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拉皇后幽死的那年，乾隆皇帝才五十六岁，但帝后反目，万口哄传，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从此心灰意冷，绝了再立中宫的念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锦州生员金从善呈请皇帝就乌拉那拉皇后一事下诏罪己，还请“复立后”，皇帝十分恼怒，认为有必要向天下臣民公开表示不复立后的决心和理由，遂降旨曰：
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礼?况现在妃嫔中，既无克当斯位之人，若别为选立，则在朝满洲大臣及蒙古扎萨克诸王公，皆朕儿孙辈行，其女更属卑幼，岂可与朕相匹而膺尊号乎?
金从善事件后，终乾隆一生，再没有人敢议立皇后。然而在乾隆诸后妃中，享有皇后位号的，还有一位孝仪皇后，不过，那是死后追封的。
孝仪皇后魏氏，生于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九日，乾隆即位，入宫为贵人，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封令嫔，时年十九岁，是深宫中比较年轻的一位。魏氏比孝贤皇后小十五岁，孝贤在日，与魏氏关系亲密，魏氏地位上升，与孝贤照拂爱护不无关系。乾隆皇帝晚年在孝贤陵前祭酒时所作的一首诗云：“旧日玉成侣，依然身旁陪。”当时魏氏已逝，以皇贵妃拊葬地宫，棺椁位于孝贤皇后棺东侧，故而诗中说“依然身旁陪”。乾隆称魏氏系孝贤“旧日玉成侣”，可见二人在宫中的特殊关系。
还有一种传说，魏氏系孝贤皇后宫中女子，她的性情、气质、身段及容貌与皇后酷肖。似乎由于上面提到的说不清的缘由，孝贤逝后，乾隆对魏氏别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怜爱之情，特别是乌拉那拉皇后被冷落后，已经升为令妃、令贵妃的魏氏实际上宠冠后宫。乾隆三十年四次南巡，那拉皇后实际上被废黜，给了魏氏晋升皇贵妃的良机，从此，魏氏虽未加以“摄六宫事”的名义，但皇贵妃魏氏实为兰宫领袖。魏氏前后生有皇十四子永璐、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皇十六子(未命名)、皇十七子永磷，以及皇七女和皇九女，是皇帝后妃中诞育子女最多的一位。
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月二十九日皇贵妃魏氏病逝，年四十九岁，谥“令懿皇贵妃”。魏氏去世时，皇十七子永磷才十一岁，皇帝内心颇有怜意，加以前年豫妃、去年庆贵妃连遭薨逝，眼下皇贵妃魏又接踵而亡，皇帝内心极为悲痛，他在《令懿皇贵妃挽诗》中说：
儿女少年甫毕姻，独遗幼稚可怜真。
兰宫领袖令仪著，萱户巳殷勤懿孝纯。
了识生兮原属幻，所惭化者近何频?
强收悲泪为欢喜，仰体慈帏度念谆。
魏氏是乾隆在世时册封的最后一位皇贵妃，随着魏氏去世不仅中宫久虚，而且权当六宫领袖的皇贵妃亦阙而不补。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皇帝归政大典在即，正式宣布嘉亲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准备翌年元旦即位为嗣皇帝。“母以子贵”，永琰生母孝懿皇贵妃也就被追赠为“孝仪皇后”，是为乾隆第三位正式皇后。
关于孝仪皇后魏氏的家世，后人亦有离奇的说法。美国人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琰”条下记曰：
有记载说：琰(即永琰)之母孝仪皇后原为苏州女伶，乃是掌管宫中娱乐的衙门异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用者。甚至有人断言，异平署内有一座小庙，供奉一尊女神喜音圣母，圣母脚前一度立有颐琰及其子曼宁(即绵宁，道光皇帝)庙号和谥法的两座牌位，如同这两人就是她的后代。尽管有这种可能，但官方记载却说：孝仪皇后是满族人，《八旗氏族通谱》载有姓氏，其家至少有三代世为内务府包衣。她是高宗宠爱的妃子，居于圆明园内著名的“天地一家春”，颐琰即诞生于该处。
“琰”条目的作者房兆楹先生引述有关孝仪皇后的传闻后说“有这种可能”，他对官方记载则未予评论。
看来，昇平署内小庙喜音圣母前列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庙号、谥号的牌位似乎为讹传，然而，孝仪皇后魏氏是否原系苏州女伶，则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异平署是承应宫廷奏乐演戏事务的机构，据《大清会典》：“设管理事务大臣一人，于内务府大臣内简充。”乾隆时尚无“昇平署”之称，排演戏剧音乐在南花园(今南长街南口)，故称“南府”，道光七年(1827年)改名“昇平署”。昇平署中蓄养江南优伶，这是尽人皆知之事。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释服未久的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等密谕南方织造、盐政等不得强买“优童秀女”。这道密谕先说自己“自幼读书，深知清心寡欲之义”，“虽身居圆明园，偶事游观，以节劳勚，而兢兢业业，总揽万几，朝乾夕惕，惟恐庶政之或旷，此心未曾一刻放逸”，然后转入正题：
近闻南方织造、盐政等官内，有指称内廷须用优童秀女广行购觅者，并闻有勒买强买等事，深可骇异!诸臣受朕深恩，不能承宣德意，使令名传播于外，而乃以朕所必不肯为之事，使外间以为出自朕意，讹言繁兴。诸臣之所以报朕者，顾当如是乎?况内廷承值之人，尽足以供使令，且服满之后，诸处并未送一人，惟海保处曾进二女子，其一已经拨回；曾进一班弋腔，因甚平常，拨出外者二十余名。此人所共知者，何至广求于外，致滋物议?是必有假托内廷之名，以惑众之听闻者。尔等可密传朕旨晓谕之，倘果有其事，可速悛改，如将来再有浮言，朕必问其致此之由也。
雍正皇帝去世，乾隆行三年之丧，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服满，至上述密谕不过半年时间，南方织造、盐政中海保已进女子二名、弋腔一班。乾隆说“其一已经拨回”，另一女子何在?乾隆说弋腔班中因平常“拨出在外者二十余名”，未拨出而不平常者又有多少，见留何处?推敲上述密谕，可知在南方担任盐政、织造和税关监督的内府包衣官员罗致貌美艺绝的优伶以进呈内廷本为例行之事，但这些奴才拉大旗作虎皮，把事情搞得太过分了。以至江南流言蜂起，累及圣德；皇帝不得不悄悄告诫他们事情要做得隐蔽点、策略点。其实皇帝日理万几，年节看看戏，调剂一下紧张的工作节奏本无可厚非；皇帝喜昕南音，购觅江南优伶入宫当差，亦不足深责。这里想说的是，孝仪皇后魏氏出身于苏州女伶，系“昇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用者”，究竟有无可能性?答案只能是：有这种可能，但并无确证；或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唐邦治先生所撰《清皇室四谱》记孝仪皇后云：“孝仪皇后，魏氏，内管领清泰之女。”“管领”有两种涵义：第一个涵义是“八旗包衣的基层编制单位”，八旗下属包衣人一般编为一个牛录(佐领)，不够编一个牛录的，则编为半个牛录，满语为“浑托和”，汉语称“管领”；第二个涵义是随管领这一组织来的，管领的头目亦称“管领”(满名“包衣达”)。八旗中上三旗包衣归内务府管辖，其管领则称“内管领”。孝仪皇后的父亲清泰就是内务府下一个管领的包衣的头目。从民族成分讲，虽有汉姓魏，但已属满族人了。《清史稿·后妃传》说“魏氏，本汉军”，是错误的。如果魏氏原是苏州优伶，只能这样设想：魏氏被南府(昇平署)从苏州购觅而来，以色艺俱佳为乾隆所喜爱，但家法森严，魏氏先认内管领清泰为父，经选秀女之途入宫，赐号贵人。当然，这不过是想象。在没有确证之前，还是把孝仪皇后认定为内管领清泰之女稳妥。
除三位皇后外，乾隆还有五位皇贵妃位号的妃子。
慧贤皇贵妃高氏，是高斌之女。高氏出身内务府包衣世家，乾隆在藩邸时，为侧福晋，乾隆即帝位，册封贵妃。乾隆十年正月薨逝，追溢“慧贤皇贵妃”。高斌以治河名世，官至大学士。嘉庆年间，高斌一支奉旨抬人满洲镶黄旗，赐姓“高佳氏”。高斌子孙高恒、高朴相继因贪墨坐诛，据说处死高恒之前，大学土傅恒曾奏请皇帝看在已经去世的慧贤皇贵妃的面上，贷其一死。乾隆对此颇不快，正色道：“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傅恒为孝贤皇后兄弟，听罢战栗不敢言。至杀高朴，皇帝再谕：“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也是早年随侍藩邸旧人，雍正六年(1728年)生皇长子永璜，九年生皇二女，但她先于乾隆即位而逝，乾隆十年追赠哲悯皇贵妃。乾隆十六年十月东陵胜水峪地宫成，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棺椁随孝贤皇后梓宫自静安庄出发。乾隆皇帝望着这三位年轻时代生活伴侣的灵驾鱼贯而去，挥泪赋一首七律以志哀：
凤翣龙楯何事尔，鱼贯故剑适相从。
可知此别非常别，漫道无逢会有逢。
芦殿惊心陈白日，菆涂举目惨寒冬。
百年等是行云寄，廿载凭参流水淙。
帝陵先葬皇后，皇贵妃埋葬帝陵，始于康熙皇帝。孝贤皇后先葬胜水峪地宫，慧贤及哲悯两皇贵妃埋葬，俱援例而行。
地宫中第三位皇贵妃金氏也是内府包衣世家出身，祖上是鸭绿江畔义州地方的朝鲜人，太宗皇太极时投诚，编为满洲正黄旗包衣第四甲喇(后之参领)下的第二高丽牛录。金氏为内务府上驷院卿三保之女，其兄金简则以制作“武英殿聚珍版”而名闻遐迩。金氏也早侍藩邸，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册封嘉嫔，累进至嘉贵妃，乾隆二十年(1755年)一月薨，追谥淑嘉皇贵妃。淑嘉皇贵妃之父三保一支于嘉庆初脱离包衣籍，抬人满洲正黄旗，并赐姓“金佳氏”。淑嘉皇贵妃所生皇四子永城、皇八子永璇、皇九子(早殇)和皇十一子永理多高寿，且富艺术气质，这在后面还要详谈。
乾隆另两位皇贵妃——纯惠皇贵妃和庆恭皇贵妃——则未拊葬乾隆地宫，她俩葬在帝陵西侧“裕妃园寝”。纯惠皇贵妃苏氏初侍乾隆藩邸，乾隆即位，册封为纯嫔，随即晋纯妃，生皇三子永璋、皇六子永瑢和皇四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四月晋纯皇贵妃，当月薨逝，谥“纯惠皇贵妃”。庆恭皇贵妃陆氏无子嗣，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去世时位号是庆贵妃。嘉庆皇帝登极，念及自己“自冲龄蒙庆贵妃抚育，与生母无异”，特旨追赠庆贵妃为庆恭皇贵妃。
乾隆嫔妃中为皇帝生有子女的还有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忻贵妃戴佳氏、舒妃叶赫那拉氏和悖妃汪氏。
在乾隆皇帝众多的妃嫔中，百年以来人们谈论不衰的是极富传奇色彩，而道明真相又极其平常的所谓“香妃”。
香妃之名，晚清就开始流传，辛亥革命以后更为人所津津乐道。
1915年在故宫外朝地带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将一幅名为“香妃戎装像”油画陈列于浴德堂后。好事者趋之若鹜，古物陈列所前门庭若市，香妃艳事很快传遍九城，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新闻。“香妃戎装像”所画系一内着红装，外罩铠甲，佩剑挺立的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据说出自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郎世宁的手笔，画像下并附古物陈列所写的《香妃事略》：
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嘱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于西内建宝月楼(原注：即今之新华门)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鞲，具如西域式。又武英殿之西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筑，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盖帝欲借种种以取悦其意，而稍杀其思乡之念也。讵妃虽被殊眷，终不释然，尝出白刃袖中示人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闻者大惊，但帝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皇太后微有所闻，屡戒帝弗往，不听；会帝宿斋宫，急召妃入，赐缢死。上图即香妃戎妆画像，佩剑矗立，纠纠有英武之风，一望而知为节烈女子。
古物陈列所在《香妃事略》结尾处不忘告诉观者：“原本现悬浴德堂，系郎世宁手笔。”《香妃事略》虽不能掩饰其招徕看客的广告味道，但这篇短文结构谨严，文彩飞扬，史事传闻虚实难辨，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加以举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古迹为证，难怪一时万人争说，九城轰动。随后出现的有关香妃的演义、小说、戏剧等虽情节更加动人，其渊源盖出于《香妃事略》。
最先出来廓清香妃迷雾的是北京大学历史教授孟森先生。据他考证，民间盛传的香妃其原型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和卓氏。孟森在《香妃考实》一文中指出，乾隆容妃和卓氏既姓和卓，必为真主默罕穆德后裔，与后来据回疆叛乱的大小和卓或为兄妹，或为父女。和卓氏入清的时间，当在大小和卓未叛之前。孟森是这样论断的：
大小和卓在伊犁初定时，实为受中朝之惠，而得返故境。迨其叛也，已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间，始渐明叛状，至二十四年秋，乃讨平之，两和卓授首。而和卓妃之入清，当在其先。盖两和卓由准(准噶尔)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
这位史学家说，乾隆皇帝考虑到和卓氏与宫中妃嫔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决定在西苑瀛台之南修筑宝月楼，“以为藏娇之所”。又在毗邻宝月楼的西长安街街南辟出一区，定名“回回营”，并添建回教礼拜堂，专门安置归顺之回民，“屋舍皆用回风，以悦妃意”。宝月楼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之春，当时回疆军事方殷，孟森据此进一步证明和卓氏入清必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
孟森据《清皇室四谱》等文献资料，历述和卓氏初入宫赐号贵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册封容嫔，三十三年(1768年)晋容妃，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卒。据此孟森批驳“香妃”为太后缢死的传闻说：“太后寿考，至乾隆四十二年乃崩，已八十六岁，后十一年容妃乃卒，此岂可以太后赐死诬之?”
盂森先生是学问淹通、考据精审的清史专家，他的论断凿凿有据，从此香妃即容妃在学人中间成为不可移易的铁案。容妃既受恩宠，且又善终，所谓身怀利刃、欲伺机行刺皇帝以报故主云云，只可视为荒诞不经之言，进而推想容妃恐怕也不会是遍体异香的西域美人。
不过，孟森先生确信宝月楼为乾隆破宫中旧例为容妃准备的香闺，并从皇帝御制宝月楼诗文中推绎出他对容妃的绵绵恋情。如御制《宝月楼记》中说：“楼之义无穷，而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孟森据此推测：“此则中有一奔月之嫦娥在，知有营为金屋之意。”《宝月楼记》又说：“夫人之为记者，或欣然于所得；而予之为记，常若自识，是宜已而不已。予亦不知其何情也!”孟森据此又推测道：“此又见高宗之用情，而兼露英主本色，自以为宜已，则对此叛回之女不宜尊宠，亦明知之；然不能已，则自问亦不知其何情，可知其牵于爱矣。”再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新正御制《宝月楼自警》诗云：“液池南岸嫌其远，构以层楼据路中。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昔今同。俯临万井诚繁庶，自顾八旬恐脞丛。归政之年亦近矣，或当如愿昊恩蒙。”孟森亦以为与容妃有关，他说：“此诗在乾隆五十六年，距容妃之丧已将及三年，诗中殊有悼亡意味。高宗文字不足以绮靡言情，且又须保持帝王尊严态度，只能如此。然感慨之意，溢于言表。云‘卅载画图’，决非楼之图。楼为南海底倚墙尽处，何有于卅载之画图，而朝夕求其似否?盖知画图即楼中人之图也。香妃像举世流行于今日，当时有郎世宁画本戎妆一像，为游行从跸围猎行宫之貌。殆即诗之所指。卅载之图尚朝夕求其相似，可知珍惜之意。日‘新正吟咏昔今同’，同之中分今昔焉，即所谓物是人非者也。”总而言之，孟森是从乾隆御制宝月楼诗文推求其中的弦外之音的；他毕竟是重视考据的史家，所以他又明明自白地告诉读者，乾隆关于宝月楼虽历年有诗，却“难指为与(容)妃有涉”。
是不是可以说，孟森先生在考出了俗传香妃的原型本容妃之后，也真的相信皇帝在宝月楼头与容妃有过一段情意缠绵的恩爱缘分?由于孟森做学问之严谨素来为人所敬服，且从高宗御制诗文中抉隐剔幽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凿空之言，自《香妃考实》刊出，香妃虽被揭去面纱，变成了实有其人的容妃，但其魅力未减当年，有关容妃的轶事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仍是文人驰骋遐想的素材，甚至今天在乾隆皇帝的传记中也有据孟森说法而断定容妃是极受乾隆宠爱的。
周远廉先生在《乾隆皇帝大传》中说：“帝特于临街筑宝月楼以居容妃，又特于墙外建“回回营”修礼拜寺，以及亲写许多首关于宝月楼之诗，这一切充分表明了乾隆帝对容妃是何等的宠爱。”
高阳先生《清朝的皇帝》一书中也提到了容妃，他说：“高宗生平所眷者两女子，一即福康安之母，傅恒之夫人；一即容妃。”高阳同意孟森的基本观点，又多有发挥。如乾隆何以筑宝月楼?他以为“原因并不止如心史(孟森字)所言的‘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是有如下三因：
首先风俗大不相同。坤宁宫每日煮猪两口祭神，元旦子刻祀神当皇家礼中最隆重者，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此为回教徒，万不能忍之事。高阳先生进一步申说，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和卓木正嚣张之时，回疆亦未入版图，高宗必须怀柔，不能强使容妃(香妃)叛教。且既承恩宠，亦不忍出此。
其次，大内后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高宗筑宝月楼于瀛台之南，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幸圆明园，须劳师动众。同时，容妃独承雨露，亦不虞其他妃嫔有争宠而左右为难之苦，高宗为己计者甚便。
最后一点是利用容妃了解回部的情况，特别是地理，以便在指授方略时有所依据。此在高宗实不免内疚于心，方灭其国，又宠其人，复以得其人的智识，为取其国的助力。高阳先生还说：“回部叛乱，以及两和卓木兵败，为其同族所杀，在当时都是瞒住容妃的。其后以无母家可归省，乃于宝月楼外，‘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以慰其乡思。”此外，高阳对孟森所引御制宝月楼诗的内蕴也有不少新见，这里故且从略了。
顺便提一下，借助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先生的生花妙笔，香妃最近已扬名海外。佩雷菲特给对东方神秘的历史兴趣盎然的洋人讲述说，乾隆一生有过三次热恋，一次是和雍正的妻子马佳氏，最后一次是皇帝六十岁时爱上了和珅和大人，这中间的一次，就是单恋“身上发出沁人心肺的天然香味的‘回族香妃’”：
这位异族的女囚一心怀念着在喀什附近被乾隆的士兵杀死在身边的丈夫。她对乾隆这样说：如果想用武力占有她，她会把他杀死。一天她不就从袖内抽出一件匕首来了吗?而在天子面前谁也不准亮出武器的。当卫兵从她手里夺走武器时，她不是傲慢地高喊：“我还有许多呢!”皇帝想方设法来改变她的冷淡态度，甚至在中国鼓励伊斯兰教，甚至让耶稣会的建筑师在紫禁城内仿照她故乡阿克苏为她建筑一座清真寺。耶稣会士为信喇嘛教的君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是各种教会合一了。皇帝日渐衰弱。太后第二次出来中止这桩令人议论纷纷的爱情故事，让肇事者自尽了事。乾隆说她“天地灵秀之气，都让你一人占尽了”。为她的死而久久痛哭。他为她写了碑文：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在喀什绿洲几公里外，在戈壁沙漠和苏联突厥斯坦的边上，为纪念“回族香妃”而建立的清真寺内供人凭吊的碑石上仍然可见这篇碑文。
这就是写在佩雷菲特先生的畅销书《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的最新外版的香妃传奇。
如今已被辟为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的宝月楼是否为当年乾隆皇帝藏娇的金屋?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容妃和卓氏究竟何时、以何种原因来归谈起。
近年来，经过中外学者对清朝官书、档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开掘和研究，已经可以确证下述几个问题：
容妃和卓氏虽与叛清的回部(清朝史籍中称居住在天山南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为“回人”，称其地为“回部”或“回疆”)领袖大和卓布拉呢敦、小和卓霍集占同宗，为派罕帕尔(即派噶木巴尔，回人尊默罕穆德为“天使”，派罕帕尔即回语“天使”之意)后裔，但她那一支家族却不仅没有卷入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而且当清军胜利地追剿向境外逃窜的大小和卓木时，容妃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胞兄图尔都还领兵到将军兆惠大营协助官军作战。就辈分而论，额尔克和卓额色尹是大小和卓木的堂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闰六月，当额色尹来到兆惠大营，告诉他“六月内遇布拉呢敦所属百余人，剿杀甚众”，兆惠对来归的额色尹等加以抚慰，并令其遣人到境外布鲁特部落“往取家属”。
将军兆惠表面上对来归的额色尹等予以抚慰，骨子里却猜忌甚深，他随后即密奏乾隆皇帝：“因思伊等系霍集占同族，又与布鲁特相契，恐回人等又以伊等为和卓，妄行敬信，应于到京后请旨，将伊等或留京城，或安插安西、哈密等处。”乾隆谕令兆惠先将额色尹等送京。当年九月额色尹等抵京，经军机大臣面询，得悉额色尹等身世、经历，乾隆皇帝指示：“额色尹系霍集占一族，且久居伊犁，不便遣回叶尔羌等处，应即留京师居住。”此时，图尔都和卓正在送京途中，皇帝同时谕示，将额色尹、图尔都等“家口送京”。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初二日，以额色尹与其侄玛木特“俱系派噶木巴尔后裔”，分别授公爵和扎萨克头等台吉。到除夕宴清朝正外藩时，“回子公额色尹、一等台吉玛木特、图尔都和卓”敬陪末席，可见容妃之兄图尔都的进京当在二十四年年底。图尔都亦很快被授以品级，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皇帝谕军机大臣：“在京安插回人内，额色尹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落院管辖。又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着自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
作为额色尹的侄女、图尔都的胞妹和卓氏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初被护送至京。据清官档案所记，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并赏赐珊瑚朝珠、金银首饰，及缎纱皮绵等袍褂衣物。和贵人即维吾尔族姑娘和卓氏，时年二十七岁。
据此，和卓氏的入宫，并非如孟森先生所推测的那样，在两和卓未叛之前，为“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高阳先生推测“利用容妃了解回部的情况”，“回部叛乱，以及两和卓木兵败，为其同族所杀，在当时都是瞒住容妃的”，更属不着边际的臆断。
如此一说，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三年春修建的宝月楼也不可能是皇帝为容妃营筑的香巢。史籍记载，宝月楼于二十三年春动工兴建，当年秋天落成。这段时间，清军正在库东一带与回人苦战，乾隆皇帝岂能预料一年多后有个回女和卓氏来归?更不可能为一个莫须有的回女在西苑预修金屋以备藏娇。
何以修建宝月楼?乾隆在《宝月楼记》中已交待得再明白不过了：
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熏亭。亭与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椓。鸠工戊寅(乾隆二十三年)之春，落成是岁之秋。
南海中的瀛台，三面临水，花木扶疏，是皇帝夏日临幸之处。令皇帝稍嫌不满的是，“每临台南望”，由于瀛台与皇城城墙之间缺少屏障，西长安街上熙来攘往的百姓可以把皇帝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在瀛台正南方向拆除一段皇城城墙墙基与那一条“长二百丈、阔四丈”的狭长地段并在一起作地基，正好修一座东西二百丈、南北宽四五丈的重檐楼宇。又以“池(液池，即南海)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肖乎广寒之庭”，遂命名为“宝月楼”。要之，宝月楼之建，原与容妃无涉，容妃居于大内后宫，亦从未下榻宝月楼。
至于与宝月楼隔街相望的“回回营”的修建，则确与容妃的家族有一定关系。乾隆二十四年冬，和卓氏的叔叔额色尹、堂兄玛木特，以及胞兄图尔都等平叛有功的“回人”头面人物先后进京，同时奉旨办送来京师居住的还有和田等六城伯克、后封王爵的霍集斯等，皇帝遂决定在西长安门外、西长安街路南一带营建房屋，让随他们陆续来京的族属居住。“回回营”建成后，从新疆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移居来的回人乐师、工匠等编成一佐领，就定居在那里。乾隆二十八九年，又在“回回营”修建了一座融维吾尔族和汉族建筑风格于一炉的礼拜堂。寺成，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叙述了“回回营”及礼拜寺营建始末：
定回部各城，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锡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成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廛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回营””……爰命将作支内帑羡金，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穹门垲殿，翊庑周阿，具中程度。经始以乾隆癸未(二十八年)清和吉月，浃岁落成。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而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诧西域所未曾睹，问有叨近日之荣而兼擅土风之美如是举者乎?
“回回营”之建并非为了慰藉容妃的思乡之情，这是不言自明的。如今，矗立在西长安街北侧的宝月楼已成为众目瞩望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车行此处，京城故老还能指点上下，娓娓道出“香妃”轶事；旧日的“回回营”却早已更名东安福胡同。近年有的学者去那里走访土著，还找到了一位回族常大爷。他的祖父在前清时曾在昇平署当差，演奏回部音乐。但“回回营”已面貌全非，只留下当年回人礼拜寺的一段围墙、汉白玉石砌的城台，以及一弯汉白玉石拱券，似乎还能引发人们怀古的幽思。这以后，又经历了“革文化命”的一场劫难，这一点点历史遗迹怕也荡然无存了吧!
《香妃事略》还提到大内武英殿西的浴德堂“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孟森先生在考定香妃之讹时，已否定浴德堂为香妃赐浴之处。此后单士元先生又进一步申说，浴德堂在明、清两代并非浴室，当然更谈不到是“香妃沐浴之所”，其建筑可能是元代遗物。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所谓“香妃”不可能在文武百官注目之下，从外朝宫殿群中招摇而过，去离宝月楼数里之遥的浴德堂洗澡。
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已如上述，就连《香妃事略》所说的西洋人郎世宁所画的“香妃戎装像”究竟是不是容妃本人，也大成问题。现已初步查明，1915年新成立的古物陈列所从热河避暑山庄运来一批文物，其中有一幅油画美人像，画的是一个妩媚英俊的戎装女子，原画上有一黄签，题为“美人画像”数字，并无系容妃的说明。原古物陈列所为取得轰动效应，遂定名为“香妃戎装像”，悬挂于浴德堂，并附会某些野史及有关香妃的传闻，杜撰成《香妃事略》一文。香妃事迹至今仍众说纷纭，其源盖出于此。
曾为曾国藩入幕之宾的晚清诗人王闽运在《湘绮楼文集·今列女传》中，已塑造了“香妃”的雏型——“回妃”，其事迹如下：
准回之平也，有女籍于宫中，生有美色，专得上宠，号曰“回妃”。然准女怀其家国，恨于亡破，阴怀逆志，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诘问，具对以必死，报父母之仇。上(乾隆)益悲壮其志，思以恩眷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辄左右之。会郊祭斋宿，子夜驾出，太后乘平辇直至上宫，入便闭门。宦侍奔告，上速命驾还，叩门不得入，以额触扉，臣御号泣，闻于内外。太后当门坐，促召回女，绞而杀之，待其气绝，抚之已冷，乃启门。上入号泣，俄而大寤，顿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动泣下。海内闻者皆叹息，相谓天子有圣母也。
乾隆纳容妃，这是事实，但到了咸同间，传闻已失实若王闽运所记之“回妃”。民国初年史家张采田先生已指出“此所记回妃事亦不详所本”，而《香妃事略》的撰写者却仍以王记“回妃”为本，又添枝加叶，益以“体有异香”而为“香妃”。杜撰香妃者的高明在于能附会宝月楼、“回回营”、浴德堂等人所共见共知的史迹，与香妃人情人理地联系在一起，且指郎世宁绘“美人画像”为香妃戎装写真，香妃故事遂家喻户晓，而去信史则更远矣。然而，香妃杜撰者的拙劣也恰恰在做手脚时不免留下种种破绽，孟森先生力辟其诬妄，还香妃之本来面目。可惜的是，孟森先生胸中已有高宗宝月楼金屋藏娇的成见，乃从御制诗文中爬罗剔抉，辗转求证，虽力求人安而后心安，惟档案等史料之不易见，在容妃入宫的时间上走入误区，《香妃考实》终未尽得其实。影响所及，至于今日仍有笃信宝月楼乾隆与容妃恩爱故事者。
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澄清香妃迷雾的时候了。
容妃和卓氏是年过五旬的乾隆皇帝众多妃嫔中的一个。如果说她有什么新奇的话，则在于她是维吾尔族上层贵族女子。乾隆纳回女为妃，虽亦为破例之举，但不会像纳汉妃一样引起宫中外朝正统满洲人的强烈反对。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俱纳蒙古后妃，他们的用意在以婚姻为纽带加固“满蒙联盟”。和卓氏出身派噶木巴尔，其家族能与发动叛乱的同宗大小和卓划清界限且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平叛战争，乾隆皇帝略仿满蒙联姻祖制，在平定回疆后，纳和卓氏入宫；和卓氏封“和贵人”后两个月，乾隆又将宫中女子巴朗指配给和卓氏之兄图尔都为妻，这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婚姻的妙用。和卓氏容貌端正，性情和顺，但乾隆绝不单单为了美色或追求新的刺激才把她纳入宫中的。
正是从对维族上层贵族羁縻怀柔的政策出发，所以乾隆皇帝对容妃和卓氏的生活习俗非常尊重。容妃在宫中，饮食由一位名叫努倪马特的回族师傅侍候，巡幸在外时，也受到特殊关照。乾隆三十年春四次南巡时，赏赐给容嫔的膳食有羊肚片、羊他他士、清炖羊肉、奶酥油野鸭子等。乾隆三十六年春东巡谒孔，容妃受到格外赏赐的膳食有回回饽饽、羊西尔占等。四十三年秋东巡谒祖，至围场猎得野猪、狍子，皇帝命赏随行众嫔妃野猪肉，惟独赏容妃一盘狍子肉。可以确信，信奉伊斯兰教的容妃和卓氏入宫以后，坤宁宫虽然还用大锅煮猪祭神，但容妃绝不会受胙。元旦祀神及春秋两大祭时，皇帝肯定会有权宜之计不让容妃尴尬的。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容妃薨逝，时年五十五岁，皇帝辍朝三日，丧仪照康熙九年(1670年)慧妃薨逝的旧例办理，并未提高规格。容妃遗物首饰衣服等分送给叔叔额色尹、哥哥图尔都的妻子，以及容妃的姐妹们。
可以这样说，自从结发贤妻富察氏病逝后，乾隆在他那漫长的人生途路上，就再没有一个后妃能像孝贤皇后那样去平抚皇帝那孤寂的、焦躁不安的灵魂了。他有皇后和妃嫔，有年轻貌美的贵人、常在、答应，他和她们有性欲之爱，但他已永远地失去了情爱与性爱和谐地融在一起的温馨的婚姻生活。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谒东陵时曾亲往孝贤皇后陵前酹酒三爵，年已八十五岁的老皇帝当时赋诗一首，结句是：“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第二年，嘉庆元年春，刚刚归政的太上皇乾隆携子皇帝颐琰(嘉庆)再次前往孝贤皇后陵前酹酒，望着陵前高大葱郁的松林，他不禁又回忆起四十八年前那令人心碎的日子，太上皇留下了这样伤感的诗句：“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云：“孝贤皇后于戊辰(乾隆十三年)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自从四十八年前皇帝与元配妻子富察氏白头偕老的愿望随着运河中的春水一去而不复返地流逝以后，皇帝所企盼的只是在另一个世界与孝贤皇后重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天，他在孝贤皇后陵前表白了这一心愿：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
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
夏日冬之夜，远期二十年。这一年，皇帝整整八十岁，他对已成冢中白骨的爱妻诉说，自己不想活到一百岁，与你相会之期再远也不会超过二十年!
如果孝贤皇后真的能与乾隆皇帝白头偕老的话，那就不仅仅会改变乾隆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改写乾隆时代历史的某些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