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德烈和娜塔莎订婚后，皮埃尔忽然没缘由地觉得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了。无论他多么相信恩人揭示给他的真理，无论他在热衷修炼内心自我完善的最初时光是多么快乐，但在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订婚后，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死后（这两个消息他几乎是同时得知的），对于他来说，以前生活的所有魅力都忽然消失了，生活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的房子和正获得某位要人恩宠的光彩照人的妻子，与全彼得堡的人结识和徒有形式的无聊职务。以前的生活忽然令他非常厌恶。他不再写日记，开始回避社交活动，又开始上俱乐部、酗酒、与单身朋友接近。他的生活变成这样，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认为有必要对他提出严厉的批评。皮埃尔觉得她是对的，为了不损害妻子的名誉，他起程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一进到自己的大宅子（那里住着几位已经憔悴和正在憔悴的公爵小姐以及众多仆人），一看见伊韦尔小教堂那金衣圣像前闪烁的无数烛光（马车驶过城区看见的），一看见克里姆林广场那尚未被马车碾过的白雪，还有那些马车夫、西夫采夫·弗拉日克 [1] 的破棚子，看见那些悠闲自在、无欲无求、安度晚年的莫斯科的老头儿老太太，看到莫斯科贵妇、舞会和英国俱乐部——这些都让他觉得到家了，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难所。住在莫斯科，就像穿一件不大干净的旧大褂一样让他感到习惯、安心和温暖。

莫斯科的社交界，从老妇人到小孩子，就像对待一位久违的客人（总是给他留着空位）一样接纳了皮埃尔。对于莫斯科的上流社会来说，皮埃尔是一位最可爱、最善良、最聪明、最快活、最宽宏大度的怪人，也是一位漫不经心的、热忱的旧式俄罗斯老爷。他的钱包总是空空的，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敞开着。

募捐会、粗劣的画作、雕塑、慈善团体、茨冈人、学校、认购聚餐、狂饮、共济会员、教堂、书籍——不管是谁，不管是为什么事找他，皮埃尔都来者不拒。要不是两个借了他很多钱的朋友主动监管他，他会花掉所有的钱。俱乐部里宴会和晚会没有一次少了他。每当他喝完两瓶马尔戈酒 [2] 往沙发上的老地方一倒，众人便将他围住，开始闲谈、争论和说笑。哪里发生了争论，他总是和善地微微一笑，适时地说个笑话使大家和解。共济会员的聚餐会要是没有他在场就变得乏味、没精打采。

和单身汉们用过晚餐后，当他拗不过这帮快乐伙伴的请求面带善良而甜蜜的笑容起身和他们一起去玩时，年轻人中间常常会响起一片兴奋的欢呼声。在舞会上要是男舞伴不够，他也跳舞。年轻的太太、小姐们都喜欢他，因为他不讨好任何人，对所有人都是一样殷勤，尤其是在晚餐后。“他太可爱啦，没有性别。”人们都这样说他。

皮埃尔曾是一位宫廷高级侍从，现已退职，在莫斯科幽居。像他这样的人当时有几百。

要是倒退七年，在他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不需要去寻求和思考任何东西，他的人生道路早已开通并已经永远确定，不论他如何挣扎，他都将像所有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样，那他会感到多么可怕，他不会相信这些话的。难道不是他全心全意地希望在俄国建立共和国，希望成为拿破仑，成为哲学家、战略家，成为打败拿破仑的胜利者吗？难道不是他认为有可能并热忱地希望改造堕落的人类与自身而达到完美的最高境界吗？难道不是他建立了一些学校、医院、还给农民以自由吗？

而代替所有这一切的是：现在的他只是一个退了职的高级侍从，一个风流女人的富有丈夫，喜欢吃吃喝喝，喜欢敞开衣扣骂两句政府，一名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和人人喜爱的莫斯科社交界的一员。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想到自己也是一名退职的莫斯科高级侍从就受不了，七年前，他曾多么鄙视这一类人。

有时他安慰自己说，这只是他暂时的生活方式，不过后来的另一种想法却令他恐惧：有多少人像他一样，也在风华正茂之年暂时走进这个俱乐部，染指这种生活，而出来时却已是风烛残年。

当他为自己的地位感到骄傲时，他觉得自己是另外一种人，完全不同于那些从前他所不齿的退职侍从，那些人庸俗，愚蠢，沾沾自喜，满足现状。“而我就是现在也一直不满足，一直在想着为人类做点什么。”骄傲的时候他会这么对自己说。“也许我的那些伙伴也都跟我一样，奋斗过，寻觅过自己新生之路，但也像我一样被这种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环境、社会和大自然的力量——带到了我今天的位置。”谦虚时他对自己这么说。在莫斯科住了一段以后，他不再鄙视那些与他同病相怜的伙伴儿了，而开始喜欢、尊重、可怜他们，就像怜惜他自己一样。

皮埃尔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生活感到绝望、阴郁和厌恶。但以前曾剧烈发作过的那些老毛病已在他心里扎了根，没有一刻离开过他。“干吗呀？为什么？世上发生的都是些什么事？”他一天好几次困惑地问自己，不由自主地去思考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含义；但凭着经验他知道，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于是便赶紧撇开这些问题，拿起书本或者赶去俱乐部，或者去阿波罗·尼古拉耶维奇那儿扯一些城里的各种闲话。

“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是世界上最蠢的女人之一，她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从不爱任何东西，”皮埃尔想，“可是在众人眼里她却极为高雅和睿智，大家都崇拜她。拿破仑·波拿巴是个伟人时，他受到所有人的鄙视，而自从他成为那个可怜的丑角后，弗朗茨皇帝却想方设法把女儿送给他做外宅 [3] 。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僧侣向上帝祈祷感恩是因为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也通过天主教僧侣向上帝祈祷感恩，也是因为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西班牙人。我那些共济会的弟兄歃血盟誓，准备为兄弟牺牲一切，却不肯为济贫募捐出一个卢布。他们鼓动阿斯特列亚派反对寻找吗哪派 [4] ，为弄到一块真正的苏格兰毯和一纸正本文件而奔忙，而这份文件的意义就连撰写它的那个人也不明了，也无人需要 [5] 。我们都宣扬基督教宽恕和爱人的教律，为此还在莫斯科修建了为数众多的教堂；可昨天他们还把一个逃兵鞭打致死，而神父——为宽恕和爱人这条教律而服务的仆人，却在刑罚前让这个士兵吻了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着。这种众所周知的虚伪（尽管他早已习惯）还好像是某种新鲜事，每次都令他震惊。“我理解这种虚伪和混乱，”他想，“可是该怎样把我所理解的一切告诉他们？我尝试过，可总是发现他们在内心深处和我一样明白，只是都尽量无视它的存在。看来，就当如此！可我呢，我该在何处藏身？”皮埃尔想。他领教过许多人，尤其是俄罗斯人的那种不幸的能力——洞察善良与真理并相信它们的力量，对生活中的罪恶与谎言看得过于明白因而无法认真地参与生活。在他的眼中，所有的劳动都与罪恶和欺骗联系在一起，不论他试着做个什么样的人，着手做什么样的事，罪恶与谎言都会把他推开，堵住他行动的全部道路。与此同时又应该去生活，应该“有所事事”，这些无法解决的人生问题的压迫实在是太恐怖了。于是他便碰上什么就喜欢什么，目的只是为了忘记这些问题。他穿梭于形形色色的社团之中，酗酒、买画、盖房，主要还是读书。

他爱读书，所有手边的东西他都读：一到家，仆人还在帮他脱外套，他就拿起书来读了，读着读着便睡着了，醒来后便在客厅和俱乐部闲聊，之后是酒宴和女人，之后又是闲聊、读书、饮酒。对于他来讲饮酒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不仅是身体上的，同时是精神上的需要。尽管医生告诉过他，对于他这种胖人来说饮酒是很危险的，但他仍然喝得很多。只有在不知不觉中灌进几大杯酒后，身体感到一种惬意的温暖，对身边的人都充满温情，大脑对一切想法只能做出表面的反映，而不去深究它的实质，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感到浑身舒畅。只有在一两瓶酒下肚以后，他才迷迷糊糊地感到生活中那个从前令他恐惧的乱七八糟的死疙瘩并没有他所想的那样可怕。脑子里嗡嗡作响，闲聊，听别人说话，或是在饭后读书时，他总能看到这个死疙瘩，看到它的某一方面。而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才告诉自己：“这没什么，我会把它解开的，看，我有现成的解释。不过我现在顾不上，以后我会把这一切考虑好的。”但是这个“以后”却从未出现过。

早晨，空肚子的时候，所有的老问题看起来都无法解决，令人恐怖。皮埃尔便赶紧抓起书本，要是有人来访，他便感到高兴。

有时皮埃尔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打仗时，当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下躲在掩体里无事可做时，他们都尽量给自己找点儿事做，这样危险就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于是所有人在皮埃尔面前都成了那些逃避生活的士兵：有人靠荣誉，有人靠打牌，有人靠编纂法令，有人靠女色，有人靠玩具，有人靠骑马，有人靠政治，有人靠打猎，有人靠喝酒，有人靠国家事务来逃避生活。“没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也没什么是举足轻重的，都一样。只要能够逃避生活，不管靠什么方法！”皮埃尔想，“只是不要让我看见它，这个可怖的它。”

[1] 西夫采夫·弗拉日克是莫斯科当时的一条街巷，为贫民聚居区。——译者注

[2] 马尔戈酒是法国纪龙德省出产的一种葡萄酒。——译者注

[3] 拿破仑于1809年与妻子约瑟芬离婚后不久，法奥两国联姻，拿破仑于1810年娶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的女儿玛利娅·路易莎为妻。皮埃尔认为这桩婚姻不合法，故有“外宅”一说。——译者注

[4] 这是当时彼得堡共济会的两个分会。“吗哪”一词源出《圣经·旧约》中的《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神赐的一种食物。——译者注

[5] 每个共济会分会都有一块饰有各种象征图案的毯子，他们都力图从最早的苏格兰共济会弄到这种毯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