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第一儒学大师，董仲舒又被称为“群儒首”、“儒者宗”。他多见博闻，知道许多稀见奇怪之物。再加上，他“言中规，行中伦”的道德修养，“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言谈举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来，拜在他的门下。

史书上说，因为求学的学生太多，董仲舒讲学都是“下帷讲诵”，即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学生在帘外听。只有那些资质优异，学问好的学生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亲传，其余学生都是董氏门下高足转相传授。

秦焚书坑儒以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将近一个世纪。汉武帝时期，朝廷下诏书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于是他进“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为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沿袭。

儒家的伦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三纲的主从关系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而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董仲舒还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深入研究名、号的重要性。他对名号的起源、作用以及名与号的区别作了探讨，并对各种名号如王、君、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进行了正名。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他的性三品说借鉴了荀子的性恶论，但基本倾向实质上与孟子性善说一致。

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不能称之为性。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长达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融会贯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种基于“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之上、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学说。

他根据时代需要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义诚信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观念，这不仅有利于集权统一、安定社会，还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丰，大部分著作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汉书•董仲舒传》载有《对贤良文学策》，其他作品散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匈奴传》等。

天人三策[1]（节选）

董仲舒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2]，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3]《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4]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5]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6]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7]益明；强勉行道[8]，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9]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10]”，《书》云“茂哉茂哉[11]”皆强勉之谓也。

【注释】

[1]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因文中着重讲到天人感应问题，又称“天人三策”。汉武帝即位以后，多次要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也在其中。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当时受推荐的文士有数百人，唯董氏之对策被汉武帝推为举首，其原因在于他提出的理论适应于当时时代的需要。

[2]情性：情况和本质。

[3]案：同“按”，审查、研求。

[4]相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所在。

[5]伤败：国家出现天灾人祸或动乱挫折。

[6]亡：通“无”。

[7]知：同“智”。

[8]行道：遵循“天命”治理国家。

[9]还至：很快恢复到原来国家大治的局面。

[10]夙夜匪解：朝夕不懈。《大雅•烝民》中的诗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意是，日夜工作不松懈，为了周王一个人。

[11]茂哉茂哉：引自《尚书•咎繇谟》。茂，奋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