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乾隆皇帝以“皇帝”名号在位的最后一年，也是他君临天下一个周甲以来罕见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一开头便有异兆。正月初一，四海同庆，万象更新，却恰逢日食；十五天后，正当普天共渡元宵佳节之际，一轮圆月又被蚀去了大半。上天相继示警，臣民中隐隐有一种一个朝代的统治行将结束的不祥之感。

日食和月食，在当时已可以预测。早在二三十年以前，长于算学的皇六子永珞已推测出“丙午(乾隆五十一年)、乙卯(乾隆六十年)皆正旦日食”。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也在事先奏报“乙卯朔望俱值剥蚀”。但身为天子的乾隆皇帝仍然不敢以天道运行的规律使然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他降旨停止了元旦御太和殿接受诸王百官朝贺的大典，静下心来虔诚地思索着用人行政方面可能存在的阙失。

当年冬天，全国以至东藩朝鲜天气奇寒，京师尤甚。民谚所云，“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腊九腊十，冻死小人儿”，竟成了触目可见的现实。乌鸦冻死了，树木冻死了，小孩冻死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男妇也熬不过风雪交加的漫漫冬夜。自进入腊月以来，每天凌晨，步军统领衙门属下的番役都要从街道上，特别是施粥厂门外，收集起一具具“倒卧”，集中送到郊外掩埋。除夕前一日，来京参加禅位大典的安南国使臣竟冻死于会同四译馆内，礼部奏闻，乾隆恼怒不已。

更令皇帝烦闷的是，经过乾隆初张广泗血洗之后已然平静了六十年的苗疆地区兵戈又起。贵州“逆苗”石柳邓，湖南“逆苗”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勾结作乱，“苗疆大震”。皇帝任命福康安为云贵总督主持镇压苗乱之后，曾极力往宽处想。按占星家的说法，正月朔、望接连发生日食和月食，是为“兵象”；如果当年只不过一隅不稳，调动师旅前往征讨，并非坏事，因为此举可以“小兵消大灾”。皇帝当然赞同此说，他还举出“自汉迨明，其事屡验”为证。最近一次朔望剥蚀在乾隆五十一年，当时“逆首”林爽文跳梁台湾，福康安领兵一到，海疆平靖，全国亦未发生大变。不过，这一次统帅虽然还是福星高照的福康安，但战事的进展却极不顺利。为此，皇帝能不忧心忡忡吗?他时时担心发生“大故”——自己在禅位之前崩逝。

然而，预定在明年正旦举行的禅位大典已如箭在弦上，即使有更大的“凶象”，也不能阻止各项准备工作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督饬下，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下去了。

这一年皇帝整整八十五岁了，他之决定“周甲归政”，传位于皇太子，并不是因为年事已高，厌倦了政事的辛劳。说起来让人怎么也不好理解，皇帝为的是实践六十年前的一句诺言。

据皇帝自己说，他临御天下之始，即“焚香默祷上天”道：“若蒙眷佑，俾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为什么把自己在位的时间预先就限制在六十年呢?皇帝解释道，皇祖康熙皇帝纪元六十一年，自己不敢上同皇祖。在乾隆的心目中，如果不是皇祖的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也就不会有他承继皇统的一天。当然，皇祖也是乾隆青壮年时代最崇拜的偶像，践祚之初，乾隆皇帝即不事声张地向上天许下了周甲归政的郑重诺言；尽管只有天知道，还是可信的。

不过，皇帝后来也坦率地承认，那时不过二十五岁，并未考虑到自己能不能活到八十五岁，以实现归政嗣皇帝的愿望。皇帝说他一直到“五十余岁，方始念及”此事。确切的时间，皇帝虽没有讲，但在谕旨中确曾提及：“朕年五旬后，曾于圣母皇太后前，奏及归政之事。”见于记载的乾隆首次公开讲要归政退闲，是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向皇子们下达的一通谕旨，谕称：

皇十五子(永琰，即后之嘉庆皇帝)年已长成，经赏与端罩，致祭奉先殿亦著开列。皇子原与外间王公有间，一切服用悉如亲王。现在皇子中四阿哥、六阿哥俱晋封郡王，其俸银及护卫官员自应视其爵秩，而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俟朕八旬开六归政时，再各按爵秩，方为允协。

这一年十五阿哥永琰十三岁，第二年冬，就被秘定为皇太子。归政一事，在皇帝胸中已切实开始了安排。与此同时，皇帝为归政后悠游颐养，加紧了圆明园以东长春园的修建工程，到他六十岁时，又下令在紫禁城内预葺宁寿宫。这中间，皇帝不是没有犹豫过，据他说，曾为归政之事奏闻皇太后，但“圣母”以为不妥。为此，皇帝一改初衷，再次焚香告天，说到归政之期，如圣母健在，“朕亦何敢复执前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圣母皇太后病逝。乾隆决意实践周甲归政之诺言，以后再没有动摇。

但这一切有关归政的原委，除祷告上天、祭告列祖之外，只在皇子们及皇太后这极小的圈子里才能知悉，而天下臣民但见年近古稀的皇帝既不像康熙皇帝曾作过的那样明立储君，也未曾在端慧皇太子夭折后举行过秘密立储的仪典，因此都不知年迈的皇帝对宗社攸关的立储一事作何打算。大臣们自然谁也不敢蹈康熙年间建言立储之覆辙，倒是莘莘学子中有沉不住气的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锦县生员金从善趁皇帝东巡谒祖之机，跪在御道旁呈请“建储”、“立后”。其条陈内容虽不能详知，但“立储”一条，难免有诸多不中昕的话。乾隆皇帝经过反覆推敲，权衡利害，最后认定已到了向天下臣民表白自己并无意“贪恋宝位”的时候了。于是向全国颁布“明发谕旨”，针对金从善所言“立储”一事，宣称“此等大事，朕未尝不计及也，曾于乾隆三十八年冬，手书应立皇子之名密缄而识藏之，并以其事谕知军机大臣，特未明示以所定何人”，然后，转入归政退闲夙愿：

朕此举(按指立储)，天下无由共闻，未尝无窃议朕为贪恋宝位，不肯立储。不知朕践阼之初，曾焚香告天云：“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卷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但此意向未宣示，众亦不能深悉也。迨朕六旬大庆后，即敕预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之所，臣工应莫不共闻共见，岂有所伪饰乎?今朕春秋六十有八，康强尚如昔时，自当代上天爱养亿兆，董治百官，以期无负祖宗付托之重，必不敢遽释仔肩。

为了表示自己归政的诚意，皇帝又进一步申说：

今距乙卯尚十七年，为日甚长，若朕精力始终不懈，惟当日慎一日，兢业守成，克全朕之初志，岂不甚善?设或七旬、八旬以后，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贪天位以旷天工。且历代帝王，享位四五十余年而归政者，实所罕觏。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为期乎?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也真难为了至尊至上的乾隆皇帝。不过，君无戏言，此旨一出，皇帝届期归政一节便如铁板钉钉，已再无丝毫回旋余地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归政之期临近，皇帝降旨从第二年秋到新皇帝即位这三年间连续举行归政恩科乡、会试及嗣皇帝即位恩科乡、会试，以便给寒畯之士多提供一些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机会。第二年，又下令将各省历年所有的民间积欠钱粮，一概豁免，皇帝不想让自己在位时的旧账转给新皇帝。就这样，在紧张筹备归政大典的热烈气氛中迎来了万民瞩望而又多灾多难的乾隆六十年。

乾隆六十年虽说事故迭出，但皇帝最忧虑的“大故”却过虑了，他的身体状况依然极佳。转眼之间，就快到向天下颁发第二年《时宪书》的十月初一了。但谁是皇太子还密藏于皇帝的闷葫芦里，而嗣皇帝为何人不知，新朝的年号就无从谈起，没有新皇纪年又何谈来年的《时宪书》呢?于是，乾隆皇帝选择了九月初三这一吉日，亲临圆明园中的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人见，将乾隆三十八年亲自书写缄藏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上面赫然写着“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皇帝随后又陆续降旨：

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皇太子永琰，上一字“永”改书“”字，即日移居大内毓庆宫，以定储位。

皇太子生母令仪皇贵妃魏氏，追赠为“孝仪皇后”，升奉先殿，列孝贤皇后之次。

归政后，乾隆皇帝称“太上皇帝”，太上皇谕旨称为“敕旨”；太上皇仍自称“朕”。

太上皇帝生日称“万万寿节”，嗣皇帝生日称“万寿节”。

嗣皇帝登极后，主持处理“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件”，“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则太上皇“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

来京陛见的文武大员，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要到太上皇处谢恩，并恭请训示。

一切安排就绪，皇帝特赋诗以志其事：

归政丙辰天佑荷，改元嘉庆宪书观。

祖孙两世百廿纪，绳继千秋比似难。

弗事虚名收实益，唯循家法肃朝端。

古今悖史诚希见，愧以为欣敬染翰。

康熙纪元六十一年，如今乾隆亦历一周甲，故而诗云“祖孙两世百二纪”。当皇帝吟诵到这里时，心中充满了怡然自得之情。

然而嗣皇帝永琰并不感到愉悦和轻松。近年来，外间对皇储为谁的猜测已越来越集中于永琰一人；六十年元旦乾清宫家宴时皇帝于谈笑间亦已暗示皇位由十五阿哥承继；九月初三册封皇太子前夕，和珅又来到嘉亲王府中先递“如意”，使永琰先一日已确知立储的国家最高机密。尽管有如许之多的铺垫，到勤政殿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时，永琰仍心头一震。他暗暗警诫自己，在皇父的有生之年，如自己稍有不慎，皇太子、嗣皇帝名号就随时会被废黜；灾难当不止于此，这有曾祖父康熙废太子胤礽前鉴在。册封皇太子第二天，深思熟虑的永琰即以子臣名义奏告皇父陛下，说“荷沐恩慈，册立臣为皇太子。以臣之材质，抚衷循省，已弗克胜，复奉慈谕，将以来年畀政于臣，臣五内战兢，局踏弥日”。下面是恳请改元归政事宜“敕停举行”，自己“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一句话，请皇父把皇帝当到底，俟百年之后，自己再人承宝位不晚。永琰这番话不是为表示仁孝谦恭的辞让具文，在他没坐金銮殿时，已预感到太上皇在上，儿皇帝不好当。

继皇太子永琰之后，和硕礼亲王永恩又率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蒙古王公等合词奏请皇帝俯顺“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据说，这不仅是海内外喁喁万众之心，亦是“上帝之心”。

乾隆皇帝心里十分受用，但以“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为由，坚持届期归政，并告诫皇太子及群臣“毋庸再行奏请”!同时再次宣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敕几体健，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可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而大小臣工，恪恭尽职，亦可谨凛遵循。”这无异明示：太上皇退闲和不退闲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经过这一番周折，最后明确了“太上皇训政”的政治格局。下面该做的事只剩下了如何把千古未有的内禅大典搞得空前隆重而已。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又是一个冷得出奇的日子。大内巍峨庄严的太和殿前，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王公百官早已整整齐齐分班恭立在偌大的广场上，朝鲜、安南、暹罗等各属国使臣尾随品级最低的官员，列于班末。他们的周围，照例陈设着天子行幸于皇城的仪仗——銮驾卤薄，乐部在太和殿东西檐下布置好了“中和韶乐”庞大的乐队，“丹陛大乐”的乐队则安排在太和门内。太和殿正中，东槛设诏案，上面摆着《传位诏》，西槛设表案，上面摆着《传位贺表》。在皇帝宝座两旁则设两个香几，那左旁香几之上，则恭设此次传位大典最重要、也最富象征意义的“皇帝之宝”。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阳光弥漫了整个广场，给浑身瑟索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暖意。一直在不停躁动着的“驯象”和“仗马”也安静下来，排成了笔直的队列。只听乾清门外钦天监的官员朗声高唱：“吉时到——”顿时，午门钟鼓齐鸣。乾隆皇帝六十年前归政嗣子的心愿终于开始实现了。

乾隆皇帝身着明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乘舆出宫，皇太子琰着皇太子冠服随行于皇帝之后，经中和殿，来到太和殿。此时，钟、鼓、磐、琴、笛、笙等齐奏庄严肃穆的中和韶乐，歌工们则唱出了专备皇帝升座时用的《元平之章》：

维天眷我皇，四海升平泰运昌——岁首肇三阳，万国朝正拜帝阊——云物奏嘉祥，乘鸾辂，建太常——时和化日长，重九译，尽梯航——

这歌词是乾隆六年(1741年)皇帝亲自改写的，现在听起来，备感贴切，因此皇帝心情格外开朗。他缓步走到太和殿正中高高在上的宝座脚下，步履略显艰难。随扈在旁的大学士和珅有意扶掖一下，被皇帝挥手制止了。皇帝不愿让人们看到他略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于是自己拾级而上，目不旁视端坐在过于宽大的御座中间。

皇帝头戴红绒结顶的玄狐暖帽，除了顶上缀有一颗巨大的东珠之外，并没有其他饰物。他仍然留着小须髯，但青壮年时白晰清瘦的面容已变得暗红臃肿，身体也早就发福了，幸好皇帝原本身材修长，此刻看起来，倒显得更魁梧硕健。毕竟八十六岁高龄了，岁月的流逝在他的体貌上也无情地刻下了衰老的痕迹。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没有变的话，那就是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此时仍然在慈祥中透出凛人的威严。

中和韶乐在皇帝就座的那一刻，恰好乐止。此时，皇太子琰亦缓步来到殿内西向侍立。只见銮仪卫官进至中阶之右，一声“鸣鞭”，阶下立即响起三声清脆的鞭子声，这就是令王公百官安静肃穆的“静鞭”。丹陛大乐随之而作，这次是演奏特为授受大典皇太子率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大典而填写的《庆平之章》。

伴随着徐缓悠扬的“御宇六旬，九有浃深仁——勋华一家禔福臻，岁万又万颂大椿——文武圣神，帝夏皇春——的歌声”，以及鸣赞官那抑扬顿挫的“跪，拜——”声，太和殿外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三起三落，向高踞在上的乾隆皇帝行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

丹陛大乐的余音还在广场上空回荡，年高德韶的大学士阿桂和朝中第一权臣和珅便导引嗣皇帝款款走到皇帝宝座之前。即将登极的皇太子颐琰恭恭敬敬地跪在已准备好的拜褥之上，阿桂侧身从御座左边香几请出“皇帝之宝”，跪奉乾隆皇帝，酝酿六十年之久的传位大典即将拉开最精彩的一幕。只见乾隆手捧“皇帝之宝”，端详良久。这是一柄三寸九分见方、厚一寸，上有二寸一分高蛟龙纽的青玉大印。皇帝想的是，六十年了，这颗熟悉的玉印今天何以显得如此沉重?他身体微微前俯，庄重地、虔诚地将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帝之宝”——授给了匍匐在脚下的皇太子琰。

就在这授受之际的一瞬间，皇太子琰取得了皇帝的名号，他至少在表面上成了紫禁城和东亚第一强国的主人；而临宇天下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则退居太上皇帝，他至少在形式上把爱新觉罗家族和大清帝国的命运托付给了自己的嗣子。太上皇帝望着恭捧“皇帝之宝”、跪在地上的子皇帝，心中无悔，他正沉浸在“明廷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的无限欣慰之中。

“太上皇”一称是由中国历史上首创“皇帝”名号的秦始皇钦定的，他追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那是死后的追赠，自不足比数。汉高祖刘邦虽然尊称在生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也不过是为人子者施给父亲的荣光。至于后来唐高祖则因太宗兄弟同室操戈；唐睿宗则怵于武德殷鉴；唐玄宗仓皇入蜀，其子肃宗在灵武自立——他们都是为其子所逼，不得不放弃帝位，退居毫无权力可言的太上皇。宋高宗则外惕强邻，内耽逸豫，更不足齿。太上皇帝乾隆此刻还想到了三代唐尧、虞舜禅授贤能的遥远往事，但他以为这些传闻虽足称盛事，但授受者并非一家父子，充其量可称为“外禅”。抚今追昔，太上皇帝乾隆有充分理由认为，今日帝位之授受，“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

的确，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即公元1796年2月9日，在京城紫禁城内太和殿所举行的帝位授受大典，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堪称中国古代交接国家最高权力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完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