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著名的侧敌行军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俄国军队沿着与法军进攻相反的方向径直向后撤退，而当法国人的进攻停止以后，就偏离最初采取的径直后退的方向，见到后面没有追击，自然就朝着充足的给养吸引着它的方向前进了。

假设俄国军队不是由英明的统帅来指挥，而仅仅是一支没有指挥官的队伍，那么这支队伍除了从给养较多和物产丰富的地区以弧形路线向莫斯科迂回以外，不会有别的做法。

俄军从下城大道向梁赞大道、图拉大道、卡卢加大道转移是十分自然的事，就连俄国军队的兵痞们都朝着这个方向逃跑，而且彼得堡 [1] 也要求库图佐夫率领部队朝这个方向转移。在塔鲁季诺库图佐夫收到了皇上的一封近乎申斥的信函，责备他把部队带上梁赞大道，指令他转移到卡卢加对面的阵地，而收到皇上的信时他已经到了那里。

俄国军队这个沿着整个战争和波罗金诺战役期间对它产生的推动力的方向滚动的球体，在这种推动力已经消失而又没有获得新的推动力时，就停在它理当停下的位置上。

库图佐夫的功绩不在于他采取了所谓的某种天才的战略机动，而在于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当时就已经懂得法军无所作为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一直断言波罗金诺战役是一场胜利；只有他一个人——那个以自己总司令的身份似乎应该倡议发起进攻的人——然而却只有他一个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阻止俄军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上。

在波罗金诺受伤的野兽躺在逃走的猎人抛弃它的地方，但是它是否活着，是否还有力量，或者它只是躲了起来，对此猎人一无所知。可是突然传来了这只野兽的呻吟声。

法国军队这只受伤的野兽暴露出其行将灭亡的呻吟声，是派遣洛里斯通 [2] 到库图佐夫的营地求和。

拿破仑因深信并不是好的事就真的好，而是他突然想到的事才是好的，于是他就给库图佐夫写了那些他最先想到的和毫无意义的话。他写道 [3] ：

库图佐夫公爵，我派帐下一位将军前去与您商谈诸多重要事宜。请殿下相信他对您说的一切，尤其请您在他向您表达我长期以来对您怀有的尊敬和特别景仰之情时给予信任。最后祈求上帝给您以神圣的庇护。

莫斯科，一八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拿破仑

“如果把我看作是任何和谈勾当的首要发起人，我将受到诅咒——我国人民的意志就是如此。”库图佐夫回答说 [4] ，此后仍然全力以赴阻止军队发动进攻。

在法国军队在莫斯科劫掠而俄国军队在塔鲁季诺平静驻扎的一个月里，双方军队的力量对比（士气和数量）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力量优势转到俄军方面。尽管俄国人并不了解法国军队的状况和数量，但是力量对比一经发生变化，进攻的必然性也就立刻通过无数迹象表现出来。这些迹象是：洛里斯通前来求和，塔鲁季诺军需充足，来自各个方面的有关法军无所事事和秩序混乱的情报，我军各团得到新兵补充，天气很好，俄军士兵得到了长期休整，在部队中出现了休整后通常出现的迫切参与万事俱备的战事的心理，对好久不见踪迹的法国军队状况的好奇心，俄军前哨部队游动于驻扎在塔鲁季诺附近的法军左右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农民和游击队轻松战胜法军的消息和由此产生的羡慕心理，以及法国人仍旧占领着莫斯科在每个人心中引起的复仇情绪，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比较模糊的，但是出现在每个士兵心里的关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优势在我军方面的认识。既然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发起进攻势在必行。于是就像分针转完一圈自鸣钟就立即鸣响报时一样，随着力量发生重大变化，俄军上层也在加强活动，像自鸣钟一样发出吱吱响声并敲打起来。

[1] 俄军还停驻在红帕赫拉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使——侍从武官上校切尔内绍夫就于1812年9月7日给库图佐夫送来了彼得堡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实质在于让目前进行侧敌行军的俄国军队转入攻势。

[2] 洛里斯通（1768—1828），拿破仑时期的将军和外交官，1811—1812年驻俄大使。他于1812年6月宣布对俄战争，12月与库图佐夫举行和谈。——译者注

[3] 这封信是洛里斯通于1812年9月23日转交给库图佐夫的。

[4] 这里的回答作者引自库图佐夫呈递给亚历山大一世的关于和洛里斯通会面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