克莱·德·托利在芬兰并入俄罗斯后任首任总督，支持芬兰实行自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