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徐述夔《一柱楼诗》一案，戮尸枭示二人，死刑六人，其中有省级大员一名，此外一人流放极边，一人徒刑三年，一人发往军台效力。徐述夔亲属多人给功臣之家为奴，原礼部侍郎、已故著名诗人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也受到株连，被革去官爵、加衔和谥典，并仆毁御制墓碑，撤出乡贤祠。徐述夔诗狱犹如一次强烈地震爆发在查办禁书的重点地区——江浙两省，余震波及全国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此后十数年间，官绅士庶提起此案，莫不胆战心惊，谈虎色变。

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他出生在什么时候，已经无从查考，只知他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后，曾拣选知县。有人说他的著作中多引吕留良语，可见其仍秉民族气节。其实，即或有，也十分淡薄了。徐述夔曾对他的两个学生说过：“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话语之中似乎对往昔汉人蓄发的朝代还有些怀恋——他的民族意识恐怕仅止于此了。如果说他有怀才不遇的牢骚和愤慨，这倒更近乎实际。他自称其学问如在明朝可与唐荆川(顺之)、董思白(其昌)相比，可惜今天没人看得出。这么一个以才高自诩的人，功名止于举人，官职不过七品知县，心里难免不平。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就容易对现实政治不满。他的诗句如“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江北久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就流露出了某种危险的政治倾向。不过，徐述夔只是借诗寄托自己抑郁的情怀，绝对没有，也不敢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甚至连自编的诗集——《一柱楼诗》、《小题诗》和《和陶诗》也没有送去出版，更谈不到借诗歌指斥清朝，搞煽动宣传了。这几本诗集还是他的儿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雕板付印的，那时徐述夔已离开人世了。儿子为父亲出集子以寄托纪念之情，本是很平常的事，特别是在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江浙一带，但谁能想到竟给徐家子嗣遗下了奇冤大祸呢?

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也故去了。这时查办禁书的风声已越来越紧，特别是这一年发生在江西的王锡侯《字贯》案，对江苏的影响更大。官府颁布的一道道谕旨不仅追缴明末清初的旧刻笔记野史，而且所有内容“违碍”的新编之书也都列入查缴、销毁之列。徐家祖家有几本诗集是十几年前刊刻的，远近皆知，徐怀祖之子徐食田、徐食书兄弟俩心里惴惴不安。不巧得很，这年冬天又与邻近的蔡家发生了田产纠纷，双方互不相让，已经告到官府。原来徐怀祖生前曾用二千四百两银子买了蔡耘田地数顷，这时蔡耘的堂兄监生蔡嘉树忽然声称那卖掉的田地里有他家祖坟，非要赎回不可。赎回田地两家可以商量，但蔡嘉树只给银九百六十两，而且是赎也得赎，不赎也得赎，摆出一副泼皮无赖的架式。蔡嘉树如此无理放肆，是因为他窥破徐家兄弟处境不妙，他早已让人递话给徐食田，如果不答应按他的条件赎田，就告发他家刊刻、藏匿禁书。徐食田觉得与其被人告发，不如自己主动呈缴，于是就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抱书赴县呈首。此时的谕旨很明确，只要在限期内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藏书之罪。蔡嘉树的如意打算落了空，仍不死心，即于四月初九也赴县检举。东台县见发展成呈首逆书，不敢怠慢，立即将《一柱楼诗》等呈解到省。当时江苏设江宁、苏州两个书局，凡苏北各州县查缴的禁书一律汇解江宁书局。江宁书局局员保定纬、沈澜二人见《一柱楼诗》等书没有将注明“违碍”在何处的签子粘在书眉上，便又发回东台县，令加签后送局。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徐、蔡两家田地争讼已经官断结，县里令徐食田拨给蔡家墓地十亩。这本来对蔡嘉树十分有利了，但和原来想敲诈千余两银子的想法相距太远，就仍然想借禁书问题大做文章。他找到县里的书吏金长五，向他要徐食田缴书的批语。金长五告诉他，徐食田四月初六缴书的批语已贴在署前照墙上了，众所共见；徐食田后来又补缴过一次他祖父的未刻抄本，是四月十六日，你若要这次的批语就看吧。蔡嘉树拿到四月十六日徐食田缴书批语，如获至宝。他横下一条心，到省里把徐食田连同东台县一起告了。

当年六月蔡嘉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投递了控告信，说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为“非常悖逆之词”；又说他于四月初九检举在前，徐食田四月十六日被迫缴书在后，但徐行贿收买了县里书吏金长五，嘱托他将徐由被告发而改为自行呈缴。江苏布政使陶易不以蔡嘉树为是，在他的控告信上作了如下批语：“书板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蔡嘉树碰了一鼻子灰，好不晦气。陶易身居地方大员，又屡奉明旨，凡禁书只要呈缴，便可免予究治。况且，既日“禁书”，自然有所“违碍”之处，蔡嘉树摘出的两句又算得了什么“悖逆”?所以同意幕友陆琰代拟的批交扬州府就近查办的牌文：“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这句话十分厉害，当扬州府查讯对，蔡嘉树如果不能证实徐家确有“悖逆实迹”，则要反坐大逆之罪。陶易认为这样写固然倾向过于鲜明，但有《大清律例》为据，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于是将牌文标判发行。

到七月中旬的时候，东台县把有关人犯及徐述夔诗集提解扬州府。扬州知府谢启昆不愧老吏，他看出陶易的批词有欠稳妥，但碍于上司情面，又一时没来得及仔细检阅徐书，也没说什么。待他认真审查《一柱楼诗》等书后，发现其中确有违碍之处，鉴于以往类似案件，他深知事态严重。这时已是八月十日，扬州府才开始审理蔡嘉树控告逆书及东台县偏袒徐食田一案。

从本年四月初六徐食田抱书自首，到八月扬州府调集人犯、案卷审办，中间经过了四个多月，表面上看似乎有所延误，其实不然。第一，徐述夔诗集等本不应在禁书之列，即使硬说它有“违碍”之处，属于应禁之书，逐级粘签呈缴亦属正常的工作程序。如果每本禁书都要立案追查，那么必然查不胜查，罪不胜罪。总的来看，从东台县直至江宁藩司，对徐述夔诗集的处置符合当时谕旨的精神，无懈可击。第二，徐食田在两年限期内自动呈缴祖上书籍，即使该书确属悖逆，也不应治罪。无奈蔡嘉树像条恶狗一样咬住不放，所以几经周折，由县而省，案件逐步升级。如果后来不是乾隆亲加干预，蔡嘉树控告徐食田一案很有可能就在扬州府了结了。然而，乾隆偏偏下手干预了，而且蓄意把它搞成轰动全国的特大案件。不过乾隆并不是从扬州方面得悉此案的，他的情报来自另一渠道。与扬州府审理蔡嘉树控告案的同时，江苏学政刘墉正在金坛地方按试。有一个叫童志磷的人向他投递呈词，并缴出徐述夔诗集一册、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童志璘对徐述夔诗集是否属于禁书，没有把握，所以在呈词中只是说：“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是以呈出。”刘墉是被乾隆誉为“奋往任事”的已故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后世大名鼎鼎的所谓清官“刘罗锅”。子如其父，刘墉也很勇于任事，接受了童志磷的呈词，即将此事移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搜查办理，同时具折直接奏报皇帝。八月二十七日乾隆看到了刘墉的奏折及一并恭呈御览的《一柱楼诗》，随即通过军机大臣寄给两江总督高晋、暂署两江总督萨载及江苏巡抚杨魁一道密谕，指示他们严切查究徐述夔一切诗文。至于人的处理，乾隆帝交待：徐述夔所作诗词语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徐述夔之后人正当查缴违碍书籍之时，不将书籍呈出，“亦当治以应得之罪”；曾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念其身故，姑免深究”。这时乾隆不过说其中有“怨愤之语”而已，说明当乾隆刚接触这一案子时，也把它视为寻常案件了。直到九月初七，江苏巡抚杨魁的奏折送达御前，乾隆才起意借此而兴动大狱。

杨魁是在接到刘墉的咨文后调查徐案原委的。他在奏折中提到蔡嘉树曾赴江宁藩司呈控，声称“他在县先行呈首，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行呈缴”这一情节。在杨魁，这不过是客观叙述案件的全过程，而乾隆帝则在遥遥数千里之外，没有作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判定“徐食田既隐匿其祖书籍不早呈缴，得知事已败露，复敢贿嘱县书，捏称自缴，其诈伪殊为可恶”!基于这一错误判断，他又立即降旨将徐食田解京严讯，并“将听受贿嘱之县书一并隔别管解来京”。皇帝已表示了明确无误的倾向性，案情开始向不利于徐食田方向发展。解京审讯，不仅明示案件升级，而且意味着对两江各级地方政府的不信任。

九月十三日，继杨魁奏折之后，署两江总督萨载的奏折更激起了轩然大波。萨载向乾隆帝奏称，扬州知府谢启昆已签出《一柱楼诗》中悖逆之句甚多，他逐条看后，不胜发指。萨载建议：“徐述夔虽已身死，其尸骸应锉戮，其孙亦应从重治罪。”乾隆接阅这个奏折的当天，即通过军机处向两江方面寄出三道谕旨：

其一，切责江宁布政使陶易。谕中以严厉的口气责备陶易耽延此案，特别强调：“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首之鬼蜮伎俩陶易也未能查出，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诚何心?”传谕陶易“即行明白回奏”!

其二，谕责两江总督高晋。高晋以大学士久任两江总督，为什么徐述夔之逆书不能早为查出?陶易近在同城，如此玩视重大案件，高晋为什么毫无所闻?传谕高晋“即行明白回奏”!

其三，传谕萨载、杨魁，指示他们此案应视为特大逆案。乾隆帝谕：“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敢于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

这样，在乾隆帝的督导之下，不仅要追究藏书的徐食田，而且要严办已故的著作逆书者徐述夔；不仅要查办“受贿”的书办之类的小人物，而且要追究包庇徐食田、玩忽大案的方面大员陶易与高晋。而要把这一切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又必须把徐述夔的《一柱楼诗》定为“罪大恶极”的逆书。

“罪大恶极”的根据何在?乾隆得之于萨载，萨载得之于谢启昆，谢启昆得之于铤而走险的光棍蔡嘉树，是蔡嘉树第一个摘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指为“非常悖逆”之句的。这《一柱楼诗》早经江苏学政刘墉恭呈御览，乾隆阅后只不过说它有“怨愤之语”，为什么十几天后便把徐述夔打成“系怀胜国，暗肆诋讥”的“悖逆”呢?

这里有乾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当时查办禁书虽三令五申，但三年过去了，各直省特别是江浙两省仍未如所预期。乾隆认为，问题在于查办禁书的谕旨在贯彻中出现了“梗阻”，这“梗阻”便是各级地方官吏。头年拿江西巡抚海成开刀，局面有所改观，但毕竟只能算敲山震虎，不够直接，不够爽利。徐述夔一案发生在江苏，又抓到了下自县级书吏，上至藩司大员玩视查办禁书、以至包庇藏匿禁书者的若干把柄，所以要迫不及待地宣布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高压态势，兴师动众地深究下去。

九月十三日三道廷寄发出去，乾隆经过彻夜思考，觉得还有不妥之处。前此所发一系列谕旨中，都是基于蔡嘉树六月赴江宁藩司的控词，断定蔡嘉树检举在先，徐食田系贿嘱县书，捏称自首。但如果徐食田确系自首在前，便有诸多难于措手之处。本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刚颁布过一道明发上谕，向全国臣民郑重宣布：“此后续行呈缴，仍可不加究治。”据此，《一柱楼诗》即或“悖逆”，徐食田自行呈缴，也难以治罪。再者，徐食田若系自呈，“贿嘱县书”云云自然不能成立，陶易批交扬州府查办、追究蔡嘉树诬捏讹诈也就有理可据，很难惩治他延误大案之罪。这样一来，徐述夔诗案又成了寻常案件，借此而兴动大狱，以扫荡查办禁书中种种阻碍的目的不就落空了吗?思虑及此，乾隆认为打好这关系查办禁书全局的战略性一役的关键，是核实徐食田系自呈还是捏称自首。九月十四日一早即召见军机大臣，命立即传谕萨载，将此关键情节，“详晰查明，据实覆奏”，同时交待此廷寄要按日行五百里的速度加速发往两江总督的驻地——江宁。

出乎乾隆的意料，他急于要搞清楚的问题提前有了答案。九月十六日收到的萨载与杨魁联衔合署的一件奏折上提到，他们调取并核查了东台县的有关案卷，上面有明确的记录：“徐食田于四月初六日呈出各书，蔡嘉树于四月初九日首告。”萨、杨二人从江宁拜发此折时，还没有见到九月十四日的廷寄，但他们似乎也觉察到徐食田是否自首乃全案关键之所在，因此有向皇上早加说明的必要。萨、杨清楚，事实与乾隆最初基于蔡嘉树一面之词作出的判断相悖，尽管是事实，但指出它仍难免有拂圣意。于是在奏折中又说：“东台县保非蒙混舞弊，亟应穷究明确，务使水落石出，不便稍涉模糊。”为此建议将江宁藩司陶易、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知县涂跃龙一并革职，以便提解究办。

徐食田没有贿嘱县书吏，确系自行呈缴，乾隆很失望，但事已至此，只能咬紧牙干到底。九月十六日，乾隆接受萨载等建议，降谕将陶易、谢启昆、涂跃龙照该督抚所奏俱著革职，隔别押解来京，交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这道谕旨交内阁明发。至此，徐述夔诗案已朝野尽知。乾隆下定决心，按照自己既定的方略，强行把这一案件向纵深推进。

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再谕萨载、杨魁，命令他们将列名徐述夔诗文集卷首的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也派人提解来京。徐首发、沈成濯二人前此已被逮捕，杨魁认为他俩的罪仅止于参与校书。乾隆却从徐、沈二人的名字中透视出他俩骨子里的“悖逆”。他说：“首发成濯”四字合在一起，寓有深义。“首发(髪)”即头发，“成濯”用的是《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的典故，“濯濯”原说山上的草木全秃了，“首发成濯”合看，不是头发剃光之意吗?显系“诋毁本朝剃发之制”——就这样，徐首发、沈成濯被划入了“逆党”。

还有比他俩更倒霉的。江宁书局负责查勘书籍的保定纬、沈澜二人以“延搁不签，显有欲消弭之意”，也奉旨押赴北京，“一并交部讯”。这已是九月三十日的事了。

至此，络绎北上的徐述夔诗狱涉案人犯共计十一人：第一起徐食田，县书金长五、倪锦，以及原告蔡嘉树；第二起陶易、谢启昆、涂跃龙；第三起徐首发、沈成濯；最后一起保定纬和沈澜。每一起又都是“隔别管解”，让犯人不可能在途中晤面串供。除此之外，为徐述夔诗文作过跋的毛澄则在缉捕之中。

不要以为案犯已经无一漏网，还有一个隐藏得更的人没有挖出来呢。此人即陶易的刑名师爷——陆琰。他和吕留良同乡，是浙江石门人，附贡生，长年在外作幕。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被陶易请去作幕友，在藩司衙门里专理刑名钱谷事件。四十三年六月东台县监生蔡嘉树赴司呈控，陆琰对他厌恶之至，就代陶易在蔡的检举信上批了“与你何干?显系挟嫌倾陷”等语，随即又在批交扬州府查办的牌稿上加写“举首不实，照所诬之罪反坐”一段话。陶易看过陆琰所拟的批文底稿，未暇深思，签了字，照发下去。九月，陶易革职，解京审讯。东家获罪，幕友照例不受株连，陆琰暂留江宁寻找新的营生。但他阅历甚富，知道陶易一旦供出徐述夔诗案的文稿系其一手经办，难免不被逮讯，因此预先把身边的儿子遣送老家，留下自己孑然一身在江宁一带盘桓。不出所料，陶易果然把他供了出来。十月十八日陶易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其时他肚胀腹泻，下身溃烂，已经奄奄一息，乾隆抓紧时机，亲自审问。陶易供称，批词和牌文系幕友陆琰所拟改，“我不曾细看，就画行批发了”。乾隆下令立即查拿陆琰，锁押解京。陆琰随于宝应县境内被拿获。

挖出陆琰，乾隆帝很得意。他说：“朕初阅批词牌文，即疑必系劣幕有心袒护开脱，而陶易与之商同舞弊，欲图消弭。”他是否真的如此料事如神，已无从究诘，也没有必要究诘了。然而，徐食田是否自呈这个关系到全案的核心问题，经过刑部的反复严讯，却证明乾隆的预见错了。刑部将徐食田、金长五、倪锦及蔡嘉树的供词与有关的案卷作了对照研究，终于搞清了这个全案的症结：徐食田四月初六将已刻各书并板片呈缴在县，四月初九蔡嘉树亦将《一柱楼诗》等赴县呈首。徐的诗文集中有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县令涂跃龙见徐的传记中还列有未刻各书之名，就指名要徐食田呈缴。四月十六日徐食田又呈缴其祖徐述夔未刻抄本三种，此为第二次缴书。这个过程均记录在案，审讯时人证、物证俱全。徐食田自呈在前，蔡嘉树检举在后，明明白白，确凿无疑，最后连蔡嘉树亦不能否认其控告徐食田贿嘱县书、倒提年月等是虚。刑部等衙门只得据实奏闻。

这个结论摆在乾隆面前，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徐食田、金长五、倪锦、涂跃龙、谢启昆、陶易以及蔡嘉树等人的定罪，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尊重事实，维护《大清律例》的尊严，还是保全天威、不顾一切地实现发动此案的初衷?乾隆面临抉择。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眼前推动查办禁书的政治需要，乾隆决心仍照原来设想了结此案。

果然如此，就只能玩法。

如何玩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颇费周章。徐食田本为自首，偏偏要说不能视为自首，已经很难；说不能视为自首，还要在《大清律例》中找到根据，更难乎其难了。刑部的司官们搜索枯肠，冥思苦想，总算找到了“知人欲告而自首，只能减罪，不能免罪”这样的条例，然后轻轻一转，说：“徐食田闻蔡嘉树欲行呈控，始行赴县呈缴，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明明可以“减罪”的毫无弹性的律文，经刑官的曲解，竞得出了“未便以自首减其应得之罪”的结论。如此一来，就为乾隆提供了从严惩办的“合法”根据。什么叫舞文弄墨?什么叫玩法?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生动、最形象的注解。

棘手的问题让刑部司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将徐述夔诗案问成逆案，这只能靠乾隆“宸断”了。

徐述夔诗文中签出的语涉“违碍”之处诚然不少，但绝大多数只能定为“怨望”、“愤激”之类，可供锻炼人罪的，仍只有蔡嘉树早已指出的那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与“清都”，一说时间，一说地名，在作者本无深意，然则一经乾隆解说便了不得。乾隆说徐述夔“借‘朝夕’之‘朝’，作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复兴明朝、推翻我朝之意”。皇帝定了调子，奉命审拟此案的大学士、九卿们便只剩下“比照”大逆律判刑了。什么叫“以文字罪人”?徐述夔一案提供了最典型、最生动的注解。

至此，障碍全部排除，这件大案终于可以按照皇帝的意志圆满收场了。

迫在眉睫的是已经病危的原任江宁藩司陶易。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大学士、九卿以陶易处理蔡嘉树控告逆诗重案怠玩错谬，又欲反坐控告之人，应照放纵大逆者斩律，拟斩立决。乾隆降旨“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可惜陶易不能受用皇上的恩典了，他很快病死于狱中。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九卿会审，并经乾隆钦准的判决书公布了：

徐述夔编造狂悖诗词，妄肆诋讥，其子徐怀祖将逆书公然刊刻流传，二人虽已身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

徐食田藏匿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徐食书应依律缘坐，拟斩立决；徐首发、沈成濯列名校对，又不举发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陆琰有心消弭重案，照故纵大逆律，应拟斩立决——以上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五犯俱奉旨加恩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正犯徐述夔亲属俟查明后照律缘坐，所有财产照律入官，徐述夔所著书籍及板片一律查缴销毁。

为徐述夔诗文作跋之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

已革扬州知府谢启昆难辞怠玩之咎，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东台知县徐跃龙玩延公事，杖一百、徒三年。

江宁书局局员保定纬、沈澜及书吏金长五、倪锦无罪开释。

原告蔡嘉树挟嫌告发，且诬告徐食田贿嘱县书，但徐述夔逆书重案系蔡举发，将功抵罪，从宽免议，即予开释。

判决书的最后一名是沈德潜。对这位已经作古的著名诗人，还有必要再交代几句。

大器晚成四字，对沈德潜再适合不过了。他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加乡试十八次才考中，无奈已是六十六岁的龙钟老翁了。第二年是乾隆四年(1739年)，沈德潜又离开家乡江苏长洲赴京参加会试。通过最后一关殿试时，他正埋头握管疾书，乾隆忽然亲临考场，坐在殿中问道：“谁是沈德潜?”沈德潜跪奏：“臣是。”皇帝笑笑说：“你是江南老名士，也迟迟没有完卷吗?”沈德潜受宠若惊，在场的人知道他已简在帝心了。果然，此科沈德潜登进士，授编修，以后又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的诗，温柔敦厚，体尊盛唐，乾隆很欣赏，说他可以和李杜高王相比。沈德潜与乾隆常有诗歌唱和，他前后受帝赐诗四十余首，举世叹为异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去世的时候已经九十七岁了，谥“文悫”，御书墓碑，入本省乡贤祠，可说极尽身后哀荣。乾隆在他生前曾说：“朕与沈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看来，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真可传为一代佳话了。不料平地起风雷，沈德潜去世未逾十载，竞因为“逆犯”徐述夔案写过一篇传记得罪，将礼部侍郎官爵、尚书加衔及“文悫”谥典尽行革去，御制祭葬碑文一并仆毁，乡贤祠内牌位撤出。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就是以这样一首并不美妙的“诗”告终了。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一彪人马驰向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为首的是钦差乾清门侍卫阿弥达、江苏巡抚杨魁，他们奉旨将徐述夔父子剖棺戮尸。徐述夔坟墓在本县新河口焦家林地方，拆砖启棺，只见徐尸僵而未化，鞋帽袍褂也没有朽烂。随从人役在阿弥达、杨魁的监视之下，首先当众砍去徐述夔之尸的首级，然后乱刀将尸身斫碎，抛撒于旷野之中。徐怀祖之尸亦照此办理。随后，将徐述夔父子的首级提去，悬挂于东台县城示众。这一通公事办完，阿弥达、杨魁一行又取道扬州过江，驰往苏州府沈德潜墓所，遵旨拉倒墓碑，磨去碑上御制碑文后，又将碑石捣碎，弃于远处。

江南岁暮，地暗天昏，冻云密布。一场查办禁书的狂飙挟着血雨腥风袭来了。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徐述夔诗案刚过一个月，李膦《虬峰集》案在江苏爆发。

李膦是扬州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明朝灭亡时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身故，已年近八旬。他虽然生活在清朝治下，但始终没有忘怀前朝，以至穿戴仍仿明时旧制。清兵入关，强令汉人剃发改衣冠，穿长袍马褂。明代读书人通行穿圆领大袖的宽松袍服，头戴浩然巾，而束身的长袍马褂是满族男子的服饰风俗，长袍的袖头成马蹄状，俗称“马蹄袖”。李膦不从满族服饰，表示自己不与新朝合作的政治态度，这在康熙年间尚能被宽容，在士人群中更受到尊重，所以他在祭拜祖墓的诗中自豪地说：“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虬峰集》中还有一些诗句如“杞人忧转切，翘首戴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据此说他“系怀胜国，望明复兴”，似乎也不能尽指为罗织周纳。应该说，像《虬峰集》这样蕴蓄着浓厚“胜国遗民”情绪的诗文集，才是乾隆必欲一网打尽、彻底销毁的主要目标之一，它与徐树夔《一柱楼诗》显有不同。《一柱楼诗》案搞得声势很大，但结案时的罪证却只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逆诗”而已。《虬峰集》的结案却无论如何也搞不成轰轰烈烈，原因很简单，李膦是个老绝户，没有后嗣，《虬峰集》又是地方官购得送交书局查办的，所以，只有照大逆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怨毒发泄在李膦一身为止。

当年三月，冯王孙《五经简咏》案则株连甚惨。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人，捐贡出身，做一个候补训导的学官。他看到查办禁书风声日紧，赶忙把自己平日写的两本《五经简咏》呈缴官府自首。经湖广总督三宝细加挑剔，签出“狂悖”之条多处，于是据情上闻。乾隆很快将此案定性，降旨称：“今阅签出诗内各句，悖妄狂诞，不可枚举，且有‘复明削清’之语，并于庙讳全然不顾，悖逆显然，应即严讯该犯，迅即问拟具奏。”还用什么审讯定罪?四月，走了一下法定程序，冯王孙即被凌迟处死，传首本籍；他的儿子冯生桐、冯生梧、冯生棣缘坐应斩立决，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冯王孙之妻刘氏、儿媳董氏、陈氏，及冯王孙不到十六岁的孙子冯正谟、冯正训等都给了功臣之家为奴。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彻底毁灭了!《五经简咏》早已付之一炬，无从查考了。如果说书中确有“复明削清”的意思，那么，它既不同于王锡侯的《字贯》、徐述夔《一柱楼诗》，也不同于李膦《虬峰集》，它堪称查办禁书运动的另一重点目标，即当代人所著述的确实含有反清内容的书籍。

由此看来，乾隆发动查办禁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彻底消灭汉人中的反满民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