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帕甫洛夫娜微笑了一下，并答应管教皮埃尔，安娜知道瓦西里公爵是皮埃尔父系的亲戚。先前坐在姑母身边的那位上年纪的夫人急忙站了起来，在前厅里追上了瓦西里公爵。她脸上原来那种假装出来的兴致已经消失了。她那张善良的、哭过的脸上只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

“公爵，关于我的鲍里斯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当她在前厅里追上他时说道（她说到鲍里斯的名字时，特别在“鲍”字上加了重音），“我不能在彼得堡再待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给我那可怜的男孩带去什么信息呢？”

尽管瓦西里公爵很不情愿地，几乎是不礼貌地听着这个上年纪的夫人说话，甚至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但是她仍向公爵流露出亲热的、令人感动的微笑，她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走。

“您只要向皇上替我说上一句话，他就可以直接被调到近卫军去了。”她恳求道。

“公爵夫人，请您相信，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我一定为您办到，”瓦西里公爵答道，“但是我很难向皇上提出请求。我倒是建议您通过戈利岑公爵去找鲁缅采夫 [1] ，这样做更为明智。”

上年纪的夫人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德鲁别茨卡娅是俄国最好的姓氏之一，但是她穷，早就脱离了上流社会，失掉了往日的社交联系。她这次来是为了把自己的独子安排到近卫军中去。只是为了见到瓦西里公爵，她才不请自来参加安娜·帕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只是为了这一目的，她才听子爵讲故事。瓦西里公爵的话使她大为震惊，她那昔日俊俏的容貌流露出愤恨的神态，但是这神态只持续了片刻。她再一次微笑了，并且把瓦西里公爵的手握得更紧了。

“请听我说，公爵，”她说道，“我从未求过您，今后也不会再来求您，我从未向您提起过我父亲对您的深情厚谊。但是现在我以上帝神圣的名分向您恳求，请您为我儿子办成这件事，我会把您当作恩人。”她急忙补充说，“不，您不要生气，请您答应我。我向戈利岑求过情，他拒绝了。请您像过去那样，发发善心吧。”她说道，竭力地露出微笑，而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待在门边等候的公爵小姐艾伦扭转她那长在极具古典美肩膀上的美丽的头，说道。

但是，在上流社会中权势就是资本，要珍惜资本，使它不会消失。瓦西里公爵懂得这一点。他心里想，如果他替每个向他提出请求的人去求情，那么，要不了多久他就不可能去替自己请求什么了，他很少利用过自己的权势。但是在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经过她再次央求之后，他心里产生一种有如遭受良心谴责的感觉。她使公爵回想起真实的往事：公爵开始供职时，他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她的父亲。除此之外，从她采用的手法上他看到，有一些妇女，尤其是母亲，她们一旦做出主张，不实现这个主张她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否则，她们就每日每时地缠着您，甚至于无理取闹，她就是这类女人。想到最后这一点，他有点动摇了。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说道，嗓音中带有他平素表露的亲昵而又苦闷的意味，“对于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您想要我做的事；但是，为了向您证明我多么爱您和怀念您已故的父亲，我要办到这件不可能的事：您的儿子将会被调到近卫军中去。这就是我的保证，您觉得满意吗？”

“我亲爱的，您是个行善的恩人！您这样做，正是我所期盼的。我知道您多么善良。”

他想走。

“请等一等，我还有两句话。但当他调到近卫军中之后……”她犹豫了一下，“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的交情不错，请您把鲍里斯推荐给他当副官。那时候我就放心了，那时候也就……”

瓦西里公爵微笑了一下。

“这个我不能答应。您知道吗，自从库图佐夫被委任为总司令以来，有多少人缠着他呀 [2] 。他曾亲口对我说，莫斯科的太太们就像串通好了似的，都要把她们自己的孩子给他当副官。”

“不，您答应吧，我不放您走，我亲爱的恩人。”

“爸爸，”那个美人又用同样的腔调重复地说了一遍，“我们要迟到了。”

“好了，再见吧，告别吧，您看……”

“那么，您明天禀告皇上吗？”

“我一定禀告。可是库图佐夫那儿我不敢允诺。”

“不，请您答应吧，答应吧，瓦西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跟在他身后说道，她脸上露出青年妇女卖弄风情的那种微笑。从前这大概是她惯用的一种微笑，而现在与她那消瘦的面容很不相称了。

显然，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她习惯地使出女人向来所固有的种种手腕。但是当他刚一走出去，她的脸上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冷冰冰的造作的表情。她回到子爵继续在讲故事的那个小组，又装出一副在听故事的模样，等待时机离开，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妥了。

“可是，您对最近在米兰举行加冕礼这出喜剧怎么看 [3] ？”安娜·帕甫洛夫娜说道，“还有新的喜剧呢：热那亚和卢卡的各族民众向波拿巴先生表达自己的意愿。波拿巴先生就坐在宝座上实现各族民众的愿望。嗬！太美妙了！不，这会使人发疯。想想看，全世界都神魂颠倒了。”

安德烈公爵直盯着安娜·帕甫洛夫娜的脸冷笑了一下。

“上帝赐予我王冠，谁触到王冠，谁就会遭殃。”他说道（这是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据说，他说这句话时，派头十足。”他补充说，又用意大利语把这句话重说一遍，“上帝赐予我王冠，谁触到王冠，谁就会遭殃。”

“我希望这是忍让的极限，是他的最后一桩恶行，各国国王再也不能容忍这个给万物造成威胁的人了。”安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说。

“各国国王？我不是说俄国，”子爵彬彬有礼地，但很失望地说道，“各国国王！他们为路易十六、为王后、为伊丽莎白都做了些什么呢 [4] ？什么也没有做。”他继续说，越说越兴奋，“请相信我，他们会因背叛波旁王朝的事业而受到惩罚的。这些国王！他们还派出使节去向这个篡位者表示祝贺。”

他轻蔑地叹了一口气，又变换了姿势。伊波利特戴着长柄眼镜久久地望着子爵，他听到这些话后，忽然向那娇小的公爵夫人转过身去，向她要来一根针，开始用针在桌子上描绘孔德 [5] 徽章，指给她看。他意味深长地向她讲解这种徽章，好像公爵夫人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似的。

“孔德住宅的徽章是一张张开的兽嘴，嘴里插着一根权杖，周围缠绕着天蓝色的兽嘴。”他说道。

公爵夫人微笑着听他讲。

“如果波拿巴在法国的王位上再保留一年，”子爵继续已经开始的话题，摆出一副比所有人都了解这件事的架势，不听别人说什么，只注意自己的思路，一个劲儿地往下说，“那么事情就会走得太远。阴谋、暴力、放逐、死刑将会永远把社会，我指的是优秀的法国社会，毁灭掉，到那时……”

他耸了耸肩，两手一摊。皮埃尔对谈话发生了兴趣，本想说点什么，但是守候着他的安娜·帕甫洛夫娜打断了他。

“亚历山大皇帝宣称，”她带着每当谈起皇族时就会流露出的忧郁心情说，“他将让法国人自己选择政体形式。所以我想，毫无疑义，摆脱了篡夺王位的贼寇之后，举国上下立刻会掌握在合法的国王手上。”安娜·帕甫洛夫娜说道，尽力向这个侨居的君主主义者献殷勤。

“这点值得怀疑，”安德烈公爵说，“子爵先生十分公正地认为事情走得太远了。我想，很难再回复到旧的状态中去。”

“据我所闻，”皮埃尔红着脸又插话说，“几乎整个贵族阶层都转向波拿巴一边了。”

“这是波拿巴分子说的，”子爵眼睛没有看皮埃尔说道，“现在很难了解法国的社会舆论。”

“这是波拿巴说的。”安德烈公爵冷笑着说。（看得出来，他不喜欢子爵，虽然他没有看子爵，但这些话是冲着他说的。）

“‘我给他们指出光荣之路’，”他沉默片刻之后，又重复拿破仑的话，说道，“‘他们不愿意走；我给他们打开前厅的门，他们成群地冲了进来……’[6] 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这样说。”

“无任何权利，”子爵反驳说，“在公爵被谋杀之后甚至最有偏见的人也不再认为他是英雄。即令他在某些人面前曾经是英雄，而在公爵被谋杀之后，天堂就多了一个受难者，尘世也就少了一个英雄。”子爵对安娜·帕甫洛夫娜说。

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其他人还没来得及用微笑来表示赏识子爵讲的这番话，皮埃尔又兴冲冲地插话，尽管安娜·帕甫洛夫娜预感到他会开口说些不体面的话，可是她已经无法遏止他了。

“处恩吉延斯基公爵以死刑，”皮埃尔说道，“此举是国家的需要。拿破仑不怕独自一人承担这一行动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他精神的伟大。”

“我的天哪！”安娜·帕甫洛夫娜用可怕的声音低声说道。

“怎么，皮埃尔先生，您把谋杀看作是精神的伟大吗？”娇小的公爵夫人说道，她一面微笑，一面把针线活儿移到自己身旁。

“啊！噢！”屋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

“太好了！”伊波利特公爵用英语说道，并开始用手掌敲打自己的膝盖。子爵只是耸耸肩。

皮埃尔扬扬得意地朝眼镜上方瞅了瞅听众。

“我之所以这样说，”他毫无顾忌地继续说下去，“是因为波旁王朝回避革命，让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唯独拿破仑善于理解革命，战胜革命，因此，为共同的事业，他不能顾及一人之命而停步不前。”

“您愿不愿意到那张桌上去？”安娜·帕甫洛夫娜说道。可是皮埃尔没有回答，继续讲下去。

“不，”他愈益兴奋地说，“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高于革命，制止了它的非法活动，保存了公民平等、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样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才获得了政权。”

“是的，假如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利用它来杀人，而把它交给合法的国王。”子爵说，“那么，我就会称他为伟人。”

“他不能这么做。人民把政权交给他，就是要他把人民从波旁王朝之下解救出来，因此人民才把他视为伟人。革命是一番伟大的事业。”皮埃尔先生继续说道。他毫无顾忌地、挑战似的插进这句话，借以显示他风华正茂，想快点把话全部说出来。

“革命和杀死沙皇是伟大的事业？……此后……您愿不愿意到那张桌上去？”安娜·帕甫洛夫娜把话重说了一遍。

“卢梭的《民约论》 [7] 。”子爵温和地微笑着说道。

“我不是说杀死沙皇，而是说主张。”

“是的，抢夺、刺杀、杀死沙皇的主张。”一个讥讽的声音又打断他的话了。

“显然，这是极端行为，但这不是其全部意义，其意义在于人权，在于摆脱偏见的束缚，在于公民的平等权益。所有这些主张拿破仑完全坚持了。”

“自由与平等，”子爵蔑视地说，好像他终于拿定主意向这个青年证明他的话有多么愚蠢，“这些都是浮夸的话，早已声名狼藉了。有谁不热爱自由与平等？我们的救世主早就鼓吹过自由平等。难道人们在革命以后变得更幸福了吗？恰恰相反。我们都希望自由，而波拿巴把它毁了。”

安德烈公爵面带微笑，时而瞧瞧皮埃尔，时而瞧瞧子爵，时而瞧瞧女主人。虽然安娜·帕甫洛夫娜早已习惯于上流社会的交往，但起初，皮埃尔的这些越轨之举把她吓了一跳。但是，当她看到，尽管皮埃尔说了一些渎神的坏话，子爵并没有大动肝火，当她确信不可能遏止这些言谈的时候，她就鼓足了劲儿，加入到子爵一方，向发言者发动进攻。

“可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安娜·帕甫洛夫娜说道，“一个伟人可以处死公爵，以至无须法庭，无须罪证就可处死任何人，您对这事作何解释呢？”

“我想问一问，”子爵说道，“先生对雾月十八日作何解释呢 [8] ？难道这不是欺骗吗？这种骗人的勾当根本不像是伟人的行为方式。”

“而那些被他屠杀的非洲俘虏呢 [9] ？”娇小的公爵夫人说道，“这真可怕！”她耸耸肩膀。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道。

皮埃尔先生不知该回答谁，他朝大伙儿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一阵微笑。他的微笑与别人的不同。他们是似笑非笑，而他的笑恰恰相反，当他面露微笑的时候，那种一本正经，甚至有些阴沉的脸色突然间就立刻消失了，露出另一种幼稚、善良，甚至有点傻气，仿佛在乞求别人宽恕的神态。

第一次见到他的子爵明白了，这个雅各宾分子不像他的话那样可怕。大家都沉默不语了。

“你们想让他一下子回答大家的所有问题吗？”安德烈公爵说道，“而且在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行为中，必须区分私人行为、统帅的行为或皇帝的行为。我是这样认为。”

“是的，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皮埃尔赶紧接话。有人替他讲话，他感到非常高兴。

“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上是伟人 [10] ，在他向鼠疫患者伸出援助之手的雅法医院里是伟人 [11] ，但是……但是有一些别的行为就很难为之辩解了。”

显然，安德烈公爵想缓和一下皮埃尔说的尴尬话，他欠起身来，并向妻子示意准备走。

突然，伊波利特公爵站起身来，他用手势挽留大家，请他们坐下，他开始说道：“嘿，今天有人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莫斯科笑话，也应该让你们一起分享。对不起，子爵，我将用俄语讲，要不然，笑话的全部精华就会丧失掉。”

于是伊波利特公爵就开始用俄语讲了起来，那口音听来就像一个在俄国住了一年左右的法国人似的。大家都停了下来，因为伊波利特公爵十分迫切地要求大家用心听他讲故事。

“在莫斯科有个太太，一位太太。她特别吝啬。她需要两名跟马车的侍者，而且身材要魁梧。这是她个人的嗜好。她有一个女仆，个子也高大。她说……”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沉思起来了，显然，他很吃力地在思索。

“她说……是的，她说：丫头，你穿上仆人制服，跟在马车后面，我们一同去拜访。”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扑哧一声大笑起来，他比所有的听众笑得都要早，这对讲故事的人造成不利的印象。然而，也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上了年纪的太太和安娜·帕甫洛夫娜，都微笑了。

“她坐上马车走了。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婢女丢掉了帽子，是被风给刮走了，长发被吹得十分零乱……”

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他边笑边说道：“上流社会都知道了……”

笑话也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人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则趣闻，为什么一定要用俄语讲，然而，安娜·帕甫洛夫娜和其他人都赏识伊波利特公爵在上流社会中待人周到的风格，赏识他这样高兴地结束了皮埃尔先生令人厌恶的、失礼的闹剧。在讲完趣闻之后，谈话变成了零星而琐碎的闲聊，谈论到将要举行的和举行过了的舞会、戏剧，以及在何时何地与何人会面。

[1] Н.П.鲁缅采夫伯爵（1754—1826）是沙皇最亲近的重要国务活动家；А.Н.戈利岑公爵（1773—1844）自1803年起任主教公会的正教院总监。

[2] 1805年夏天，一直处于失宠被黜、等待辞职的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亚历山大一世于1802年罢免了他彼得堡军事省长的职务）被任命为向奥地利进发与拿破仑作战的5万俄军的司令员。М.И.库图佐夫（1745—1813）是杰出的俄军统帅，大将，А.В.苏沃洛夫的学生，18世纪和19世纪俄土战争的参加者。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从8月份开始）任俄军总指挥。

[3] 意大利伦巴第区的首府米兰1796年被拿破仑占领，1800年再次被占领，当时拿破仑从埃及远征回来后，夺取了苏沃洛夫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胜利果实。1804年拿破仑成为法国皇帝，1805年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国王，并于5月28日在米兰举行加冕礼。

[4] 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娅·安图安涅塔于1793年根据革命议会的判决被处死，路易十六的姐姐伊丽莎白也于1794年被处死。

[5] 孔德：法国王朝的家族之一，恩吉延斯基公爵就是波旁-孔德。

[6] 在开办领事馆和后来成立帝国的时代侨居的贵族纷纷回到法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拿破仑宫廷服务时找到了令人赏识的方法，有些人成了著名的国务活动家。

[7]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1762年出版的文章《民约论》中确定，社会协议应该构成政治权力的基础。从这一协议的条款中他推断出人民改造社会关系的权力。十二月党人、法国革命活动家以及年轻时的拿破仑对卢梭的思想很感兴趣。比如说，十二月党人Н.Н.穆拉维约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讲述了卢梭的《民约论》和人人平等、对人进行再教育的思想是如何感动他这个16岁青年的：“读卢梭的书形成了我的性格习惯，使这些习惯朝善良方面发展。”（М.В.涅奇金娜著，《А.С.格里鲍耶多夫和十二月党人们》，莫斯科，1977，第100页）

[8] 1799年11月9日至10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政变，根据法国共和历这是雾月十八日至十九日，政变的结果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全部权力转交给三个执政官，而实际上掌握在第一个执政官，也就是拿破仑的手中。

[9] 在拿破仑的军队攻占叙利亚的雅法城时4000名土耳其士兵自愿投降成为俘虏，条件是他们的生命将得到保全，但是后来他们被拿破仑下令枪杀（好像是因为法国军使遭刺杀而实施的惩罚）。

[10] 在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战斗中，在阿尔科拉这个地方，1796年11月15日至17日，指挥法国军队的拿破仑双手举旗第一个冲向桥上。正如马尔蒙元帅、阿尔科拉战斗的参加者在自己的回忆录所证明的那样，当时没有成功地攻占桥梁。拿破仑在无序的撤退中跌到一个装满水的壕沟里。在1865年的日记里托尔斯泰是这样记录的：“不是旗帜，而是他跌到了水洼中。”

[11] 叙利亚的港口城市雅法1793年3月被用强攻攻占。城里肆虐的瘟疫杀害了当地的居民和占领军。拿破仑和贝尔蒂埃元帅、贝西埃尔元帅一道视察了雅法的瘟疫军事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