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押皮埃尔的拘留所里，逮捕他的军官和士兵对他怀有敌意，但是同时也尊敬他。在他们对他的态度中，既有对他到底是什么人的疑问（是否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有他们仍记忆犹新的与他搏斗中产生的敌意。

但是第二天早晨换班的人来了以后，皮埃尔就感觉到，新的看守们——军官和士兵——对他的看法与逮捕他的那些人的看法已经不同了。的确，对于这个穿着农民长衫的大胖子，第二天的看守们已经不再把他当成拼命与抢劫者和押送士兵搏斗并自鸣得意地说救了一个孩子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把他看作按照上级命令逮捕并关押在这里的第十七个俄国人。如果说在皮埃尔的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则只有他那副毫不畏惧、专注沉思的样子以及一口流利的法语，他能用法语很好地表达思想，这让法国人吃惊。尽管如此，就在那天他们还是把皮埃尔和其他被捕的可疑分子关在了一起，因为一个军官要用原来单独关押他的那个房间。

和皮埃尔关押在一起的所有俄国人，都是最下层的人。他们在认出皮埃尔是贵族老爷以后，都疏远他，更何况他还会说法语。皮埃尔听到他们嘲讽他，感到很伤心。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得知，所有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大概也包括他在内）都要因纵火事件而受到审判。第三天，皮埃尔和其他人被带到一座房子里，那里面坐着一位白胡子法国将军、两个少校以及其他一些手臂上佩戴着武装带的法国人。皮埃尔和其他人一样，被问了他是什么人、到过哪里、目的何在等一些问题，提问用的都是那种克服了人性弱点的准确、毫不含糊的语气，而这种语气通常在审问犯人时才用。

这些问题抛开实际发生事件的实质，并且排除揭示这一实质的可能性，像在法庭上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样，目的仅仅在于设置一条沟渠，审判者们希望被审判者的回答都沿着它而流动，从而把他引向既定的目的，也就是指控其犯了罪。只要他刚一开始说一些不符合给他定罪这一目的的话，他们立刻就启用沟渠，使水能够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流淌。此外，皮埃尔也体验到了被审判者在所有法庭上都能体验到的那种感觉：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觉得，只有出于宽容或者似乎出于尊敬才采用这种暗设沟渠的巧妙手段。他知道他处于这些人的权力支配之下，只有权力才能把他带到这里来，只有权力才使他们有权要求回答这些问题，也知道他们聚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指控他有罪。因此，由于拥有了权力和定罪的愿望，那么就不需要采用这种提问题和审判的手段了。显然，所有的回答都会被归结为犯有罪责。对于被捕时在干什么的问题，皮埃尔略带伤感地回答说，他正要把一个他从火里救出来的孩子交给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同抢劫者打了起来，皮埃尔回答说，他在保护女人，他说保护受到欺辱的女性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他们打断了他的话：这与案情无关。有人看到他在房子着了火的院子里，他为什么在那儿？他回答说，他正要去看看，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话又被打断了：说没问他到哪里去了，而是问他为什么站在着火的地方的旁边。问他是什么人，又重复问了他说不想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他还是回答说，他不能说出他是谁。

“记下来，这不好。非常不好。”白胡子和红脸膛的将军严厉地对他说。

第四天，祖波夫土堤 [1] 一带也开始着火。

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带到克里木浅滩 [2] 附近一个商人家的马车棚里。在经过一些街道时，皮埃尔被似乎笼罩着全城的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四面八方都是大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烧的意义，因此他惊恐地看着这些大火。

皮埃尔在克里木浅滩附近的一个宅院的马车棚里又度过了四天，在这些天里，他从法国士兵的交谈中得知，所有被关押在这里的人每天都在等一个元帅的决定。到底是在等哪个元帅，皮埃尔没能从士兵那里获知。显然，对士兵来说元帅是最高的而又有些神秘的权力环节。

最初几天，也就是九月八日被捕者被第二次带去受审的那天之前，对皮埃尔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日子。

[1] 1820年以后，这里建了祖波夫街心花园和祖波夫广场，现在仍然是莫斯科市民喜爱的休息游玩之地。——译者注

[2] 当时的地名，后来在这里建了克里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