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支配了各个民族的运动？

一些传记史家和国别史学者认为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所固有的权力，在他们看来，历史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拿破仑、亚历山大，或者传记史家一般所描述的个别人物这些极少数人的意志决定的。这类历史学家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只有当每一历史事件仅仅只有一位历史学家研究的时候，才算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属于不同民族、持有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很快开始描述这同一个历史事件，他们所做出的上述回答就立刻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因为每个人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只存在分歧，而且常常是完全矛盾的。针对某一事件的发生，一个历史学家说是因为拿破仑的权力；另一个则说是亚历山大造成的；还有的会说应该从第三个某某人身上找原因。除此之外，这一类历史学家甚至在解释同一个人物的权力及其所依靠的力量的时候，也是互相矛盾的。关于拿破仑的权力，波拿巴派的梯也尔 [1] 认为这完全依靠他的美德和天才；共和派的朗弗雷 [2] 则说这更加有赖于他狡诈的个性和善于欺骗人民。这类历史学家就这样互相攻击，使人们对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概念，甚至连历史的本质问题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

造成历史事件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了解各个民族的通史学家似乎觉得专题史学者的看法有失公允，他们认为这种力量不是英雄和统治者所固有的权力，而是诸多不同方向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通史学家描述一场战争或者被征服民族的时候，一般不会从某一个人物的权力方面找原因，而会更多地着眼于与事件相关的诸多人物相互间如何作用。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人物的权力既然是诸多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那就似乎不能把历史事件发生本身当作造成历史事件的新的力量了。可当时通史学家使用权力这一概念时，大多时候仍然会把历史事件发生本身当作这种新的力量，并以为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的论述中，时而认为历史人物是自己时代的产儿，他的权力是各种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时而又说他的权力是造成事件发生的力量。例如，格维努斯、施洛塞尔等人，一会儿证明拿破仑是一八一九年革命思想的产儿等等，一会儿又干脆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另外一些他们不太喜欢的事件只是因为拿破仑坚持自己的错误意志，而且一八一九年的革命思想受阻本身也是因为拿破仑的独断专行。革命思想和公众情绪孕育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反过来对革命思想和公众情绪进行压制。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非偶然。它不仅随处可见，而且通史学家所有的叙述都是由这一系列的矛盾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这些通史学家一开始对事件进行分析时就被卡在半路了。

要找到与合力相等的各个分力，那么必须使合力等于各个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必须是守恒的。但通史学家从来就没有遵守这条基本准则，因此为了阐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分力的情况下，只好设想还有某种影响合力的不可知晓的力量存在的可能。

无论是一八一三年的远征，还是波旁王朝的复辟，专题史学家在叙述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会直率地指出，这一切都是亚历山大的个人意志使然。但通史学家格维努斯对此断然否认，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亚历山大的个人意志之外，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活动更不容忽视。这位通史学家显然想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塔列兰、夏多布里昂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即夏多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能有效解释千百万法国人如何归顺波旁王朝。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相互说了某些话，只能说明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并不能由此得出千百万人选择了屈从。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以何种方式成为千百万人屈从的原因，也就是说，要说明一个只等于А的分力如何产生了等于一千个А的合力，这位通史学家又不得不设想他已经否定了的那种权力的存在，并且承认那种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还有某种影响合力的不可知晓的力量。通史学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样一来，他们的论述不仅与专题史学家存在分歧，还常常自相矛盾。

农民希望下雨，就说“风吹乌云集”，想要天晴，就说“风吹乌云散”，并不懂得下雨的真正原因。通史学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想这么说并且这么说与其理论相符合的时候，就说权力是事件的结果，一旦需要论证其他的观点时，又说权力是事件的原因。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的文化史学家，走的就是通史学家的路子，有时把作家和女人也当作造成事件的力量，但他们对这种力量作了另外一番理解，认为它就是所谓的文化和智力活动。

文化史学家完全沿袭前辈通史学家开辟的道路，这是因为，既然历史事件可以通过某些人这样或那样的相互关系来阐明，那为什么不能用某某人写了某些书来解释呢？这些文化史学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伴随的大量特征中选取了智力活动这一项，并宣称这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努力证明智力活动造成了历史事件，我们却只有在做出重大让步的前提下，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众运动之间存在某种共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假设，智力活动支配了人们的活动，因为这些现象，像宣扬平等思想而引起的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残忍的屠杀，宣扬博爱精神所引起的最为罪恶的战争和死刑，都无法证明这种假设。

但是，即使假定这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述都是正确的，即使假定各个民族确实是受了某种被称为思想的模糊力量的支配，历史的本质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或者说根本没有得到解答，或者，在以前所说的君主的权力、通史学家所补充的参谋和其他人的影响之外，应该增加一种新的分力——思想，而思想与民众的关系还有待阐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再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所以事件发生了，也可以理解；但一本《社会契约论》如何使得法国人互相残杀呢？不把这一点讲清楚，不把这种新的力量与事件的因果关系讲清楚，文化史学家宣称的这一切就无从理解了。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有可能在人们的智力活动与其历史运动之间找到某种联系，就像在人类活动与商业、手工业、园艺，以及任何其他行业之间都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为什么文化史学家就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呢？这就令人费解了。文化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撰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承认自己所处阶层的活动是整个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士兵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这一点他们只不过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因为他们不会撰写历史）；第二，什么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那些意思更加含混不清的字词，也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胡编乱造出五花八门的理论来。

但是，姑且不说这一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如何（也许它们对某些人或某些事来说可能还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史学越来越接近于通史，总是详细而认真地研究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政治学说，并把它们归结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每当需要描述一八一二年远征这些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时，文化史学家就不自觉地把它描述成权力的产物，甚至直接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这样一来，他们就身不由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或者说这种情况表明，文化史学家臆想出来的新的力量并不能足以说明整个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1]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其著作中为拿破仑及其战争和改革辩护。

[2] 朗弗雷（1828—1877），法国共和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有《拿破仑一世史》，认为拿破仑是人民和自由的敌人，是一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