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乾隆皇帝这样终其一生热恋权力，且业绩辉煌，为天下后世所公认的帝王，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成就感和使命感推动他终生不懈地紧握权力，热爱政务，这种帝王人格难能可贵，是不可妄加菲薄的。问题在于，太上皇毕竟老了，他的身体，他的神智，能否允许他继续挑起一个三亿人口的庞大帝国这副重担呢?

乾隆体健寿高，首先是得益于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遗传基因。当然，乾隆后天的自强不息，慎于调养也极关重要。据朝鲜人的记载，乾隆生活极有规律：

皇帝寝食起居，自御极后，无论四时，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见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平生不饮酒，不嗜异味，朝夕进食，不过数匙，体力康旺不衰。

对皇帝长期作过近距离观察的军机章京赵翼也记述说：“上每晨起，即进膳。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折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或一人独见，或数人同见，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迄，有铨选之文武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天子日理万机，且乾纲独断，政务之繁剧可想而知，但他能将每天工作、娱乐、休息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天如是，一年亦如是。每岁正月幸圆明园，三月小驻盘山，夏秋之际去热河避暑，进哨木兰，猎于草原林莽之间。外出巡幸之外，皇帝还不时临幸西苑三海(北海、中南海)、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诸名胜。寻常一年，游幸之日已近半，更不用说南巡、东巡谒祖、东巡朝圣，以及西巡五台，去白洋淀打水围了。加以年节踵至，好戏连台，皇帝虽如康熙所说不到咽气即无歇肩之经年辛劳，但乾隆却调理得张弛有道，节奏分明。

乾隆综理天下大事，内廷宫中烦心之事也难免时有发生，他又是个极富感情、极重感情的人，这就需要能节制自己，不以喜怒哀乐过度而伤身。晚年时他总结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乾隆处处贯彻“中庸”之道，在养心养身上也力戒“过”与“不及”，因此总能以开朗安泰的心境、坚韧强健的体魄面对烦嚣的世界和人生，去迎接纷至沓来的挑战和难题。他比他父亲雍正高明，从不受惑于神仙丹药，结果反而比其父长寿，因而干出一番比其父更大的事业。

乾隆身体素质好，生活又有节制，除此之外，他经常坚持锻炼，锻炼的方式则以骑射为主。八十五岁那年，他携玄孙载锡在苑中小猎时，还能开弓射箭，因此而不无自豪地回忆道：

予自幼龄肄习武事，即位后以骑射为我朝家法，不敢少疏。忆乾隆初年用五六力弓，钩闽裕如。至癸亥年(乾隆八年)初诣吉林时，竟用至九力，而舍矢命中，幸不虚发。嗣以年逾六旬，臂痛不复步射，而近年围中马射即鹿，犹能如前，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

平素骑马，更习为常事。六十五岁以前，每年从京师启銮巡幸木兰，至避暑山庄行宫，全程七天，皇帝经日乘马而行。尔后以年事渐高，启跸后也必乘马至清河才改乘肩舆。乾隆六十年，皇帝年高八十有五，出都仍循例策马，御前扈从大臣婉言劝道：“皇上精力虽不减当年，到底以遵养为宜。”乾隆以为所言有理，未至清河即改易肩舆，为此还作了一首小诗表示自愧：

未至清河先换舆，众心遵养可听诸。

廿年前经日乘马，老不如先实愧予。

到太上皇归政时，就一个八十五岁开外的老人而论，乾隆的身体真够得上出奇的强健。长期以来使他苦恼的失眠症自为太上皇后反倒消失了。每晚戌正就枕，凌晨寅正起床，一夜总能睡足四个时辰(八小时)。胃口也好，太上皇诗里不只一次述说：“迩来每喜饱安眠，一夜四八卅二刻(一刻相当于十五分钟)。”偶尔也有失眠的情况，但默诵几遍佛家《七偈》，或几遍《无逸》篇，就能进入黑甜的梦乡。《周书》中的《无逸》一篇共七小段，每段起首皆为：

“周公曰：呜呼!……”正好跟《七偈》七段相仿。当时宫内外都以“老佛爷”称太上皇帝，有感于此，太上皇还作了一首很风趣的小诗：

笑众虚称佛，有心诚愧儒。

消眠常背读，七偈七呜呼!

太上皇的视力、听力尚好。嘉庆元年秋天，在避暑山庄时还用火枪击毙园中一鹿，他说：“发枪标指全以星斗为准，予幸目力精审，不异昔年，每视斗发机，远近无异，多能命中。”平时，目力虽不能看蝇头小字，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不愿戴老花镜。他的理由很古怪，说是“借物为明非善策”，故而臣工进献的玻璃花镜、水晶花镜一大堆，乾隆都“屏而弗用”。在朝鲜使臣的眼里，太上皇甚至称得上“耳聪目明”。其实，乾隆并非双耳皆聪、双目皆明。在题为《戏语》中的一首诗中，他说：“见半还当不见半，半听亦可半不听。”诗句下有自注，说自己左耳重听已四十余年，左目欠明也有二十年了。俗话讲“睁一眼，闭一眼”，所以《戏语》这首诗接下去说：“此虽俗语合至理。”至理即“执用两中法舜经”。“中庸”，过犹不及，用在政治上即乾隆的“执用两中”。“戏语”一诗揭示了乾隆听力、视力的真实状况，从诗中似也可以看出乾隆的机智和幽默。

就一个八十五岁开外的老人而论，太上皇的思路也还算清楚。嘉庆二年夏秋，驻跸避暑山庄的三个多月中，他偶尔去“瀑源亭”观赏飞流直下的瀑布，却无意间弄明白了一件被臣下善意地愚弄了数十年之久的小事。三十八年以前，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没有经过实地勘查，就命令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挖一条石渠将山泉引至涌翠岩上佛寺一侧的水池中。这样，池水穿过涌翠岩山石，自上而下流入山下长溪中，就形成了一道瀑布。皇帝又命在山泉源头建一亭，题为“瀑源亭”。三和熟悉该处地形，知道泉眼低于寺池，但不敢扫皇帝的兴，石渠奉旨砌好了，却根本引不来泉水，只好在皇帝临幸山庄前，安排人挑水把水池灌满，以便临时应景。这次皇帝到这里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命嘉庆皇帝亲率御前大臣及司工人员，带着仪器，一步一步地测量，才搞清泉眼不仅低于寺池，而且泉水涓细，根本不能形成飞瀑。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太上皇感慨良深，他在《观瀑咏事》一文中说：“夫瀑源诚细事，积数十年之久，而兹乃得其实”，“当时司工之大臣三和必当知此，乃隐而不言，以遂朕过。”进而推论“为人君者有过，人臣不敢言，以遂其过者多矣，是大不可。惧哉”!这的确是一件“细事”，但足以说明，太上皇在神志清楚时，如果他愿意的话，还能洞察出由他自己编织出来，由群臣交口颂扬而铺陈渲染的锦绣盛世所掩盖的某些阴暗角落。

不幸的是，乾隆除了泉眼是否高于寺池之类的“细事”之外，对昔日的辉煌、帝国的现状、将来的隐患，一概不愿加以深入而切实的审视；他的身体和精神也每况愈下，“勤政”云云，越来越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

太上皇常常愿意一个人在僻静之处凝神遐想，每逢这时，太上皇就往往忘记了时光的流逝。下面请看他八十八岁那年在避暑山庄写的一首极富情趣的《即事》诗：

乘凉每爱倚长松，无碍翻来天籁重。

坐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初钟。

这位富贵闲豫的老者似乎只想在神圣的宁静中，遨游于往事的回忆里，他不愿再回到那令人烦躁不安的现实中了。

更令人忧虑的是，太上皇原有的健忘症更加严重了。归政前夕，乾隆的健忘就经常弄得臣下手忙脚乱。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到春秋两季更换帽子之时，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銮，天令稍寒，就命取暖帽戴上。这时还不到应该换帽的阴历九月十五，但随扈大臣等见皇上既已改戴暖帽，也就一律摘下凉帽，换上了暖帽。到了九月下旬，天令转暖，皇帝改戴凉帽，群臣也忙着把凉帽找出换上。皇上这才恍然大悟，不断叹气说：“不怨诸臣，是朕年老所致啊!”归政以后，太上皇还常闹出这样的小笑话，用了早膳，不多光景又命传早膳，随侍太监谁敢说皇上已进了早膳?就急忙传旨御膳房再进早膳。太上皇下巴低垂，目光迷离，默默地望着再次端来的蜂糕和竹节卷小馒头，不知是心里诧异，还是在想别的什么事体。到太上皇辞世的前一年，他的容貌气力看上去虽然不甚衰老，但健忘症迅速加剧，说话做事，旋踵即忘。朝鲜人的记载说他“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搞得侍御左右狼狈不堪。

有的记载说太上皇的口齿也越来越不清楚了。他说的话，连亲儿子也不懂，只有和珅一人听得明白。《春冰室野乘》的作者李岳瑞有如下一段绝妙的记录：

高宗纯皇帝之训政也，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嘉庆皇帝琰)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上皇)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坤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坤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此咒则所恶之入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白莲教)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上闻之，益骇，知坤亦娴此术，故上皇宾天后数日即诛珅。

上述“高天德”，当是白莲教大起义首领“高均德”或“徐添德”的误记，“苟文明”则不知何许人也。到嘉庆三年(1798年)夏天的时候，令太上皇日夜焦虑的“教匪悍酋”有高均德、王三槐、徐添德、李全、冉文涛、罗其清、阮文通数人尚未就擒。《春冰室野乘》说太上皇闭目持咒，念念有词，还是可信的。问题在于，“喃喃有所语”，只有和珅一人弄得明白，就太严重了。太上皇乾隆无论怎样衰耄，毕竟是最高权威的惟一来源。如今“源泉”已经浑浊了，由宠臣和珅所传达的“敕旨”，是否准确地表述了最高权威的本意呢?总之，太上皇乾隆的身体与神智状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一个望九之年的老人来讲，堪称少有的健者，然而，要处理必须处理的繁剧政务，他的精力已经远远不够了。

无情的现实是，需要太上皇做出重大决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严重的“亏空”。各省仓库无不亏短帑银和仓粮，亏缺库银一二百万两以至数百万两的省分比比皆是。这个烂摊子谁也不敢捅，一捅便会揪出上自督、抚大员，下至州县七品官一大串贪官墨吏，地方政权立即瘫痪。

吏治的败坏也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非法的贪污和受贿、索贿且不论，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贪污、贿赂——“陋规”，则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地丁之外有“火耗”、“平余”；漕粮之外有“漕规”、“斛面”；盐课之外有“节规”、“匣费”，关税之外有“盈余”、“存剩”；督抚过境时有所谓“站规”、“门包”，学政典试时有所谓“棚规”、“红案”，此外如“心红纸张”、“舟车贴费”、“行事官价”、“冰敬炭敬”……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甚至出国的使臣也要向属国君臣索要“密赠”、“别赠”。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衙门这些官僚机器离开了白花花银子作润滑剂便不能运转。老百姓到衙门办正事要拿钱开道；下属照例的升迁调补要拿钱疏通，贿赂上司；督、抚、藩、臬等奉召陛见，也要遍行贿赂京中大老。和珅的胃口越来越大，老婆死了，两淮盐政征瑞致送白银二十万两，和珅嫌少，开口就是四十万!四十万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家每年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说起来准让你吓一跳。

乾隆的胃口比和珅大得多，他的贪求群臣贡献，已成为败坏吏治的首要之害。不过，太上皇在接受臣工一年数次的价值白银数万两，以至数十万两的贡物时，却说什么这不过是取“野人献芹”的古意，以联络上下之情；而臣下明明献媚太上皇以固宠，却说是奴才对主子的一片孝心，一腔血诚。

乾隆与和珅刻剥地方大吏，督抚藩臬则取之于州县，直接“亲民”的牧令们便把手伸向无告的羔羊——驯服的百姓身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好借此再分润点余膏呢。偶尔有一二强梁者上控，官司落到上蜂手里，因为自己屁股底下也不干净，有谁还想彻底查办，为民伸冤?州县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百姓也明白上告必不能自直，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造反!

湘黔苗民起义还没有镇压下去，盛大的传位大典刚刚落下帷幕，白莲教大起义便如同燎原烈火，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平静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原地区再次爆发强烈的政治地震，长期紧张的各种社会矛盾所蓄积的巨大能量，终于在清帝国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喷涌出来。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掩盖下的各种黑暗、丑恶的现象被无情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国内的烦心事已令太上皇应接不暇，再加上对帝国日益逼近的来自西洋的威胁，其严重性也许乾隆比谁都更明白。

而太上皇乾隆既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就必须直接面对这一切冷峻严酷的现实。然而，他在部署扑灭教匪叛乱的同时，还能再做些什么从根本上革除流弊的“大事”呢?退一步讲，即使他想使已积重难返的社会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那也如同他的衰老之躯能返老还童一样，不过是个神话。

太上皇应该作的事确实太多了，但他在三年“训政”时期，除了游宴颐养之外，所作的两件“大事”只有“望捷”和“祈雨”而已。他在继续粉饰，不愿让天下臣民在紫禁城辉煌的落日余辉之外，再看到不祥的硝烟。

有“二皇帝”之称、太上皇的第一宠臣和珅所作的首要大事是帮助太上皇粉饰。封疆大吏们，特别是川、楚、陕、豫、甘五省镇压教匪叛乱的领兵将领及当地督抚提镇，向太上皇密折奏事，要同时录一个“副封”(即副本)给和珅。更为严重的是，此时众望所归的阿桂已然病故，和珅高踞首席军机大臣之位，更加胆大妄为，他把军前将领奏报军事不利的密折扣压下来，以免搅扰太上皇安泰怡然的心境。太上皇已不能像以往那样及时地获得足够的准确信息，因而应变能力急剧下降。和珅似乎还算不得什么机心深远的巨奸大滑，他几乎用全副精力去周旋太上皇，对日益迫近的杀身破家之祸并未事先做出切实的防范。

有“皇帝”名号的嘉庆则事无巨细“唯皇爷处分”。这个近不惑之年的皇帝对乾隆季年的种种痼疾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过，他深知还不到自己当家作主、大刀阔斧改革时弊的时候。时下自己该做的是，规规矩矩聆听太上皇训谕，洒洒脱脱陪伴太上皇游宴，沉默忍耐，甚至对和珅也要忍让三分。嘉庆皇帝正全神贯注于藏锋匿芒，以行韬晦之计，他怎么肯向太上皇自陈政治的阙失呢?

嘉庆皇帝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太上皇帝不在其位偏要谋其政，而事实上已没有足够的精力谋其政，窃弄权柄的和珅其意也不在于谋其政。如此一来，偌大的一部国家机器，由于发动机部分近于瘫痪状态，就只能靠着惯性维持着低速运转。

这就是太上皇训政三年零三个月的大清帝国的政治。

极富统治经验的太上皇乾隆对帝国的窘境不能说没有任何感觉，抚今追昔，他也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愧疚之意。嘉庆元年春天，太上皇帝临幸留下他祖父康熙足迹，也留下昔日辉煌的种种回忆的南苑旧衙门行宫，他凭窗凝望，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脑际，不禁用低沉的语调吟诵着：

十二龄兹八十六，七旬有四此烟光。

春风秋月曾无改，意乐心忧曷有常?

外靖内安思昔咏，歼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书屋凭窗坐，惭愧人称太上皇!

太上皇回忆起自己十二岁那年，随皇祖康熙皇帝来到旧衙门行宫时的各种情景，不禁感慨：时光真快啊，转眼之间已是八十六岁的皤然一老翁了!他继续回忆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天驻跸桃花寺行宫时，亦如今日一般凭窗俯眺。时隔二十年了，太上皇依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正急切盼望着金川之役最后胜利的捷报，但见红旗一点，由远及近，从柳荫中跃动而来，那是将军阿桂平定金川的报捷红旗，顿时整个行宫欢声雷动，这该何等地激动人心啊!可如今呢，仍是桃红柳绿的春天，仍是以焦灼的心情凭窗远眺，可那“歼苗平楚”的报捷红旗何以迟迟不至呢?

“惭愧人称太上皇”!乾隆不禁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御政能力毕竟今不如昔了。”

太上皇帝望眼欲穿的那一点飞红最终也没有映入他的眼帘。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清晨所写的《望捷》一诗竟成了这位多产诗人的绝笔：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第二天，太上皇帝便与人世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