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初十日，在地球的另一端，以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的由军事、测量、绘图、航海、医护等各方面随员百余人所组成的庞大访华使团，分乘英海军部特派配置六十四门火炮之皇家军舰“狮子号”及“印度斯坦号”等船舰，由英吉利海峡朴茨茅斯港扬帆出发，开始了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前往中国的漫长航行。这个使团打着为乾隆皇帝补祝八旬万寿的旗号，因此，随船带来了经过精心选择的各种贵重礼物，这些货物装了整整六百箱。
马戛尔尼勋爵具有丰富的外交阅历。此人生于1737年，曾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彼得堡的特使、格林那达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圣乔治要塞总督兼管理会主席。临行前英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特训令此次外交行动应至少达到如下目的：摆脱广州官吏对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获准江浙一带靠近商品产地的口岸；废除或降低进口货物关税；准许在沿海某个岛屿有一个便利的商站；把英国产品从各口岸引入北京以鼓励中国人消费英国货，以及在法律上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代理人以安全保障。此外，还要与中国探讨中英两国在各自首都派驻使臣的可能性。关于谈判的策略，邓达斯训示要有妥协的精神，灵活的态度，甚至在礼仪问题上，只要不损害国王陛下的尊严，不降低使臣本人的身份，也可以按中方的要求行事，“莫让礼节琐事妨碍我们博得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欢心，以致不能得到本可得到的好处”。如中国方面提出禁止鸦片走私时，“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主要利益的危险”。如何在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得以实现，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是深谙此道的。
在马戛尔尼使团启程之际，英国政府就决定将这一重大外交举动及早通知中国，以避免产生不应有的误会。于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发一正式函件，该函件是以平等的口气写的，主要内容是：
前闻中国皇帝八秩正寿，原冀侨居广州之臣民应派委员赴京祝嘏，乃嗣闻祝嘏委员未克及时遣派，良用歉仄。兹欲中国皇帝发生友谊，并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特定派遣马戛尔尼充特派大使，其人贵胄显秩，历任国家要职，德行才能兼赅具备，兹以全权代表敝国君主聘于中国皇帝御前，并代致其恳切之情。
信中特别提到，英王陛下赠送中国皇帝礼物多品，钜制机工，甚为珍贵，从广州长途跋涉至京，恐路上招致损伤，故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船只直航天津港口上岸，请将上述情况转呈北京。
当年九月，培林函件经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专员波朗呈交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两个月后，乾隆皇帝便从广东方面获悉英国使臣“梯海来航，进呈贡物”，并看到了由郭世勋转呈的培林《原禀》。当看到英国人“情词极为恭顺恳挚”的《原禀》“译稿”时，皇帝非常兴奋，当下向军机大臣表示“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随即命传谕沿海各省督抚，当“英吉利贡船”泊岸时，要先期派定统兵大员带领官兵列营站队，“旗帜务必鲜明，甲杖务必精粹”，以在西洋“贡使”面前显示天朝的威严。皇帝在谕旨中强调，英国贡使航海远来，不能与缅甸、安南近边藩属相比，一定要悉心予以妥善照料。
可以说，从乾隆得知英吉利“入贡”的消息后，便以相当大的精力，关注于如何接待这个“初次观光上国”的英国使团。然而，也不能不说，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所肩负的外交使命误解得太深了，恰在这里埋下了导致这两个东西方大国首次通使失败的种子。
乾隆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对马戛尔尼使团目的的不正确的描述。他在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呈递给皇帝的一件奏折中说，有几个英国商人前来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郭世勋还将英商《原禀》随奏折一起呈上御览，这件由郭世勋安排人译出的《原禀》内容如下：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总管贸易事百灵(即培林)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愿大皇帝施恩远夷，准其永远通好……因贡物极大极好，恐由广东进京，水陆路途遥远，致有损坏，令其径赴天津，觉得路远难带，为此具禀，求大人(按指郭世勋等)代奏大皇帝，恳祈由天津海口或附近地方进此贡物。
这件显然经过中国方面“通事”的曲译和郭世勋精心润色的《原禀》，当然不能准确转达英国政府遣使来华的本意。而乾隆皇帝竟一厢情愿地以此为根据，兴致勃勃地期待着携有贵重贡物“慕顺”朝觐的“远夷”。当马戛尔尼以一个平等国家的使节出现，并与天朝上国谈什么公使驻京与贸易要求后，他怎能不失望以致愤怒呢?
中英双方的首次接触，还有比误解更难于逾越的障碍吗?
应该说，为迎合天朝皇帝盲目虚骄心理而有意曲译外域文书的伎俩，并非两广大吏郭世勋所独擅，而是官场中与外夷打交道时通行的笔法；比这更严重的是，与外事相涉的地方文武大员向皇帝报告外夷的言行、态度、举止时，莫不秉承粉饰、模棱，以至凭空臆造、肆意撒谎的惯技——似乎大家都摸准了主子盲目虚骄、自欺欺人的心态，谁也不想捅破这一层纸，于是就联着手儿一起糊弄皇帝。
在下面即将展开的二百年前中英首次通使这一关系着中国历史命运的外交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将会不止一次地观赏到可以印证上面说法的小小花絮。
乾隆皇帝为了把接待英国贡使的场面搞得盛大而热烈，决定让马戛尔尼一行参加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秋在避暑山庄举行的八十三岁万寿大典。但皇帝既要接受英使的觐见，就存在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英使行觐见礼的至关重大的问题。
中国周边的藩属国使臣觐见大皇帝的礼节是行最隆重的，对他们来讲也是最屈辱的三跪九叩大礼，即连续重复三回下跪、每回下跪都三次以头叩地。这是习以为常的通例，就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华觐见皇帝，也不能以“西洋人”而有所权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乾隆帝对英使觐见礼仪并未在意，他一直以愉悦的心情等待着英国贡使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完全出乎乾隆的意料，在觐见礼仪上，他第一次碰到了野蛮而倨傲的外夷的有力挑战。对于马戛尔尼来说，也毫无思想准备，觐见礼仪将成为他无法逾越的鸿沟。当他充满信心地告别英伦三岛时，他怎么也想象不到，此次筹划多年的出使活动，竟因拒绝叩拜这个高度自尊的东方君主而徒劳往返。
英国使团所乘舰只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驶抵大沽口，登陆后，特使马戛尔尼受到了直隶总督梁肯堂和皇帝特命负责接待来使的钦差、长芦盐运使徵瑞的隆重欢迎。然而，英使还没有到北京，就在觐见皇帝的礼仪上与钦差徵瑞展开了争执。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皇帝发给徵瑞的一道密旨引起的。皇帝在密旨中指示徵瑞，以自己的名义婉转开导该使臣遵守天朝法度、觐见时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的话是这样说的：
徵瑞应当于无意的闲谈时，婉词告知，各藩属国到天朝觐见，进贡者不只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使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如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寿，自然应遵守天朝法度。
皇帝还特别交待徵瑞，听说西洋人有“用布扎腿”的“国俗”，因此开导时不妨说明：
虽然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等到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殊失尔国王遣尔航海祝寿进贡之诚，而且也让外藩使臣讥笑，恐怕在朝引礼大臣也不会答应。
徵瑞奉旨，果然反复婉言开导，他还告诉英国使臣说，为了避免不习惯，临时失仪，最好预先做充分演习。
这些絮絮叨叨的规劝真令英国使臣啼笑皆非，马戛尔尼对徵瑞解释说，不是什么扎腿不扎腿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代表的行动，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整个国家的。任何一国的臣民对他们君主所行的礼节。绝不能要求外国代表也照样做，前者表示屈服和顺从，后者表示尊敬和友谊，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但马戛尔尼不愿意在礼仪问题上搞得太僵，以致还没见到乾隆皇帝，外交使命便夭折了，因而他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假如中国方面坚持要他向皇帝下跪叩头，他同意可以下跪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尊敬，但这样做要附有一个先决条件：“一位同特使身份、地位相同的中国官员，必须朝衣朝冠在特使携来的英王陛下御像前也要行同样磕头礼。”马戛尔尼还告诉徵瑞，这个附加条件非常重要，为了避免由于误解而发生不利影响，还应搞一份正式的《备忘录》。
对于徵瑞来说，马戛尔尼这一番话实在太强硬，太狂妄了。如实向皇帝奏报，肯定会受到软弱无能的申斥，乌纱可能保不住，至少要换个差一点的顶子；聪明伶俐的皇帝家奴又玩起了“含糊模楞”的老把戏，他向主子奏称“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仪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对英国方面提出的觐见礼仪《备忘录》，徵瑞则一直攥在兜里，直到马戛尔尼一行到了热河，他未加任何说明，便将《备忘录》原件退还给了英方。
这时已到了七月下旬，离乾隆在避暑山庄过万寿节的日子很近了。七月二十七日，马戛尔尼一行七十人从北京出发，其中四十人是卫队，另外留下的几十人在圆明园装置带来的一些庞大的仪器。当使团通过古北口附近的长城时，使团的巴瑞施上尉对这条重要的军事防线作了极为详尽的调查。经他观察测量，得知长城“城墙当中是泥土，两边护堤壁是石头砌的。城顶平台是方砖砌的。平台以上的护堤壁构成胸墙”。巴瑞施对长城的每个细微之处测量之后，都作了记录，下面仅引关于“枪眼”的部分：
从枪眼到雉堞的高度：二英尺。
枪眼从里到外的宽度：二英尺。
枪眼与枪眼之间的距离：九英尺。
枪眼：高一英尺、宽十英寸、内岸深四英尺、内岸与内岸之间距离九英尺，枪眼窥孔和城墙垒道同一水平，从此向下倾斜，可以在距离城墙底几码之外看到敌人。这样距离用火器射击比使用弓箭更适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英国军官明目张胆地观测记录中国国防要塞的结构时，乾隆皇帝却一心惦记着如何使英吉利贡使就范，如何敦促他们觐见前要练习到拜跪娴熟。然而，由于钦差徵瑞的有意隐瞒，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学士和珅出面，在避暑山庄与英使最后落实觐见礼节时，才发现英方根本不同意三跪九叩。皇帝很快了解到了实情，他指示徵瑞最后再压一下，如果不行，可以询问英国方面有什么主张。徵瑞又一次来访英使，马戛尔尼提出，他可以按照谒见英王陛下的礼节——“一足跪地，一手轻轻握着国王的手而以嘴吻之”——觐见中国皇帝。徵瑞听了，似乎很满意，告辞去了。不久，徵瑞又衔命而至，与马戛尔尼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对话：
徵瑞首先告诉英国人：“皇帝已做出了最后决定，觐见时特使等人可以行英国之礼。”这位徵大人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照中国风俗来说，拉着皇帝陛下的手来亲个嘴，总不是个道理。请务必免去此礼，不如改为双足跪下为好。”马戛尔尼表示难以从命。
在会见中马戛尔尼还表露了蕴蓄已久的不满：“中国人把英王礼品写成‘贡品’字样，已经混淆了二者的界限。”事已至此，有关觐见礼仪的马拉松式的反复辩论完全陷入僵局。
这一天是八月初六，距离皇上万寿也只有七天而已。皇帝对英国使团的热情骤然变冷，他通过军机处下达了及时降温的一道道密旨：预定对英使团“所有格外赏赐”一概撤掉；万寿节过后，“即令该使回京”；京中不必准备招待他们的戏剧；留京王大臣接见该使臣时，不必起立，只须预备几凳令其坐在一旁……理由很简单，皇帝直截了当地说：“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似此妄自骄矜，朕意实为不惬!”在密旨中，皇帝向最亲信的大臣们再次阐述了驾驭外夷之道：“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其无福承受恩典，同时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天朝体制——此驾驶外藩之道宜然!”看来，马戛尔尼“骄矜”的举止言行，深深地伤害了乾隆皇帝高贵的尊严。
一时间避暑山庄乌云密布。一位在华传教士写道：“由于大使阁下不愿屈从中国礼仪，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下谕，令英使即刻返国，并带回携来的礼品。”这话虽与事实不尽一致，却可以使人真实地感受到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那天山雨未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但一夜功夫竟然云开雾散!
英国方面八月初七日的记载是：“礼仪争端既已圆满解决，中堂(和珅)接见特使的时候，虽保持了他的尊贵身份，但态度十分坦白和蔼”，“双方对会谈情况俱感满意，特使回到任所之后，皇帝及和中堂都遣人送来水果和蜜饯食品”。
中国方面的记载同样洋溢着轻松与惬意。八月初七日皇帝下达留京王大臣的密谕称“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今既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
难于化解的礼仪之争顷刻间便奇迹般的焕然冰释了。乾隆说对方“一遵朝廷法度”，这暗示着英吉利使臣要向皇帝三跪九叩；但英国人对礼仪争端的“圆满解决”则另有自己的解释——英国人行的是单腿下跪之礼。
且看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载。八月初十那天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御幄首次接见英使的情况是这样的：
太阳刚刚出来，从远处传来音乐声和人的吆喊声，说明皇帝快要驾到了。不久以后，皇帝从一个周围有树耸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出来。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抬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形状同苏格兰军帽有些相似，帽前缀一巨珠，这是他衣饰上所带的惟一珠宝。皇帝进大幄以后，立即走至只许他一个人用的御座前面的阶梯，拾级而上，升至宝座，和中堂(和珅)和另外两位皇族紧靠在皇帝旁边跪着答话。特使马戛尔尼身穿绣花天鹅绒官服，缀巴茨骑士钻石宝星及徽章，上面再罩一件掩盖四肢的巴茨骑士外衣。通过礼部尚书的引导，双手恭捧装在镶着珠宝的金属盒子里面的英王书信于头顶，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词，呈书信于皇帝手中。皇帝亲手接过，并不启阅，随手放在旁边。皇帝很仁慈地对特使说：“贵国君主派遣使臣携带书信和贵重礼物前来致敬和友好访问，我非常高兴。我愿意向贵国君主表示同样的心意，愿两国臣民永远友好。”
据斯当东的观察，在接见英使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绝不像外间描写的那样阴郁沉闷。他的态度很开朗，眼睛光亮有神”。斯当东的儿子年仅十二岁，能讲几句中国话，作为使团的“见习童子”，被马戛尔尼介绍给了乾隆。皇帝立刻让小斯当东来到御座前，听他讲了几句汉语。斯当东记述道：“或者由于这个童子的讲话使皇帝满意，或者见他活泼可爱，皇帝欣然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在英国使臣觐见皇帝与预定参加八月十三日皇帝万寿的盛大节日之间的三天里，曾由大学士和珅亲自陪同，游览了中国最大的古典园林——避暑山庄。向导可能是遵照皇帝的旨意，特别向使团的成员们展示了各处宫殿中陈设的种种巧夺天工的机器人、机械动物等大型玩具，为此，还引发了一段不愉快的插曲。据斯当东所记，当走到一处陈列“自动弹簧机器”的地方，英国人曾有礼貌地随着大家捧场赞扬，在一旁的福康安将军“非常高兴地询问英国是否也有这种机器，当他被回答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到中国的，他脸上立刻露出败兴神情”。英国人通过和珅、徵瑞、福康安等人的接触，得出“中国大臣们，比皇帝本人更坚持中国居于其他国家之上的这种过时的陈旧观点”。
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八十三岁生日。据马戛尔尼的《日记》，这一天“步人万树园，到了皇帝的御幄”前祝寿。而斯当东却记述，皇帝寿辰那天，庆祝典礼在一个庙宇形状的大殿里举行，“特使及随从行深鞠躬礼。大家同朝一个方向叩拜，而皇帝本人，则如天神一样，自始至终没有露面”。
上述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记，英国使臣觐见礼仪，概括地讲就是：首次觐见“单腿下跪”，祝寿时“行深鞠躬礼”。
清官方最权威的编年体史书《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则是：
万寿节。上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吉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御卷阿胜境赐食。
比较起来，清官书的记载要平实得多。值得注意的倒是，清官书中回避了英国使臣如何行礼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万寿节这次没提，首次觐见也只是：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入觐。
马戛尔尼是否向乾隆三跪九叩了，时至今日仍是中外学者颇为关心而又未能取得共同认识的一桩历史疑案。
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中方当事人之一、随扈热河的军机章京管世铭在他的题为《癸丑(乾隆五十八年)仲夏扈跸避暑山庄恭记》组诗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献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
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在诗后，管世铭作了注解：“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
按管世铭讲的，不开化的英国贡使对跪拜“朝仪”曾予以坚决的抵制，所以说他们“生梗朝仪野鹿腔”，经施加压力后，仍允诺“止屈一膝”，亦即马戛尔尼、斯当东所说的“单腿下跪”，这与马戛尔尼觐见前中英双方礼仪之争情节相符。但管世铭接下去又说，到了正式觐见时，英国使臣为皇帝“天威”所震慑，不自觉地“双跽俯伏”，即双足下跪上身俯伏，这一说法历来被主张“叩头说”者引为力证。若以情理推断，出现管世铭所描述的“双跽俯伏”的“奇迹”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承认，管世铭的诗虽短，却是清朝方面关于这次礼仪之争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的可信程度极高，基本内容又与英人记载有吻合之点，只是留下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理想化的尾巴。这恐怕只能归之于一个对西洋怀有偏见的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时代局限性吧!
管世铭的诗似乎难于确证英国人磕了头，中国方面其他支持“叩头说”的证据也不太经得起推敲。如《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人贡始末》所载和珅奏折中有关于觐见礼仪的安排是英吉利使臣“行三跪九叩头礼”。不过，需要指出，和珅奏折不过是清朝方面在觐见之前一厢情愿的安排，对英使显然没有约束力，很难证明英使确已照此规定行事。再如，日后嘉庆年间英使阿美士德再次来华时嘉庆皇帝曾说过：“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这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初八日致英王国书中所言，该是何等郑重!联系到嘉庆当马戛尔尼避暑山庄觐见时以皇子身份随观，也堪称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这条证据更值得重视。但是，嘉庆皇帝的重臣对此又有不同看法。历任封疆的孙玉庭在嘉庆因阿美士德坚决不磕头而心情不快时曾宽慰说：“乾隆五十八年英夷贡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国礼拜之仪。其大班司当冬尝于广东巡抚署拜领大皇帝赏物，弓身俯伏，臣亲见之。译者日‘俯伏者’，夷礼之免冠顿首也。”照孙玉庭当着嘉庆面的说法，马戛尔尼并未行“中国礼拜之仪”。
说支持“叩头说”的中方证据不够坚强，那末，马戛尔尼、斯当东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这种西方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否就能站住脚了?
应该讲英国方面的资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马戛尔尼觐见时没有向皇帝叩头。他单膝跪地，昂首挺胸，但并不能说参加觐见的英使团人员没有不同的声音。先来看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的从未出版的日记：
9月14日(即农历八月初十日)我们排列在皇帝将要经过的路边，他坐在十六个人台的金黄色的轿子里，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单膝跪地并俯首向地。
请注意，小斯当东这里说的是“单膝跪地并俯首向地”。细心的法国汉学家盖廷杰发现，原来写的“触地”一词被小斯当东划掉了。
再看这个孩子关于万寿节那天英国人如何行礼的描述：
我们早早就到了大殿，在过厅里等了一阵，然后就到了内院，在那里看到了二三百名排成行的大员。接着我们听到了庄严的乐曲；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
“触地”和“向地”，一字之差，关系非浅!究竟是英国式的鞠躬，还是中国式的磕头?可全在这一字之差啊。
“向地”，是强调没有触地磕头，这无疑印证了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大部分成员的说法。但这个小孩子又说，“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显然，与他爸爸以及包括马戛尔尼在内的多数英国人又有不小的差异。
盖廷杰高度评价小斯当东日记的价值：“这位马戛尔尼的侍童，在从未出版的日记中，以小学生的笔调和歪歪扭扭的字体，以他的童稚与天真，记下了英使与皇帝见面的情景。”并由此发现了二百年前中英首次通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为避去孤证之嫌，这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又举出另一位证人——此人名文带，是英国使团的一个秘书，也是马戛尔尼的亲戚，他也留下了一部未刊日记，其中关于首次觐见皇帝经过情景的记载是：
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有人命令我们面朝王公大臣排好队，我们依照当地习惯行礼致敬，九次下跪。
这里所说的“九次下跪”，为小斯当东描述的“连续九次行”、“单膝跪地，俯首向地”这样的礼至少提供了部分佐证。
盖廷杰认为历史的真相是：“九曲膝，九鞠躬，这就是英国人用以替代三跪九叩的行礼方式，这也就是双方用以打破礼仪问题僵局而一致同意的中西合璧的礼仪。”
关于英国使臣是否向乾隆皇帝叩拜的争议，还可以参考第三方朝鲜来使的说法。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春，朝鲜冬至兼谢恩正使黄仁点向本国发回情报说：“咭利国俗称红毛国(即英国)，在广东南，水路屡千里之外，数十年来不通中国，昨年始人贡。而其人状貌黄毛鬈发，丑恶狞悍，朝见之时，不知礼数。”“朝见之时，不知礼数”，这一记载回避了对磕头还是没有磕头的准确认定，它确实可以支持英国人未按规矩三跪九叩之说，但并不能证明马戛尔尼、斯当东等英方多数人的说法。因为不行叩拜礼并不意味着行的一定是向英王所行之礼，还存在可供选择的其他折衷方案。如果联系清官书也回避了英使觐见时所行礼仪这一重要情节的话，所谓“不知礼数”云云，是否用“九曲膝，九鞠躬”，即“九次单腿曲膝下跪、伴随着九次鞠躬”来解释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如果事实真相确实如此，那末，也可以说中英礼仪之争的缓和是双方各自做出了妥协的结果。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阴霾密布，雷霆将至，而八月初七却突然雾散云收，日丽风和，其中奥妙何在?恐怕还是中英双方的外交家在各自妥协的前提下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某一个点。英国人喜出望外，说“礼仪争端既已圆满解决”，乾隆则称英吉利使臣“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不过，这不能说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英国人坚守住了英国臣民觐见英王单腿下跪、深深鞠躬礼节的底线，只是在量的方面作了退让。在拒不磕头这一实质问题上，他们赢了，既没有损害英王陛下的尊严，也没有降低使臣的尊贵身份。对乾隆皇帝来说，英国人没有“一遵天朝法度”行三跪九叩大礼，只是争取到了让这些“不知礼数”的野蛮人连续九次重复下跪顿首的动作，从而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过分与众不同，或者说，不至于让大皇帝太丢面子。但无论如何，这些倔强的洋鬼子到底也没有向大皇帝磕一次头。其后果是何等严重呵!皇帝想借西洋强国英吉利使臣觐见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向国内臣民和藩属各国显示天朝上国的威严，同时以中国的强大富庶、无所不有而夸耀于英国这两个预期的目的都落空了。强压在这位具有无上尊严的东方君主胸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暂时隐忍下来，至少在表面上对英国来使保持了涵容四海的气度，但英国使臣还想期望皇上能够施以什么真正的恩惠，就简直是白日做梦!
乾隆皇帝尽管费尽心机，但终究未能驯化傲慢的马戛尔尼。当万寿节庆祝活动刚刚结束，英国使团便被打发回了北京。乾隆认为他们来华祝寿、进贡的全部使命业已完成，趁早赶紧滚蛋；而马戛尔尼则以为他的真正使命尚未开始。
马戛尔尼此行所抱希望甚大，在首次觐见乾隆的第二天，既八月十一日，他就拉住和珅，想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但他发现和中堂根本无心跟他谈这些啰嗦事，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
他说祝贺皇帝寿辰的日子已经临近，而且杂事繁忙，必须在圣驾离开热河前处理完毕。他像与我初次晤谈时那样一再对我说，他希望到了圆明园之后能常有机会见到我，以增进彼此的友谊。我由此断定，他一开始就决定不在热河与我商谈正事。
岂止在热河，乾隆皇帝从这些傲慢无礼的英国人拒绝三跪九叩之时起，就已断然决定不与他们在任何地点谈什么所谓的“正事”!八月二十三日英国使团回到北京，二十八日马戛尔尼终于抓住和珅，向他说明此行来华目的的几个要点，但“中堂以其惯有的机敏，规避就我费尽心机向他提出的这几点进行讨论。他把话题引向我的健康状况，并向我解释，皇上命我立即回程，是出于对我的健康的关心，不然的话，皇上很乐意让我再住一些日子”——马戛尔尼无可奈何地说。这位老练的外交家实在不是善于打太极拳的和中堂的对手，他已经没有耐心也没有时间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向和珅直截了当提出了六项要求，请中国政府考虑：
第一，请中国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三处贸易。
第二，准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舟山附近海域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了该处可以停泊，存放货物，并允许英国商人居住。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准许英国商人有上述同样的权利，及其他较小的权利。
第五，在澳门的英国货物运往广州，请特别优待，免予纳税，或从宽减税。
第六，请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国商人依照中国所定的税率切实纳税。
马戛尔尼还利用参加宴会的机会，一再向和珅提出英中两国互派使节、各自在对方首都开设使馆的建议。他感到和珅好像不感兴趣，“以赏赐物件来打断我的话头”，或“顾左右而言他”。英国使臣的全部要求，经和珅全部转奏给了乾隆。皇帝震怒之余，则把所有一切要求，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对中国有利与不利的，平等友好的与侵犯中国主权的全部要求，一概加以断然拒绝。
九月初三，马戛尔尼所率英国首次访华使团由军机大臣松筠陪同离京，和珅等朝中大臣送行到城门。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对马戛尔尼日前提出的六项要求的答复全写在皇帝给“英吉利国王”的《敕谕》中。不过，对英国使臣来说，《敕谕》的内容还秘而不宣。和珅命差官将皇上的《敕谕》以及赏赐物品清单直接驰送特使远在浙江沿海的船上。英国人隐约感到“这封信对特使所提的要求绝对不会有利”。
一点也不错。皇帝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向英王宣示：
英使驻节北京，“此事断断难行”。
所请宁波、舟山、天津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所请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更断不可行”。
所请舟山地方一小海岛，以供商人停歇，收存货物一节，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英商免税、减税一节，“西洋各国均属相同，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公布税则一节，粤海关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在这件居高临下的“敕谕”的结尾，乾隆以天朝上国大皇帝君临天下的架式对英国国王说：“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又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的一腔怒火终于爆发出来。
马戛尔尼开始品尝与天朝大皇帝较劲的苦果。
尽管乾隆皇帝比傲慢的英国使臣表现出了更妄自骄矜的可笑态度，但仍无法完全掩饰这次英国使团首次来华在他内心深处引起的震撼，特别是英国的“贡物”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英国方面在筹备遣使访华时，对赠送乾隆礼品的选择真可谓煞费苦心。考虑到钟表一些华而不实的奢侈品，中国已经堆如山积，而对像乾隆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君主来说，能发挥实际而耐久作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应当使他更感到兴趣”，而“天文学是素被中国尊重的一门科学，中国政府对它非常重视。最近的改良的天文仪器及最好的天体循环模型标本等物应当是中国人欢迎的礼品”。从这种思路出发，一座名为“布蜡尼大利翁大架”的天体运行仪被列在了礼品的首位。为炫耀大不列颠海上霸主的地位，又将新式的榴弹炮、迫击炮，以及连发步枪和手枪列入礼品之中。除此之外，为刺激中国人购买英国货的欲望，还准备了“英国名厂”制造的大量最新产品。这些礼品概括地说，包括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武器，轻便马车和船只模型，等等。以下综合各方面的记载，将乾隆及其臣下眼里的英国十九种“贡品”作一介绍：
第一件，西洋布蜡尼大利翁大架一座，又名天文地理音乐大表，准确地说，叫天体运行仪。高九尺八寸，宽一丈一尺七寸，深一丈三寸。从仪器上可以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还可以看到太阳运行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如遇日食、月食及星辰变化，可显现于仪器之上。还附有时辰钟，随时记录观察时的年、月、日、时和分。据说，这件大型天体运行仪代表了英国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高水平，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第二件，座钟一架，又称地理运转全架，有天文器具，指引地球与天上日月星宿一起运动，对学习天文者有益。
第三件，天球全图一架，仿空中蓝色，有金银做成的星辰，内有银丝，分别天上各处度数。
第四件，地球全图一件，准确地说，是一个地球仪。天下万国、四洲、山河、海岛都画在球上，从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的国土和首都，更有航海路线，及画出的西洋船只。
第五件，杂样器具十一盒，又称“指引月光盈亏”，可推测及指引日月色之变，可先知天气如何。
第六件，试探气候架一座，可以“测看天气阴晴”。
第七件，铜炮、西瓜炮共八门。据安置英王礼品的内府官员奏称，英国人说“为操兵之用，并有一小分队红毛国兵，现随贡使前来，若是大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可以在御前试演，炮法奇巧”。
第八件，军器共十箱，有长短“自来火”枪、刀剑等，其刀剑据说能削钢铁。
第九件，椅一对，高约五尺，人坐在上面，自能随意转动。
第十件，益力架一座，高约六尺余，人扯动时，增益气力，早晚运动，陡长精神。
第十一件，自燃火一架，又称“大火镜”，准确地说，是帕克透镜。透镜由大玻璃制成，火轮周围七尺六寸，紧对阳光，不但能烧草木，且能熔化金银铜铁。
第十二件，杂样印画图像，即铜版画。据称内有“红毛英吉利国王全家人像，并城池、炮台、堂室、花园、乡村、天主堂、船只各图”。
第十三件，彩灯一对，系玻璃镶金做成，高六尺五寸，径四尺，挂在殿上，光影四悬。
第十四件，丝毛金线毯，精致房间铺用。
第十五件，大毡毡，大殿上铺用。
第十六件，车二辆，“暖车”、“冷车”各一，高九尺，宽六尺，通长两丈，四轮独辕，俱有器械，可以转动，“敬献大皇帝万岁御用”。
第十七件，马鞍一对，金黄颜色，十分精致，“特进大皇帝乘用”。
第十八件，西洋金银船，系红毛国大战船模型，高约五尺余，长约五尺余。据英国使团介绍，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航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这件英王陛下赠送皇帝陛下的大型战船模型系仿照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皇家号”做成的。
第十九件，杂货一仓，据称系红毛国物产，内有哆哕呢羽纱、哆哕呢哔叽、杂色毛货等毛制品及千里镜(即赫歇耳望远镜)两架。
八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从热河返回京师，他没有进城，而径直前往陈设英国“贡品”的圆明园，并让英方操作人员当面演示各种仪器。
皇帝对英国人最自负的大型天体运行仪——“布腊尼大利翁”冷漠的态度令马戛尔尼十分失望。乾隆这种态度在他《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奉表贡至，诗以志事》一诗中表露的更为明显：
博都雅(即葡萄牙)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这首诗，乾隆做了如下的注解：
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朕以该国遣使远涉重洋，慕化祝厘，是皆祖功宗德重熙累恰所至，惟当益深谨凛。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诚然，“内府”的确能够制造出诸多性能尚佳的天体运行仪，但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曾独步世界的天文学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此时英国工业革命业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瓦特发明蒸汽机也有十年了，在机械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领域西方也超过了中国，以乾隆的精明是不可能把“布腊尼大利翁”“视等平常”的，“益深谨凛”也许无意间透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惶恐和不安。乾隆耳边再次回响起皇祖康熙七十年前的预言——“千百年后，西洋恐为中国之累”，不过，这一次他感觉那厚重的声音格外震撼自己的心弦。
在参观英国人精心准备的“贡品”时还不时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花絮。随行的英国天文学家为皇帝表演用“帕克透镜”去熔化一枚铜钱时，和珅竟用它来点他的烟斗，并随口提出了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可以用这个透镜去火攻敌人的城市吗?”“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和大人的兴趣很快又转移到其他奇巧物件上，他并不想听使团人员的回答。一个太监竟伸出手来想试试“帕克透镜”的威力，只见他匆忙把手缩了回来，引起在场人们的哄堂大笑。
乾隆并不像和珅及小太监那样轻佻。据英副使斯当东的记载，当乾隆看到把一枚铜钱放在“帕克透镜”的焦点，很快被熔化时，马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透光镜，还是望远镜，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西洋人的技巧，而做出了功能不同的仪器来。”“皇帝对新鲜事物锐敏深刻的观察和理解能力，给英国使团成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斯当东还说，在诸多贡品中，一艘装着110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引起了皇帝极为浓厚的兴趣，他详细地询问在场帮助安装的使团人员关于军舰的机械零件等细节，以及英国造船工业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特使向皇帝展现这个西方头等强国物质文明发展的最新成就时，皇帝那安详而雍容的面部表情掩饰住了他内心的不安，在场的英国人“深深感到皇帝莫测高深”。
人们讲到中英首次通使时，往往把乾隆皇帝描写成一个盲目虚骄、冥顽不化，对外洋事物漆黑一团的丑陋人物；应该说，这是不难找到足够的根据的。
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乾隆内心深处还有被深深掩盖起来的另一面。
参观英国“贡品”的次日，乾隆皇帝在极其机密的国家中枢——军机处密谕军机大臣道：“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该国王奉到《敕谕》后借词生事，不可不防。”桀骜不驯，最终也不肯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的英国使臣，已让他在热河丢了脸，更可怕的是，它又是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者。乾隆已开始担忧马戛尔尼访华一无所获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
九月初一，乾隆皇帝担心乘坐军舰而来的英国人回航时在沿海潜行占据岛屿，遂命令军机大臣立即传谕沿海各督抚：
该督抚等督饬各营汛，于英吉利使臣过境时，务宜铠仗鲜明，队伍整严，使其知所畏忌，弭患于未萌。今该国有欲拨给近海地方贸易之语，则海疆一带营汛，不仅须整饬军器，并应筹画防务。即如宁波之舟山等处海岛，以及广东澳门附近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该国夷人虽能熟悉海道，善于驾驶，但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英夷断不能施其伎俩。
乾隆清楚地向他所倚任的为数有限的满洲重臣们表示：国家远洋制海权已经丧失给了英吉利夷人。但这个长于陆战的最高统帅，依然幻想着在内洋与大陆长胜不败。
须知皇帝内心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在上述密谕中他还不忘提醒沿海督抚严切查察，不得让“滨海奸民勾结外夷”。可见，日益迫近的“西洋之累”，使他对治下汉人潜在的威胁更加敏感了。就在马戛尔尼来华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皇帝关切揪心的事。
当马戛尔尼使团乘船经定海北上时，闽浙总督长麟向乾隆密奏宁波府定海县有一个叫郭杰官的监生通夷语，难免里通外夷之嫌。皇帝十分警惕，命将郭杰官解往京师审办。十月间，经军机大臣亲自审问，郭杰官自供，家父叫郭端，从前在广东与夷商做过买卖，夷语能说几句，幼时跟父亲学了几句吃烟吃茶之类的话，并不通晓夷语，父亲早已去世，此次英吉利夷船到定海，我都不认识，并没有交通信息等情是实。军机大臣不能深信，诘问：“郭端既在广东做过买卖，通晓夷语，十九年英吉利夷船到定海时，又曾居间交易，与夷商素常熟识，此次英吉利船到定海，岂有不到你家之理?”威吓劝诱，软硬兼施，从这个嫌疑犯嘴里还是掏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十月二十九日，马戛尔尼所率英国使团即将离开中国，这个可怜的郭杰官才被审查清楚，经皇帝同意，发回原籍释放。
由于马戛尔尼的到来，“西洋”噩梦再一次搅乱了这位年迈皇帝的脆弱神经。充满敌意的被征服者汉人会不会与来自大洋彼岸居心险恶而实力强大的西洋人勾结起来颠覆满洲政权呢?
似乎不能断言乾隆对于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大国的兴衰一无所知。需要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揭示乾隆皇帝此时真实的心态。中英首次通使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皇帝撰写了《十全记》，用铺张粉饰的语言虚夸本来并不都那么显赫的所谓“十全武功”。一年以后，当英国使团首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又以故作虚骄的态度掩饰内心深深的忧虑。粉饰浮夸和虚弱恐慌往往是互为表里的。这个八十三岁的老人越来越习惯于胡诌一些近于荒唐的痴人梦呓，既安抚自己焦躁不安的心灵，也在欺骗那些惯于听从他的臣民们。他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千古第一全人”、“天朝上国大皇帝”的架子，去重新认识中国开始没落而西洋正在崛起的现实，更不打算改弦更张，发奋图强；他只能艰难地撑持着迅速颓败下去的帝国大厦。为了激励自己不致消沉，他陶醉于遨游在对昔日辉煌业绩的回忆之中，或为千疮百孔的帝国大厦再涂上一层层艳丽的油彩。
马戛尔尼似乎窥破了乾隆皇帝的心曲，他一针见血地说：“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他认为“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
“1793年的大事，是马戛尔尼勋爵出使北京朝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作者美国人马士如是说；这一历史事件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邓达斯外相和马戛尔尼勋爵未能达到用英国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突破乾隆皇帝的心理障碍，以实现开拓东方最广阔的市场的目的，也未能达到向最强大的东方陆上国家的君主炫耀武力，令其慑服的初衷；结果适得其反，乾隆皇帝更加坚定了紧紧关住中国大门的既定方针。
当历史的脚步已经走到18世纪即将落幕的时候，乾隆的想法或许还有存在的可能。从中国方面讲，正像乾隆向英王宣言的那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外贸易尽管对中国来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意义更无可估量，但从整个中国着眼，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大国。乾隆皇帝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决策，恰恰以此为基点，而不可能像英伦三岛的英国那样热衷于发展和保护海外贸易。所以孤立地看，乾隆把国门关起来，或做有限的开放，仍存在现实的基础。他只不过在继续做着世世代代从未被惊破的以华夏为世界中心，以天朝上国大皇帝自居的美梦，而有所不同的仅仅是猜忌与防范汉人和外夷勾结在一起的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已。
从英国这个西方霸主来说，想要在此时对中国动武还稍嫌实力不足。马戛尔尼此行的目的落空了，但从另一角度看——他与中国的决策层和上层人物有了一次直接的广泛的接触。他走遍了帝国最富庶的东部地区，他搜集了中国海岸线和其他国防要塞的珍贵情报资料——这次外交使命又可以说取得了意外的收获。这位英国勋爵并未受惑于乾隆刻意渲染的国家繁庶、军备整饬的表象，而以敏锐的洞察力窥破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虚弱本质，得出了与深居宫廷的西洋传教士截然不同的结论：
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马戛尔尼推测了英中关系在未来几十年的可能走向：“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其连锁反应则是：“朝鲜人将马上会获得独立”，“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他还预言：“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四十年后中国被西方列强宰割的触目惊心的图景已经被这个英国勋爵勾勒出来了!
乾隆皇帝和帝国精明的大臣以及满腹经纶的中国知识精英同与中华文明异质的西方文明的接触还刚刚开始。他们完全想象不到，一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时代即将开始了。这个世界将没有任何正义和公理可言，通行的规则是强权政治和实力外交，只不过要披上什么“贸易自由”、“主权国家平等”、“永恒正义”之类的漂亮伪装。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英国使团成员乘坐的风动力“狮子号”军舰从广州黄埔启碇，破浪回国。
四十八年以后，当乾隆皇帝的爱孙道光皇帝曼宁当政时，蒸汽动力的英国军舰又驶向了广州，但这次他们不是朝拜中华帝国君主的和平使者，而是要用大炮轰开紧紧关闭的中国大门。
公元1793年，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在大不列颠把中国当成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给以足够的尊重，期望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谈判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对自己的命运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呢?
这首先应该回答：究竟什么是“明智”的选择。
所谓“明智”，就是通过与英国使臣的外交周旋，争取到有利于我们发展综合国力、能够在即将面临的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条款。这正是中国最根本的最长远的利益。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肯定的。
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使臣来中国，就是要与我们谈判的。既要谈判，就要妥协。英国在认定了自己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之所在后，甚至打算放弃眼前利益无限的鸦片贸易，在包括觐见礼仪在内的其他方面也准备采取灵活的态度。不幸的是，中国方面没有做出相应的表现，没有在诸如开放宁波、天津等口岸、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等方面做出无损于己，却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让步。从表面上看，似乎英国人对三跪九叩的坚决抵制极大地激怒了高度自尊的大皇帝，最终导致了这次可以部分改写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以失败而告终。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中国人昧于世界大势，对国家和民族根本的长远利益还没有明晰透彻的理解，而主宰中国命运的乾隆皇帝把爱新觉罗皇统的延续和大清江山的稳定看得至高无上，因此而确定了拒绝与英吉利使臣谈判的愚蠢的方针，从而痛失了这次宝贵的历史机遇。
1793年，如果乾隆皇帝能够明智一点；如果乾隆皇帝不是那样固执地坚持觐见的礼仪，而施以英国来使以足够的恩惠……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又当如何书写呢?
不幸的是，历史是不能重新回到它某一个起点的。
历史只能是人们鉴古而知今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