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乾隆皇帝还有一个私生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康安。
清末民初广为流传的《清宫词》中有下面一首委婉含蓄的绝妙好诗：
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
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清宫词》的作者钱塘九钟主人又在诗下注云：“福康安，孝贤皇后之胞侄，傅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衔。二百余年所仅见。满洲语谓后族为‘丹阐’。”“椒房”，汉代后妃所住的宫殿，用兰椒和泥涂壁取其温暖香气，兼有多子之义，这里用作后妃的代称。“燕见”亦作“宴见”，谓帝王闲暇时召见臣下姻亲。傅恒是孝贤皇后胞兄，傅恒夫妇亦可称乾隆皇帝的家人。经过注解，就不难明了这首诗所隐含的意思了：皇帝和傅恒夫人趁燕见之机偷情而生了福康安，福康安后来破例封固山贝子，追赠多罗郡王，这段传闻遂成一段历史疑案。
国人最喜探听他人隐私。风流天子竟偷大臣命妇，以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这一段恋情为主线衍化成的故事，自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蔡东藩先生名著《清史演义》出版于1916年，是较早地涉及“千秋疑案福文襄”且影响很大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该书第三十四回先写乾隆帝与傅恒夫人在圆明园初次相见：这一天椒房眷属奉旨人园玩赏，其中“独有一位命妇，眉似春山，眼如秋水，沉鱼落雁。乾隆帝顾了这个丽人，暗想道：‘这人很有些面善，未识是谁眷属?’只是当众人面，不好细问，便呆呆的坐着。众人又转向皇后处，请过了安，但见皇后起立，与那丽人握手道：‘嫂嫂来得好早!’”这样，乾隆方记起这位丽人，“乃是皇后的亲嫂子，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夫人”。蔡东藩随后写乾隆自见了傅恒夫人后，“镇日里无情无绪，连皇后也不晓得他的心思”。一日皇后千秋节，傅夫人再度入宫，寿筵十分热闹。傅夫人酒醉被宫女扶到别宫暂寝，乾隆帝也离席而去，下面偷情一段，蔡先生写得含而不露：
隔了一小时，大家重复入席，饮洒数巡，时已未刻，皇后令宫女去视傅夫人，宫女去了，好一歇，未见回报。等到大家用过了膳，宫女始含笑而来，报称傅娘娘卧室紧闭，不便入内。皇后道：“皇上呢?”宫女道：“皇上么?”说了两句皇上，停住后文。皇后已微觉一半，不问下去。大家散了宴，少坐片刻，日影西沉，宫中统已上灯，便各谢宴退出。是晚只傅夫人不胜酒力，留住宫中。次晨，乾隆帝仍出视朝。傅夫人方至坤宁宫告辞，皇后对她一瞧，云鬟半，犹带睡容，便微哂道：“嫂子恭喜!”这一语，说得这位傅夫人，不知不觉，面上一阵一阵的热起来，当即匆匆辞去。
孝贤皇后逝于德州水次后，蔡先生写道：“傅夫人每日伴灵，在宫中留宿，柳暗抱桥，花欹近岸，废长房暂宿相思地，女蜗氏勉补离恨天，这位乾隆帝，方渐渐解了悼亡的忧痛。”
关于乾隆与傅恒夫人这一段偷情，蔡东藩先生写到这里，适可而止。至于他们后来是否生了福康安，蔡先生只是说：“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乾隆皇帝非常眷爱。”
看来，他对福康安是否为龙种虽有所疑，但未有确证，故而一笔带过，只是让看官去想象。
蔡东藩先生写的虽是历史演义小说，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三国演义》风靡海内，几乎家喻户晓，蔡东藩写清史，便取了“演义”这种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体裁，然而，他又不甚满意罗贯中的写法，认为罗著《三国演义》“半涉子虚”，故自称：“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他在《清史演义》中对“千秋疑案福文襄”的处理，不管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但他本心确实是想将正史与稗官“折衷至当”。
眼下铺叙有关福康安这段历史疑案的宫闱小说、武侠小说随处可见，但最脍炙人口的当推高阳先生的《乾隆韵事》。这部小说便以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暗恋为主线，写傅夫人如何为皇帝寻找真正的生母李氏穿针引线，写皇帝如何与傅夫人暗中偷情，写他们的隐私如何为傅夫人的小姑——孝贤皇后窥破，以至在皇帝首次东巡时孝贤皇后又如何愤而投水自尽……既然暗恋多年，傅恒夫人诞育龙种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到《乾隆韵事》煞尾时，他们的儿子已经六七岁了，那时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经略大学士傅恒受命出师征讨金川，皇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高阳是这样描写的：
出师之前，皇帝亲自至“堂子”告祭祖宗，并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送至良乡，那番威仪之盛，只有当年抚远大将军十四爷代替御驾亲征可比。傅恒自然感激涕零，文武大臣亦凛然于皇帝的威福不测，只有傅夫人别有感受。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由她而起。
“我对得起得你们富察氏了吧?”皇帝这样问傅夫人。
“是的。皇上很够意思了。可惜——”
“怎么?”皇帝追问，“为什么不说下去?”
“只有一个人对不起。”
“谁?”
“咱们的儿子。”
皇帝低头不语，好半天才说：“福康安，在汉文中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名字。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名副其实!”
如何“名副其实”呢?《乾隆韵事》到此戛然而止，高阳也没有将《乾隆韵事》的续篇奉献给殷殷期待于他的忠实读者，因此已没有一睹为快的幸运了。不过，高阳先生在他的另一部史学专著——一《清朝的皇帝》中还是对福康安有过详尽的论述。
高阳认为，“容妃以外，高宗另一眷爱的妇人，即是福康安之母、傅恒的夫人。此中亦杂有若干咎歉的成分”。究竟哪些地方使乾隆觉得对不住傅夫人呢?高阳举出：
一、此事在当时的宫廷及贵族之间，为一公开的秘密，则傅恒夫人名节自属有亏。
二、傅恒夫人既承雨露，傅恒敢怒而不敢言，夫妇感情不好，为想象中必然之事。
三、自孝贤皇后赴水自尽，引起轩然大波，高宗与傅恒夫人当然不便再往来，形成始乱终弃之局，高宗不免自渐薄倖。
四、虽承雨露，却不能直接加以任何荣宠，内心不免遗憾。
由于以上四点“咎歉”，高阳推想，“高宗只有在傅恒生前，畀以重任，叠迭恩荣，使傅恒产生‘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的感觉，以期弥补他们的感情”。对于福康安呢，“及至乾隆三十四年傅恒一死，福康安立即被擢为二等侍卫，命御前行走。此即所谓‘御前侍卫’，通常为大用之始。揆其目的，即在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为了论证乾隆如何用超擢福康安的方式“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高阳先生还不烦其厌地开列自福康安于乾隆三十五年擢头等侍卫，直到封侯、封公的履历一览表，这里就恕不一一征引了。在高阳所著《清朝的皇帝》一书中谈到和珅固宠的手段时，还有以下一段分析也涉及到乾隆与傅夫人及福康安的关系：
和珅得以固宠的另一因素，即为厚结福康安弟兄，而尤在窥知高宗的隐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国势极前朝未有之盛，但一母一子，都不得公然享受名分上的尊荣，晚年对福康安的舐犊之情，尤为强烈，一则由子及母，对傅恒夫人的一段情，只能在厚遇福康安以为寄托。再则高宗诸年长之子，资质都不甚嘉，而福康安在阿桂照应、海兰察效命之下，居然武功彪炳，在高宗心目中，原应是嗣位之子，格于名分，无可奈何，只好待以异数，借补遗憾。而福康安所被异数，其中不少为和珅暗中迎合，媚福康安即所以媚高宗；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则以椒房贵戚，独对之时，只说和珅好话，宠益以固。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
《乾隆韵事》风靡大陆，而《清朝的皇帝》一书知之者极少。人们原以为，高阳指福康安为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爱情的结晶，不过是所谓艺术虚构；即使历史知识甚富的学者也以《韵事》乃小说家言，未足深辨。殊不知在高阳来说，则自视《乾隆韵事》为他学术观点的文学化，或日以形象化语言，演绎他考证出的历史真实。这只要看《乾隆韵事》一书所有关节之处，都可在《清朝的皇帝》中找到史家的考证，就会相信此言不虚。
总而言之，福康安是不是乾隆皇帝与傅恒夫人的私生子，也同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女子李氏一样，是需要史学界加以正视，并给予圆满回答的一个严肃历史问题。
福康安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尽管人们产生这种怀疑不能说全无根据。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把高阳先生作为一个论辩对手，却深感为难。主要原因在于，高阳在论证这件“千秋疑案”时，想象的成分太多，而缺乏确凿的证据。
说乾隆眷爱傅恒夫人一事“在当时宫廷及贵族之间，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根据何在?
说“傅恒敢怒而不敢言，夫妇感情不好”，高阳自己也承认是“想象中必然的事”。
说乾隆对傅恒夫人始乱终弃，更是凭空臆断。
说乾隆对承受雨露的傅恒夫人不能直接加以荣宠，“内心不免遗憾”，显然亦是无法佐证的臆想之事。
如果上述说法都无法确证，那么，乾隆对傅恒夫人有什么“咎歉”可言?如果对傅恒夫人无咎歉之心，那么，乾隆对傅恒的“畀以重任，叠迭恩荣”、福康安的被宠以异数，自与傅恒夫人无干。
再来看和珅与福康安、福长安兄弟的关系。
首先应该把福康安和福长安兄弟两人分开。清皇室、贵族大家庭中兄弟不和、政治立场相悖的事例俯拾即是，傅恒的第三子福康安和第四子福长安就不能混为一谈。福长安确实为和珅一党，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珅权倾中外，朝鲜来使论及中国朝政时就说：“和珅、福长安之用事日甚，擅弄威富，大开赂门，豪奢福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及乾隆死，嘉庆亲政，究治和珅党羽，福长安被夺爵抄家，受到的惩处仅次于和珅。
但福康安不仅不依附和王申，而且与和珅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只是他与和珅斗法，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查处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运木植一案，涉及到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福康安被处以“革职留任”的处分，罚总督养廉银三年。此案系和珅之弟、巡漕御史和琳参劾而发。从表面上看，和琳秉公办事，参劾漕船附带桅木，实际上，背后却有人指使，此人就是和珅。嘉庆皇帝即位处理和珅一案，重提这件旧事时说：“此案并非和琳秉公劾参，实系听受和珅指使，为倾陷福康安之计。今和珅籍没，查出所盖房屋，僭妄逾制，较之福康安托带木植之咎，孰重孰轻?”福康安率军自青海入藏，反击廓尔喀侵略之役，和珅也多方掣肘。《国朝耆献类征·福康安传》记载：“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疾速，于四旬至前藏。”乾隆末，福康安与和琳先后卒于镇压苗民起义之役，据后来嘉庆皇帝说：“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苗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至福康安及身未能办竣。”可见，福康安至死与和珅、和琳兄弟之间仍在暗中倾轧。
乾隆季年，堪与和珅抗衡又敢与和珅抗衡的政治势力大概只有福康安一人而已。和珅若不将福康安排挤出权力中枢，则地位难以巩固；而福康安以椒房贵戚，率师所向有功，且性情骄横，亦自不肯屈居于和珅之下。不过二人怵于乾隆皇帝的威福不测，谁也不敢做得太露骨。还是外邦人看得比较客观，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臣郑东现发回的情报说：
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福康安稍欲歧贰于珅，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皇帝欲两解之，每出康安于外，讨平后藏，巡抚四川，上年八月始还京城，旋命巡抚两广。
和珅与福康安之间的矛盾，在当时已为天下人尽知，乾隆皇帝则采取调和之道，期望自己宠信的将相能相安无事。
高阳先生以为和珅“窥知高宗的隐衷”，因而取媚于福康安；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亦为和珅说好话——这些大胆的想象，显与历史真实相悖。高阳说“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福康安应改为福长安。想来高阳先生不可能有此错误，抑或排印时的误字吧!
福康安并非宗室，但在世时封固山贝子，死后追赠多罗郡王，乾隆皇帝究竟为什么给福康安如此罕见的眷遇呢?这里姑且借用高阳先生的一句话——“这对得起你们富察氏了吧?”福康安一生的机缘肇端于乾隆皇帝要“对得起”死去的孝贤皇后“富察氏”；福康安之所以受到皇帝视如亲子的栽培，则由于皇帝要“对得起”另一个“富察氏”——孝贤皇后胞兄傅恒。
孝贤皇后和大学士傅恒这一对亲兄妹是从雍正末到乾隆中半个世纪中给予乾隆皇帝以深刻影响的两个重要人物。皇后与皇帝“恩情廿二载”，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日侍帷幄”；兄妹二人一个在感情生活中，一个在政治生活上，先后成为皇帝可以倾吐衷肠的至爱亲朋，而前后衔接点就是乾隆十三年皇后的崩殂。
乾隆十三年春东巡齐鲁，傅恒随驾前往，官职不过户部尚书兼行在内阁协办大学士，地位在首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讷亲等十来位重臣之下。三月十一日皇后在德州水次仙逝，遗嘱请皇帝关照其兄。乾隆年间程穆衡撰《金川记略》一书，其中多有不经见的信史，其记述孝贤之死甚详：
后以爱子去膝下，悲悼成疾，梦碧霞元君召之，上(乾隆)为东巡祈福于岱顶，后从还至济南不豫，上为改程，由水途还京，次德州薨。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
乾隆皇帝深爱结发贤妻，故重其临终遗言，欲使傅恒“骤贵”。当年十月，皇帝以讷亲经略金川军务舛谬革去其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时任命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土、首席军机大臣。年纪不过四十岁的傅恒一跃而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真宰相。十一月三日，新任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往征金川，皇帝亲自到“堂子”行祭告礼，并亲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于堂子门外。随后御驾亲往东长安门外临时搭盖的明黄色“大幄”内，为傅恒壮行。傅恒一身戎装，将皇帝所赐之酒一饮而尽，在皇帝殷切期待的目光中，于御道前翻身上马，踏上了征程。皇帝苦心孤诣地把命将之典安排得如此隆重，诚如程穆衡所讲，是想“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皇帝笃爱皇后，推恩傅恒的委曲心思，王公大臣们洞若观火。但在刚刚杀掉名将张广泗、权相讷亲的恐怖气氛中，大家奉承还惟恐来不及，谁敢有所异议?
傅恒的可爱在于他这个人天性谦和厚道，并没有因此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军机大臣每天奉召进见皇帝，聆听旨意，称“见面”。乾隆初年，见面的军机大臣只有讷亲一人而已。讷亲汉文程度不行，但记性绝顶的好，他往往将旨意转达给长于文学的军机大臣汪由敦书谕。而旨稿拟成后，讷亲总觉得不中意，百般挑剔，弄得汪由敦改了一稿又一稿，改来改去，讷亲反而用的是初稿，汪由敦敢怒不敢言，傅恒在一旁暗抱不平。平金川凯旋后，傅恒因功封一等忠勇公，赏给宗室王公戴的红宝石帽顶和宗室亲王、郡王服用的四团龙补褂，受到皇帝宠眷的程度更非昔日讷亲可比，他却向皇帝自陈记忆力不如讷亲，恳求皇帝允准军机大臣全班“见面”。清代军机大臣共同进见，聆听口谕，就是傅恒开的例。这件事在军机处传为美谈。对下属，傅恒也关怀备至。与袁枚、蒋土铨诗名鼎峙的赵翼曾长期入值军机处，这个出身寒微的才子到残腊卒岁正愁难过年关时，傅恒把他单独叫进隆宗门外小值房说：“你戴的貂帽太旧了，买个新帽子过年吧!”说着从怀里取出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塞在赵翼手里。上司及时的接济，使赵翼得以从容地应付年底频繁的应酬。第二天早上他仍戴着皮毛拳缩如猬的旧帽人值，傅恒见了，一笑而已。赵翼为此，感戴终生。
对同僚、下属如此，对皇帝的谦恭敬畏则可想而知。傅恒讲究排场，当时西洋来的自鸣钟和称为时辰表的怀表非常时髦，傅恒家里到处摆的是自呜钟，甚至仆从身上也无不挂有一块怀表。这样多的钟表互相印证，总该不误上朝了吧?不料有一天皇帝御门听政，傅恒看看怀表，时间还早，当他慢腾腾踱入朝门时，却遥见皇帝坐等已久，于是三步并两步地趋往阶陛叩首谢罪，早吓出一身冷汗。有个御前侍卫笑着调侃说：“相公身肥，所以气喘吁吁的，直冒汗。”皇帝却道：“岂只身肥，心也太肥了吧!”傅恒品出味道有异，惊得不安了好几天。
傅恒之前，朝中权臣前有鄂尔泰、张廷玉，后有讷亲，他们都是皇考雍正皇帝留下的元辅重臣。鄂、张还是皇帝的师傅，对他们，皇帝不能不有所收敛。傅恒则不然。从蓝翎侍卫起家到当朝第一大臣，全靠皇上一手栽培，自然感戴皇上天高地厚的深恩，惟有以勤慎敬畏供职为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傅恒是庸碌之辈。这位椒房懿亲汉文修养也有限，所以他不爱谈诗论文，处理奏牍案卷却——目数行而下，十分熟练。遇到文义窒碍之处，偶加点窜，旁人无以改易。此公政治上颇精明，尹继善总督两江时，南巡之前一两年总要入京觐见，向皇帝夸说新发现的奇山异水。傅恒不以为然，曾让下属做诗嘲弄尹继善，其中一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傅恒把“公”改为“今”，一字之改，便尽削棱角，既体现了宽和涵容的气度，又让人品味出对尹公此举的嘲讽。而最令皇帝感佩的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决策用兵准噶尔时，朝臣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有畏战之心，惟独傅恒一人与皇帝协心赞画，断在必行。准噶尔平定，西师奏凯，皇帝把傅恒比为辅佐刘邦百战得天下的萧何，图功臣百人画像于西苑紫光阁时，令傅恒冠首。如果说傅恒对皇帝时时处处谨守臣子之分，那么，皇帝对傅恒，而且只有对傅恒，能脱略君臣关系的拘束，待以家人兄弟的亲情。每天晚膳后皇帝将奏折、题本处理完毕，往往召傅恒独自进见，当时近臣特名之为“晚面”。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征缅之役接连损兵折将，皇帝命傅恒为经略前往云南扭转颓局，皇帝在赐给他的扇子上题诗云：“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助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很可惜，傅恒此次却有负皇帝的厚望，既没有扬武，更没有扬仁，窝窝囊囊地与缅军统帅议和后，便焚舟熔炮，班师回国了。这时他已染瘴病重，但仍支撑≯着到天津行在去请罪。皇帝见到身染沉疴、形容憔悴的姻兄，不忍心深加责备。傅恒回京不久便病逝了，皇帝亲临傅家酹洒致祭，并写了一首七律，悼念这个对皇帝鞠躬尽瘁的知己重臣，其中后两联关系到福康安日后的命运，尤应注意：
千载不磨入南恨，半途乃夺济川材。
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
二十一年前，孝贤皇后去世时“以傅恒为托”，皇帝果然把傅恒视为可以推心置腹的亲兄弟；如今傅恒也物故了，皇帝则主动告慰他的亡灵：“安息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器。”
福康安属狗，生于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傅恒病逝时，他才十七岁。在傅恒的四个儿子中，福康安行三。大哥福灵安已于三年前死于征缅前线，二哥福隆安当时以工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并兼九门提督。乾隆所谓“汝子吾儿定教培”虽然也包括福康安和他的四弟福长安，但当时主要指福隆安而言。皇帝私心想让福隆安接其父傅恒的班，秉持中枢。然而，福隆安从小体质孱弱，柄政后，又不见有卓异的识见才能，所作所为不能让皇帝放心。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福隆安病故，从此，皇帝在傅恒灵前许下的诺言则寄托在福康安身上了。
福康安从幼童时起就以过人机警、文武兼擅而受到皇帝的青睐，皇帝后来也说过：“福康安垂髫豢养，经朕多年训诲，至于成人。”傅恒去世的第二年，他就被提拔为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位列卿贰，这不能不说是皇帝有意“教培”，不过，皇帝的英明在于他的逾格“教培”，并未流于溺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第二次金川之役大战方酣，皇帝便将福康安派往前线。福康安从领队大臣干起，在三年艰苦卓绝的征战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清史列传·福康安传》载其战绩如下：
三十九年二月，大兵攻喇穆喇穆，福康安克其西各碉，会领队海兰察既取登古高峰，遂乘胜克罗博瓦山。
三月，从罗博瓦峰下北剿，克得斯东寨。夜有贼七八百入，乘雪雾潜登山，犯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急以兵援击，贼退。
五月，贼雨中于山坡立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毁垣入，杀数贼，立毁碉。
六月，克色溯普山，获坚碉数十，歼敌数百。阿桂令领队额森特夜进兵，攻色溯普南山碉。福康安为应，视海兰察兵登山巅，并力助战。天明，望海兰察至碉下，疾驱众越过重濠，冒枪石与贼持，使不得他顾，我兵遂得尽破喇穆喇穆碉卡，取日则丫口。
七月，克嘉德古碉，攻逊克尔宗西北寨，有贼数十潜袭我兵后，福康安击退之。
十一月，攻格鲁克古，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上，从山罅入，取当噶海寨、陡鸟当噶大碉，压桑噶斯玛特，取其木城、石卡。
四十年五月，克荣噶尔博山，进到第七峰，赏嘉勇巴图鲁号。
六月，于第七峰下冒枪石成木栅九，接第八峰麓。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金川平，皇帝论功行赏，封福康安为三等嘉勇男爵，紫光阁所绘功臣像，福康安名列第十三，御制赞词云：“代兄以往，继父而奋。矜许廑励，王臣之荩。登碉夺砦，那须蒙甲?嘉勇锡名，世传勋业。”这一年福康安年仅二十二岁。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冬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官军屡战屡败，龟缩于府城及诸罗县等几个据点里，台湾全岛几乎失去控制。皇帝几次阵前易帅，都未能挽回败局，遂于五十二年任命福康安为统帅，渡台作战。福康安率军抵台后，振作士气，调度有方，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即将起义镇压下去，并将林爽文俘献京师。皇帝将福康安进封一等嘉勇公，也像当年对傅恒一样，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除此之外，又加赏黄腰带、紫韁和金黄辫珊瑚朝珠。福康安身非宗室，既受封一等公，实际上已无爵可封，除非待以异数——封宗室爵。
清代宗室封爵与非宗室封爵有别。非宗室封爵，即所谓民爵，分为九级，即恩骑尉、云骑尉、骑都尉、轻车都尉、男、子、伯、侯、公。每一级又分若干品，总计民爵共九级二十七品，至一等公则酬庸赏功到了极点。民爵的颁赏由吏、兵两部掌管，宗室封爵则由宗人府掌管。宗室封爵受封者，必须具有宗室的身分。宗室，即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后裔，因其以腰束金黄带子为标志，故俗称“黄带子”。宗室爵分十二等，即奉恩将军、奉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不入八分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贝勒、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凡亲王、郡王，初封时还要由皇帝赐以佳号。此外，对宗室王公的服饰、护卫也有一系列规定。福康安以一等嘉勇公的民爵，而赏紫韁、黄腰带、金黄辫珊瑚朝珠之类只有宗室王公得用的服物，表明他距宗室王爵不过一步之遥了，但这一步之遥极难逾越。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将军福康安指挥的翻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往征廓尔喀(略相当于今尼泊尔)之役的辉煌胜利，几乎把他推上了晋封宗室王爵这一旷世殊荣。这一仗用兵徼外，后勤补给线逾数万里，诚如乾隆皇帝所说“用兵之难为从来所未有”。
先看福康安率大军自青海冲寒冒雪驰抵前藏的情形：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大军由西宁启程，一行所经路径崎岖，高山层叠，且时值隆冬，冰雪甚厚，马草牛粪，俱被雪压，炊爨困难。官兵晓行夜宿，高原反应每致头晕气喘。岁末行至鄂林察林诺尔星宿海、白尔齐尔喇嘛陀罗海等处黄河源头，百里之内溪涧交错，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径。且该处多系沟坳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块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更加艰难。及过巴颜哈拉，地势更高，人行寸步即气喘眩晕，肌肤浮肿。翌年正月初二日，驰抵青藏交界多伦巴图尔，将军鄂辉遣人自前藏带领乌拉马匹至交界地方，迎接大军。正月二十日，大将军福康安一行驰抵拉萨。自西宁至前藏，共计四千六百里，实际行走仅只三十九日。
按皇帝的本意，福康安既“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此次又跋涉青藏高原，亲临绝域，冒险步战，手足胼胝，七战七捷，加封宗室王爵，本不为过。但转念一想，富察氏一门朱紫，贵幸太甚，如果福康安再逾格封王，难免外人有所议论，所以才在最后一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皇帝专为此事降旨向天下宣谕：
福康安进剿廓尔喀，如能直抵阳布，将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悉数生擒，解京献俘，其土宇分给附近各部落，其功甚大。前代功臣，原有身非宗室，晋封王爵之例。朕本拟俟红旗递到，加封王爵，以昭异数。今因廓尔喀畏罪投诚，福康安遂传旨受降，班师蒇事，是以只将福康安赏给世职，不克副朕初愿。然由今思之，似此受降蒇功，未始非上天嘉佐我君臣之意。盖福康安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如果得成钜功，或可晋封王爵，在朕只以勋劳甚大，用示酬庸；而天下无识之徒，或谬议朕厚于后族，破格施恩，传之后世，亦且以为口实，几与汉、唐之宠任外戚者无异，朕将何以自解?而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太盛，于伊家亦属无益。但福康安既成大功。朕又不得不加以殊恩，转觉两难……
如何两全其美?皇帝决定：“福康安仅予世职。尚不足以酬劳勋，著照王公名下亲军校之例，赏给六品顶戴蓝翎三缺，令福康安于伊得力家人内酌量给戴，用昭格外加恩、优眷劳臣至意。”
福康安生前未能得到的王爵殊恩，在身后终于得到了，乾隆皇帝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善的方式而从“两难”的处境中摆脱出来。那是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太上皇获悉福康安病殁于镇压苗民起义的战场上，遂命晋封郡王爵衔，谥“文襄”，并推恩其父，亦追赠傅恒为郡王。太上皇听说福康安去世前，有大星向营盘西北陨落，光芒有声，特赋诗表示悼惜之情：
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
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
深恩纵加赠，忠笃哪能酬?
从诗中丝毫找不到对亲子之死那种缠绵悱恻的哀伤，却充满了对一个无与伦比的将才英年早逝的痛惜。
福康安如果不是孝贤皇后之侄、傅恒之子，就绝不会得到皇帝那般视如己出般的悉心栽培，也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军事天才，在短暂的一生中成就盖世的武功，也就绝不可能以非黄带子而封多罗郡王。然而，福康安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傅恒有子四人，独他得膺王封，这是乾隆皇帝有私当中的无私。
福康安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当他的生母，即傅恒夫人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在京师病故时，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正奉旨前往广西，以观安南政局之变。乾隆皇帝特降旨福康安不必来京奔丧，谕旨说：“福康安三月甫抵边坝，至成都尚需五十日，到京已在六月下旬，百日将满，已属无及。福康安为国家出力之人，屡著劳绩。现因奉差在外，以致伊母大事不获躬亲，料理丧用，为之恻然!然福康安若到京，朕心转不忍与之相见。应在途中成服，办理广西事竣，即赴广东，在任守制。过一二年，朕酌量降旨，再行赴阙。”福康安接旨时，已病在途中，他奏请皇帝允许他再见母亲一面，口气已近于哀求：
臣母抚臣成立，以仰邀恩佑。兹既不获侍汤药，亲身含殓，惟思于未卜墓穴之前，居庐数日，臣悲慕之心已伸，郁结之怀亦释，犬马之疾转得速痊。此臣迫切私情，不敢于圣主之前，稍有讳饰。
皇帝到此才算被感动了，允许他回京。八月，福康安刚回京在生母亡灵之前哭祭，又公布了命他为四川总督的谕旨，福康安只好泣告皇帝：“臣不敢辞劳，但皇上年尊，天津行事又在明春，臣于此时理难远离。”皇帝在他一再恳奏之下，尽管勉强答应了，第二年春天又遣他出差吉林。试问，如果傅恒夫人是乾隆皇帝年轻时的恋人，如果乾隆皇帝对她有无限的咎歉，如果傅恒去世后，皇帝想通过超擢福康安的办法“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那么，到了傅恒夫人真的去世的时候，乾隆皇帝能如此绝情地把亲生骨肉拒之天外、而失去母子间最后一次聚首的机会吗?他即便不看福康安的面，总也要看自己多年情人、傅恒夫人的面吧?
在乾隆时代，“宫廷及贵族之间”根本无所谓皇帝眷爱傅恒夫人的“公开的秘密”，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传闻。福康安以非宗室而追赠宗室爵郡王，虽非寻常，却并非难以解释清楚的事。现在实在没有必要为媚俗而编织乾隆偷命妇的风流韵事。贯穿乾隆一生与富察氏一家的特殊缘分，比戏剧还富戏剧性，足以就此铺陈出一部令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