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还未被呈送皇帝之前，巴克莱在午餐时转告博尔孔斯基，皇帝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想向他询问一些土耳其方面的情况，安德烈公爵应在晚上六点钟到贝尼格森的住处。

就在这一天，有一条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大的行宫，说拿破仑采取了可能危及俄军的新动作，不过后来证实这个消息是不确切的。这天早上，米绍上校在陪同皇帝视察德里萨防御工事时向皇帝证明，由普弗尔建造的这座防御工事一直被认为是能够置拿破仑于死地的战术杰作，而实际上它却毫无意义，只会毁了俄国军队。

安德烈公爵来到了贝尼格森将军的住处，这是一处不大的地主宅院，紧靠河边。贝尼格森和皇帝都不在，不过皇帝的侍从武官车尔尼雪夫接待了博尔孔斯基，并告知他说皇帝和贝尼格森将军以及保鲁奇侯爵今天再次前去视察德里萨防御营地了，大家开始对营地的适用性产生极大的怀疑。

车尔尼雪夫手拿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户旁。这个房间以前可能是个大厅，里面摆着管风琴，上面堆着一些挂毯，一个角落里支着贝尼格森一个副官的折叠床。这个副官也在，看样子他是被宴会或者工作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正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盹儿。出大厅有两个门，一个直接通向以前的客厅，另一个右拐通往书房。第一扇门后传来讲德语、偶尔夹杂着法语的声音。在这个从前的客厅里召集的不是军事会议（皇帝喜欢不确定），而是按照皇帝的意思召集了几个他想知道其对目前的困难有何看法的人。这不是军事会议，而似乎是为了给皇帝本人弄清某些问题而挑选了一些人召开的会议。应邀参加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将军沃尔佐根，被拿破仑称作法国逃亡臣民的温岑格罗德、米绍、托利，根本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还有普弗尔本人。如安德烈公爵听说的那样，他是整个事件的根基。安德烈公爵趁机好好看了看普弗尔，在他到达后不一会儿普弗尔就到了，并在去客厅时停下来和车尔尼雪夫交谈了片刻。

虽然从未见过面，但第一眼看上去，身着俄国将军制服的普弗尔（那制服缝制得很差，穿在他身上很不合身——像是要去参加化装舞会似的）让安德烈公爵觉得似乎很眼熟。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魏罗特尔、马克、施米德，还有很多安德烈在一八○五年见过的德国将军理论家的影子，不过他比所有这些人都更典型。安德烈公爵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集上述那些德国将军理论家的全部特点于一身的德国将军理论家。

普弗尔个子不高，精瘦，不过骨架却很宽，他身形粗壮，臀部宽大，肩胛突显，满脸皱纹，眼窝深陷，前面鬓角一带的头发显然是用刷子匆忙梳理过，后面的头发则一绺儿一绺儿朴实地翘着。他神情不安，没好气地环视着左右走进屋子，好像害怕他所走进的这间大屋里的一切似的。他笨拙地握着佩剑，转向车尔尼雪夫，用德语问他皇帝在哪里。看样子他想尽快穿过这些房间，行过礼问候完之后就马上坐到地图前面做事，他觉得那里才是自己应该待的地方。他对车尔尼雪夫的回话匆匆点着头，当听到皇帝去视察他普弗尔按自己的理论亲自构筑的防御工事时，他讥讽地笑了。同其他自信的德国人一样，他用低沉生硬的语气轻轻嘟囔了一句：“愚蠢……一切都要完蛋了……”安德烈公爵没听清楚，刚想走过去，车尔尼雪夫却把他介绍给普弗尔，说安德烈公爵刚从非常顺利地结束了战事的土耳其赶来。普弗尔瞄了他一眼，那一眼与其说是看安德烈公爵，还不如说是看他身后的某个地方，笑着说了一句：“呃，想必那场战争有正确的战术了。”然后轻蔑地笑了起来，去了那间有人说话的房间。

看来，本来就随时都可能讽刺发火的普弗尔今天特别容易被激怒，因为他们竟敢不带他就去视察他的营地，对它品头评足。安德烈公爵通过与普弗尔短暂的一面，凭着自己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经历，对这个人的个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普弗尔属于那种一成不变、顽固自信到无可救药和宁愿受难的人，只有德国人才常常这样，因为只有德国人才对建立在抽象观念之上的科学——对完美真理的虚假认识如此自信；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是智慧还是身体，不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人自信的理由是——他是世界上体制最完美的国家的公民，因此作为一名英国人，他永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作为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好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容易兴奋，很容易便忘了自己，也忘了他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懂，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弄懂的。德国人的自信是最糟糕、最固执、最可恶的，因为他自以为知道了他自己臆想出来的真理与科学，但这些对于他来说却是绝对的真理。普弗尔显然就是这种人。他有一套科学，就是斜行进理论，这是他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史中得来的，在最新的腓特烈大帝战争史中、在最新的军事史中所见到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无稽之谈、野蛮行径、乱七八糟的冲突，作战双方犯了那么多错误，因此这些战争都不能称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六年，普弗尔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作战计划的制订者之一，不过他认为那次战役的失败丝毫也不能证明自己理论的错误。相反，在他看来对自己理论的背离才是导致失败的唯一原因，于是便用他特有的讥讽口气高兴地说：“我可是说过了，一切就要完蛋了。”普弗尔属于那种对自己的理论热爱到了忘记了它的目的——实际应用——的理论家；对理论的热爱使他仇视任何实践，也不想了解实践。他甚至对这次失败感到高兴，因为这次失败是由于在实践中偏离了他的理论，而这又恰恰证明了他理论的正确性。

他和安德烈公爵及车尔尼雪夫就目前的战事说了几句话，那神态表明他事先就知道一切将会很糟，甚至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后脑勺上那几绺儿没梳好的头发以及在匆忙中理顺的鬓角尤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进了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立刻传来了他低沉的唠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