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志愿服务论坛》主编。曾担任联合国等若干国际组织咨询专家。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课题、国际组织课题数10项。曾应邀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演讲。出版专著《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安全网再造》《志愿服务在中国》《志愿活动研究: 类型,评价与管理》《走向21世纪的社会问题》《构建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合著）等20多部。发表论文两百多篇。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丁元竹
主持人 张超：
现场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沙讲坛》。“5·12”汶川大地震过后，一夜之间志愿者这个名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志愿不为报酬，利他，这个志愿精神挺起了我们中国不屈的脊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志愿者服务还处在一个初期的阶段，珍惜和重视在地震时期产生的志愿热情，同时建立一套能够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志愿者服务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来为我们讲解“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创新”。
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在五四青年节90周年之际，在我们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在我们《金沙讲坛》就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创新与在座的各位一起交流。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四川省，尤其是成都市在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自己理解这是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是一个里程碑呢？从我过去十几年研究志愿者服务发展来看，我觉得它有三个意义：第一，与历次志愿服务不同的是，它有那么多人自发地参与抗震救灾，并表现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第二，它开启了我们的志愿组织和非正式志愿者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第三，它表现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大家自发加入志愿队伍，表明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并不缺少志愿精神。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2008年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这么多可歌可泣的志愿者，在抗震救灾中做了那么多事情，在一周年的时候我们来回顾这些活动，然后总结经验，我想就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谈一谈。
今天我主要想谈三个问题：第一，怎么去理解志愿精神。既然我们在抗震救灾中迸发出巨大的民族精神的力量，那么应该怎么去理解这种热情？我们今后怎么去进一步发扬光大？第二，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形式，从国际、国内来看，志愿服务形式到底有几种类型，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它们是怎么发展的？跟我们现在的发展状况有什么关系？进一步推动它的发展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推动志愿服务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怎样理解和发扬志愿精神
我这次来，团市委的朋友告诉我说，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们那么多的志愿者马上就拥向灾区，包括我们的出租车志愿者，没有任何人去号召，这些行动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因为我的背景是学社会学，我的老师健在的时候跟我说，你要学好社会学，你一定要明白任何一套社会行为、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背后都一定有一套精神和价值。十几年前我的老师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特别理解，但这次，通过“5·12”汶川大地震，通过对生活的感悟，我觉得确确实实这些行为背后是有一套价值的，它是支持志愿者进行志愿活动的一套价值。
那怎么来理解志愿精神？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第一，它是志愿的；第二，它是不为报酬的，是没有收入的；第三，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活动。
第一，何谓“志愿”。从我们一般的定义去界定志愿者时，实际生活中有很多人并不是志愿的，比如有很多人是通过组织或是身边的亲戚、朋友以某种方式参与的，从心理上讲，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很志愿。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正常。1997年我刚刚开始研究志愿服务的时候，一位联合国的驻华官员找我讨论时说，“你们中国的志愿服务不是志愿服务，都是政府、单位、共青团组织的。”我说这个不能那么绝对，因为看一个志愿者组织的发展，一个方面要看这个国家的历史，另外一方面要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而且，志愿和不志愿不仅要看我们国家，也要看其他国家。我告诉他，根据我的研究，美国的志愿者里面有30%不是志愿的，加拿大的志愿者里面有30%也不是志愿的，他们也是通过某种组织形式去参与。
例如1994年到1995年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看到那里的教会除了组织宗教活动以外也组织一些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如去一些公共场所参加公共服务。我当时也看到很多参与者心里并不是很想去，但迫于周围的压力必须去。比如说，你每个礼拜都来参加活动，大家一起吃饭你也去吃饭，但是当干活的时候你如果不去下次再来大家会对你怎么看？所以最后还是去了。据统计,类似的志愿活动在加拿大、美国大约占30%。那么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美国18岁以上参加志愿的人口占总人口44%，实际上这44%人口里面又有30%是“不志愿”的，加拿大也是这样。所以我讲“志愿”的时候一般是指志愿的，但并不绝对。
在西方的志愿服务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承诺”，英文里有两个词，一个是consentment，一个是promise。对志愿服务来说，在发达国家主要就是靠这个承诺，而非协议，例如承诺了做一个月就必须做一个月。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这样一个概念在我们文化里面可能没有强调得那么重，所以志愿服务在不同文化里面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做志愿服务是没有报酬的。但是没有报酬不一定没有任何的补贴。这个取决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志愿组织本身在设计这个志愿项目的时候，如果得到了基金会、政府的支持，那么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包括了一定的补贴，那么这个就应该给志愿者。比如荷兰政府卫生部负责整个欧盟对外志愿服务，欧盟委员会每年要给他900万美元，那么这个过程中每一年要给志愿者往返机票的补贴、一次探亲假，还有一定的保险、生活费等，但是这个补贴是远远低于平均的工资的。
我们中国最早的志愿者，是联合国在1979年派来的十几个志愿者，他们来到中国的补贴是一年4万美元。或许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们叫志愿者吗？他们志愿者比我们中国的一般的中等收入阶层工资还高，他们叫不叫志愿者？我们说，他们叫志愿者，为什么？因为来的这些人在国内收入都是很高的。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英国派来的志愿者，每个月1500块钱生活费，包食宿，但是他在英国每年的收入是7万英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为报酬的，志愿者不为报酬不等于没有报酬，不能跟我们本地的情况比较来界定。也有一些项目不涉及任何报酬，比如哈佛大学在柬埔寨、越南派了很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在那里干两年都是自己掏钱，包括来回的机票和食宿。因此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个不为报酬的概念。另外，虽然志愿者本身是不为报酬的，但是组织志愿服务、开展志愿活动是有成本的，要有一些支出。因此这些是相关政府部门在推动政府服务发展过程当中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它是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完善社区工作的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积极的活动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活动。例如当年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很多媒体都说欧洲要派十万志愿者去保卫萨达姆。那么这个报纸就是基于英文进行翻译的，因此我就志愿精神进行界定的时候，加了一个条件跟英文区别开来，那就是志愿服务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种行为，只有这种精神才是志愿精神。
很多国家志愿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精髓，是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精髓。今天上午，一个媒体朋友与我讨论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精神。那么什么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我理解就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来解决自己公共领域问题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志愿精神实际上是公民社会背后一套很重要的价值体系。我一开始就讲，任何一个行为背后都有一套价格体系，其实志愿服务背后也有一套价值体系。
2007年我跟国务院机关一个副部长出差到上海，他问我说：“你觉得中国的志愿服务有什么特点吗？”我说中国的志愿服务刚刚起步，大家对它的认知程度还不高，政府对它的支持还不够，我们专业志愿者也比较少！他说：“还有一个你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志愿者缺乏一种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志愿精神。”后来他跟我讲他也是一个志愿者，他是我第一个认识的部长级志愿者。他说他每周六有空就会到首都的一个图书馆去帮着搬图书。
他说他在搬图书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中国志愿服务有个问题。他说，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他是个领导干部，所以和他一起干的那些青年学生、社区居民跟他沟通得非常好，还给他派活。结果有一天不知怎么的图书馆领导知道了，找到他说不能再搬书了，准备把部长换到办公室帮着指挥大家。这个部长就觉得这位图书馆领导思想觉悟不对。后来中央机关一个大报还特地来采访这位副部长。所以他就跟我说：“你看，其实表面大家都在搞志愿服务，但是大家背后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这种文化里面，这种等级观念有时候深深地嵌在人们的行为和心里面。”
这个例子我想说，我们所确定的这种行政级别，是在一个行政系统中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设定的一种行政层级。那么在一个公民社会里面，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不可能说在一个公民社会参与其中的有部长级志愿者，还有局长级的志愿者，还有处长级的志愿者吧？这样搞起来，大家的参与热情、活动方式会马上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一点上讲，这就是一种背后的精神价值，也就是公民社会的精神——大家公平参与、不分地位，共同去关心公共事务的一种和谐的精神，平等地为公共事务贡献自己的时间、经历、知识。
在中国文化中如何理解志愿精神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当时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的“和平论”，在后来美国青年参与国际志愿服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美国公民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国志愿者的至理名言。2004年我在汉城开会，遇到了全美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朱利亚，她说她在六岁的时候正好肯尼迪遇刺，她妈妈就告诉她肯尼迪是一个好人，肯尼迪说了很多有道理的话，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后来就这一句话激励她去做志愿服务，去组织全美的志愿服务活动，后来成为全美志愿服务的秘书长。我后来想，这个就是对志愿精神的另外一种描述。那么志愿精神在中国文化里面它怎么去理解？
我最近一直在琢磨，美国“9·11”事件也好，“5·12”汶川大地震也好，这么多的人在瞬间本能地去参加了救援活动，那么他的这种动机、动力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过去我理解的很多志愿者的志愿精神是从西方来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中国的文化里面骨子里有这种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讲呢？2008年“5·12”以后，上海的《解放日报》让我写一篇评论，就是写我们的民族精神，我想了好几天关于我们民族精神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想到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姐姐费达生也很出名，是当年江苏纺织院的院长，江苏纺织厅的厅长，也是对中国很有贡献的人物。20世纪20年代初期，费家是有钱人家。费达生就到日本去学习蚕丝技术，她学习了蚕丝技术回到江南一带的农村教那些农民用纺织机器来纺织，而不是用手工，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也遭受了1929年到1933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把大批的洋米、洋面、洋布向我们倾销，造成中国大量的农民破产。而像费达生这样的人就到日本学习蚕丝技术，然后教农民来应对国外大机器的这种冲击。
当时费孝通有位美国哈佛大学的朋友费正清，他的学生阿克斯正在写有关《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的博士论文。在他的博士论文刚要写完准备答辩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同志提出来中国要恢复社会学，并派遣当时在中央民族大学做教授的费孝通到美国考察。于是有机会跟费正清取得联系，并看了他的学生阿克斯的论文。在阿克斯的论文中他描述了费达生推广丝绸技术的精神，说她不为报酬，天天顶着烈日教农民做这些事情，于是写道：“费达生一定是个基督徒”。费孝通看了以后很不高兴，他说：“我姐姐从来不是个基督徒，从来也没有信过教。这是你们西方文化的理解。”
后来费先生对她姐姐的行为做了一个符合中国文化的解释。他说，“我们要讨论为什么父母肯为儿女当牛作马辛辛苦苦地工作，心甘情愿把自己的享乐分享给他们的子孙而不为自己打算，理由是复杂的，俗语叫看不穿，看不透。但是这种看不透的思想实际上是维持家庭的最大努力，父母为子女甘心情愿地做很多牺牲，实际上这是一种情感，一种看不透的情感。若是我们打着算盘说话，头脑冷静一些，要看穿，觉得为子女当牛作马是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那么这个社会马上就会解体，这个家庭马上会解体，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马上就会解体。所以唯有因为人们看不穿，看不透，才有这世界。这种文化从西方文化来理解就是宗教热忱。实际上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是看不透的东西。”
那么，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像20世纪20年代费达生、后来的雷锋，这些精神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上面这种解释实际上说明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有志愿精神的。所以刚才讲志愿服务也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承诺，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值得我们学习。现在很多的志愿组织、志愿者之间签订协议，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有必要，但是我觉得逐渐地我们是否能把它转变为一种精神的东西，一种志愿组织和志愿者之间的承诺，这个可能更重要。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作为这样一种精神和没有报酬的活动，志愿者能从志愿服务中得到什么？为什么人们要去做志愿者？我想，志愿者尽管没有报酬，但是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人们可以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可以获得一些经验，可以建立一些社会联系。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除了物质上的需求，还有精神上的需求，那么这种精神上的需求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得到满足的。例如在很危险的状况下进行电影拍摄的一些青少年，他做完志愿者以后，他这样来形容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他说：“志愿行为体现了人性的崇高品质，与他人一同实践自己的信仰，你的精神会得到升华，工作很艰苦，但你离去时会感到兴奋不已。”这是人们从精神上得到的一种满足。
还有一种满足就是社会上的满足。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有一个志愿者叫鲍勃·克莱恩，他就说他就感觉到好像某一种力量把他弹起来了，第二天就赶到了纽约，然后被派去收拾双塔的残骸，他目睹了各种恐怖的现象。第一天晚上他露宿街头，事发的现场经历让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他说他以前从来不愿意轻易地交朋友，几乎不相信任何人，但是到了这里却感受到人需要宽容，需要耐心，而且在这里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人，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我想，最近几次到灾区跟很多志愿者接触，感觉到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心理的路程，有这样一种感受。所以我想这种是心理上的满足，也是社会的需要。
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纽约市的志愿服务上升了50%；“5·12”汶川大地震也使我们的志愿服务一下子就提升了起来。人们的本能志愿服务和民族的志愿精神被激发起来了。所以我讲志愿精神，它背后有一套文化，也有一套本能。为什么在“5·12”汶川大地震以后有这么多人参与，我也想到除了我们文化里面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同胞的本能。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东西，志愿精神这套价值背后的机制还需要我们从深层次去研究。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理解志愿精神。
我想简单加以总结：志愿精神在不同文化里有不同理解。在我们这个文化里，我相信他有志愿精神元素，同时志愿精神这种行为，特别在大灾大难的时候，它表现为人类的一种本能。
不断发展的志愿形式
志愿精神通过人们的行为体现出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形式。各个民族，包括西方的、亚洲的，都有各式各样的志愿服务。2001年的时候，为了筹备联合国2001国际志愿者年，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联合国去参加筹备会议，来自几十个国家志愿组织的领导人、学者，联合国官员和政府官员坐在一起讨论，想计算一下志愿者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就是把志愿者的服务时间、经历和知识折合成美元、人民币，能够相当于多少GDP，相当于多少产出。
但是去界定这样一种行为谈何容易。首先遇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志愿者？我刚才讲的，各个国家对志愿精神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对志愿者的界定也不一样，志愿服务的形式也不一样。因此各国对此有些争议。最后在各个国家总结的基础上，会议总结了四类形式的志愿者：一类叫互助与自助；一类叫对他人的慈善活动；一类叫参与；一类叫倡导与运动。
我先讲什么叫互助与自助。比如说在早期的或者在传统农村社会，人们之间是相互帮助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农耕季节时，邻里之间会互相帮助。那么这种帮助被理解成互助活动。比如说2006年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春暖活动，请了一个40多岁的上海妇女，她的儿子在几年前20多岁的时候突然去世，对这个中年妇女包括她丈夫打击非常大，但是这个人自强不息，找了一个解脱自己的办法，就是把所有中年丧子的人组织起来，每周搞一些聚会和活动，通过这种自助的活动来解脱心理上的压力。这就是一种互助和自助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后来这些妇女组织到复旦大学给一些大学生讲她们是怎么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很受大学生的欢迎。那么这个行动就变了，不是为自己了，而是把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介绍给那些郁闷中的大学生，去帮助他们，那么就成了我讲的第二种志愿服务——慈善活动。这种志愿服务在组织形式上、形态上要比自助的高一层次。当然，也不一定非要区分高低，只是说它是一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第三种就是参与。除了为别人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经历，还有就是参与一些管理和治理活动，特别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举一个例子，美国朗讯在亚洲的总代表是个中国人，到美国做朗讯贝尔实验室的主任，后来做朗讯的副总裁，退休以后回到国内，把他在美国积攒的几百万美元建了一个基金会，在中国搞了一个志愿组织。那么他这个志愿组织钱怎么管呢，于是找了一些志愿者来管理，叫理事会。我是其中的一个理事，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先生、希望工程的理事长顾晓今也都是他的理事之一。我们这些理事长都是志愿者，每过一段时间就帮助他参谋这个组织怎么发展、钱怎么花，参与一些公益和非盈利活动的治理。包括香港的社区组织，它的居委会上面有一个决策机构，就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参与政府的决策，参与民间组织的决策，参与社区的决策，那么这叫治理，在发达地区这个很普遍，在我们国家现在慢慢地也有了。
还有一种志愿服务活动是在世界倡导某一种生活方式、思潮或活动。比如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组织在全世界倡导禁止使用地雷。大家都知道，战争中使用地雷是很残酷的。因此这些人就自发起来号召各国签名，通过各种方式来呼吁政府在战争中不要使用地雷。再比如国际上还有些绿色和平组织，包括我们国内的绿家园、地球村，这些志愿组织在几年前就倡导政府机关、宾馆使用26度的空调。后来慢慢地政府接受了，各种宾馆也接受了，甚至政府还为它制定相关的政策，所以这就是一种志愿组织的倡导活动。
但是从2001年到现在八年的时间，不少国家又出现了两种新型的志愿服务方式，一种叫公民服务，也包括青年服务，还有一种叫员工志愿服务。青年服务是什么？就是倡导青年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现在有些国家倡导小学生在他上学期间，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到社区里、社会上去做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而且学校有学分规定，社区还要进行评估是否合格给予学分，这个在国外叫“公民服务”。这种方式对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我自己感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培养年轻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实际上就是说把倡导这种社会责任的活动纳入到教育体系里面去，并逐渐地从青年人推广到老年人和全体公民。
最近几年在国外兴起另一种志愿服务叫员工志愿服务。 2006年的时候，美国500家大企业家聚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员工在企业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等到退休了企业把他们的关系转到社会上去，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了，这对员工来说是很失落的。那么企业有没有可能在退休员工的社会保险关系转到社会上之后，企业依然出一部分钱开辟一些志愿服务项目，让这些老年人依然作为企业的员工去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和各种社会活动呢。这种形式后来得到了美国500家大企业的倡导。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志愿服务活动。
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开辟志愿服务形式的话，还有很多很多。随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可能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志愿服务形式。因此我说，志愿服务的形式是在不断地发展、创新的，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如何不断推进志愿服务的创新
我们的志愿服务刚刚起步，那么这个“刚刚起步”怎么去理解？是跟谁比较？下面就志愿服务不断创新的问题谈一谈。
首先，规模创新。据美国国家统计局关于2008年美国志愿服务的统计，有6080万人参加了志愿服务，也就是说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参加了志愿服务，其中18岁以下不算，并且是通过组织形式参加才算。他们的志愿者参与率是262%，总时间是81亿小时。那么这些组织都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是宗教组织活动，占357%；第二个是通过教育或者青年服务参与，占267%；再一个就是筹款和义卖。很多朋友会说，美国志愿者获得筹款比较容易，因为美国有大量的基金会。但是我要跟在座的各位朋友说，美国有大量的基金会这个一点儿没错。美国有六万家基金会，我国2008年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只有一千零几十家，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在美国很多的志愿组织可以到基金会申请钱。
什么基金会有那么多的钱呢？美国有公募金会，是通过大量志愿者来筹集的。当然，这个公募基金需要登记。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学生或年轻人站在街头去给基金会筹款，这也是一种志愿服务活动，他们占到志愿服务参与率的27%。所以我想，我们将来的志愿服务有没有可能动员志愿者到企业、社会中去做这样的事情。这种资源怎么利用起来还是一门学问。我在匹兹堡大学学习的时候，专门选修过一门课叫筹资，就是志愿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筹资，专门教你怎么去说服人家把钱拿出来给这个非盈利组织。这种形式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统计了一下，我国最多有5000万人参与志愿服务，但是我们有13亿人口，所以参与率是很低的。怎么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这是我们要在创新方面去研究的一个问题。而美国有44%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每个人每年贡献的时间是212个小时，那是很高的；英国参与率是37%，每人每年贡献的时间是170多个小时；澳大利亚是40%；加拿大是37%，我们国家只有5%左右。所以跟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参与率确实还比较少，贡献时间也较少。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发展的空间还比较大。我们的志愿组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适合各种年龄、各种工作特点的志愿者去参与志愿服务，也是一种创新。
第二个我想谈的就是管理创新。举一个例子，加拿大有一个志愿者叫Elizabeth Ellis，她是一个志愿服务的项目官员，开发了一个数据库叫志愿者银行，能够储存志愿者的特殊技能、服务地区、年龄等数据。通过这个银行跟社会建立联系，谁需要的时候我就给你提供相应的志愿者，这就是一种利用信息技术的管理创新。
第三个是服务形式的创新。我们志愿服务要为大众去提供服务，首先从大众的角度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服务，我们怎么为他们服务？例如天津鹤童在我们灾区建立了一个养老院，它有一个很好的细节上的服务创新，就是老年人中午12点吃饭， 1点半一定要有一次小便。但是由于养老院的卫生间有限，如果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去会很拥挤，那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志愿者在推送老人时把大家的时间怎么样错开。就是这么一个细节就体现了我们服务方式上的特色。因此这个服务方式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上看，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是可以去研究和探讨。我们的志愿服务刚刚起步，我们很多人不理解志愿者，那就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服务方式的创新来让社会来理解，这也是一种创新。
第四个是项目创新。志愿服务、志愿组织能不能吸引志愿者，关键靠项目。现在有很多居委会，有很多社区，那么志愿服务到底怎么做？大家愿不愿意参加？实际上居民愿不愿意参加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参与的积极性，而在于我们的项目设计。例如，我参加了一个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会议，他们是这样设计的，首先借用了一个小学的教室，围了五个桌子，然后周六晚上就把社区的居民都请来一起讨论社区的环境保护问题。居民围在三个桌子跟前，他们里面有大学的教授，有部委机关的司局长，还有一般的社区居民。大家讨论得很愉快，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另外还有两个桌子，是专门给社区居民的孩子们准备的，同时还有晚餐。这样的活动大家很愿意参加，一方面这些家长愿意对社区的问题表示关心，另一方面他们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结识朋友的机会。所以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北京新京报》上发表，认为我们需要培养一批社区领袖，也需要培养一批志愿者的领袖和项目开发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需要长期致力于志愿服务这种项目研究、开发。
又比如北京有一个自然之友，它有一批很热心于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的专家。他们通过给大型企业员工进行环保教育、环保意识培训等方式进行服务。其实我们志愿组织除了可以让企业购买服务外，也可以让政府去购买服务。我国的政府正处在一个由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在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很多服务不是要政府自己去提供，而是要政府通过很多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去提供。我们怎么培训各种专业技能，让政府来购买我们的服务，来解决志愿组织、志愿者的发展问题，这实际上向志愿组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例如，北京海淀区有一个义工协会，海淀区政府就说我给你300万，你把我这几个社区的老年服务搞起来。这其实就是购买服务。但这里我感觉有一个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政府想做很多事情，但是政府往往找不到专业的组织。所以我们怎么跟政府的需求有效地对接起来，不是说我们纳入到政府这个体系里面去，而是和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比如哪些服务可以让专业化志愿组织去做，哪些服务政府部门自己直接去提供，哪些服务可以让志愿组织帮助政府部门去提供，等等。那么这样就把整个志愿服务纳入到政府的服务规划体系里面去。换句话说，就是和志愿组织建立一个规划体系，跟政府的规划体系对接起来，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很多的创新。
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在政府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志愿者怎么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把我们的志愿服务形式和政府的福利体系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机遇就是说政府现在有这样一个大的思路、大的战略，在往前推进；挑战就是我们的志愿组织有多大的专业化水平能接纳这样的志愿服务，这样的公共服务。我也听过很多民政局局长说，找到一些组织以后发现他们的专业水平不行，比如需要老年服务但他们做不到，需要青少年心理辅导的却找不到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志愿服务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尤其是大家现在正在感受我们所经历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它虽然没有在我们国家发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各个行业的冲击还是非常严重的，尤其在国际整个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会面临很多很严峻的挑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想，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会被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通过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市场体制，推动我们的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我想应该是下一阶段我们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志愿组织和志愿者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列去考虑一些问题，应该看到政府的战略重点和整个社会的关注点。
第五个，组织形式的创新。组织形式创新是指由志愿组织、单位直接动员，到公民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就是要让每一个公民都觉得参与公共事务是自己的责任，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这使我想到了市场机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市场机制，那时候吃大锅饭，大家觉得干和不干一个样。所以我们后来建立了市场机制，我们完善了产权和公平竞争这两个边界，例如2007年全国人大颁布了《物权法》，颁布了《反垄断法》。那么在这样一个法律环境内，让每一个人都根据市场机制的信号在市场领域中进行赢利活动，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建设。那我们的社会建设方面，通过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让每一个人去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呢？所以我想到1996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我如果当了美国总统，我的治国的方略就是六个字三件事。第一，责任，要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去承担起他对这个社会的责任；第二，机会，要求政府要通过立法、通过制定政策给企业、给每一个人创造机会去发展，去承担责任；让全国社会像一个社区一样，每个人都去关心公共事务。”所以我现在想一下，美国志愿服务的参与率高，跟它的国家战略有关系。我们的社会建设不仅是要发展保障，发展科教文卫体，进行社会管理，还应该去建立这样一个体制和机制去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所以除了组织方式的创新，还有机制和体制的创新。
志愿服务在中国刚刚起步，“5·12”汶川大地震确确实实激发了大家志愿热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潜力，有这样一个精神的基础、民众的基础。但是同时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跟我们整个社会的需求进行比较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社会需求与社会发展在推动志愿服务，我们需要在志愿服务的组织形式、管理形式、机制、体制等等各方面进行创新才能促进志愿服务更好发展，推动志愿精神的传播，形成和谐社会的基础。那么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在我们“5·12”大地震后迸发出的这种志愿精神不断高涨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让我们成都成为我们中国志愿服务的一种模式，一个动力的来源。
好，谢谢大家！
听众提问
1.我是来自成都大学的。今天来现场的很多志愿者可能都是大学生，学校可能是一个志愿服务的很大的平台。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会发现，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志愿服务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还比较形式化，还没有形成一种文化。比如志愿者活动在三月的时候会特别多，去植树、去敬老院等，然后中间会冷静一段时间，就是说形成了很强烈的一冷一热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待的，另外你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或者是细化的措施来使志愿者工作真正成为一种深入民心的文化？谢谢！
丁元竹：其实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你后面说让它深入人心，我想深入人心肯定就能够持续。第一，做事一定要用心去做，用心才能做好。第二，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建立一个认同机制，就是让更多的人来认同志愿者，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机制。那么第三，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志愿组织，不是直接地安排志愿怎么去做，而是改变管理方式，让志愿者有更独立的方式去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他可能会做得更好。
2.我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三年级的学生，是高级救生员，我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丁教授。第一个，我们在募捐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它捐了钱以后会不会用到实处呢？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社会目前对于志愿者，包括一些公益慈善的一种认识上的偏差？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志愿者，包括NGO这种非政府组织是否需要国家制定一些相关的规范的法律体系来保护他们的权益，虽然说志愿者是无偿的、不索取的，但是志愿者的权益是否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呢？谢谢。
丁元竹：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慈善捐款的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志愿组织包括民间组织的治理问题。它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它的透明性，一个是它的问责性。因为捐的钱是公共的钱，所以公共的钱必须用到公共中去，怎么让这个钱用到公共中去还需要一套机制。一方面，要一个好的决策机制，就是志愿组织参与一些慈善资金，作为决策机构监督这些钱怎么使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需要我们这些志愿组织、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要有一个对自身的这种问责，就是这个钱是公共的，你拿公共的钱去投入，是可计算的，英文叫“COUNTABLE”；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更宏观的管理，就是不同基金会、慈善机构之间的行业管理。比如说慈善基金也好，志愿组织也好，有一个最大的生存基础就是社会的捐赠，如果这个行业发现某一个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情况，就对你进行媒体宣传，然后社会便不给你捐赠。比如“9·11”事件以后，美国红十字会挪用了1100万美元去购买办公用品，他的理事长、秘书长被判刑，就是这样去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是否需要有一个立法来对志愿者进行权益保护。据我所知，我们国家对志愿服务已经有了一些立法，无论是从省的层面还是在中央的层面，或者是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吧。比如成都市制定了《志愿服务条例》，再比如2008年年底的时候中央文明办发布了一个中央文明办关于志愿服务的指导性意见。这个虽然不是法，但是它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另外我知道的，有关部门在国家层面上也在考虑推进志愿服务的立法。
3.丁教授，我个人觉得作为一名志愿者他承担了一些义务，那么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志愿者呢？
丁元竹：我觉得合格志愿者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他必须圆满完成组织给他的使命；第二，他必须能够很好地服务，让服务对象满意；第三，他必须跟他所在的团队合作得非常好，大家很愉快，因为这也是作为一个内涵。
3.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很多在校的大学生，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但是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从其他省市自己就来到灾区，然后融入当中，像这种个人行为，你怎么看呢？
丁元竹：像这种个人行为我觉得完全可以变成组织行为，他从外地来没有参与组织，但是他可以找到当地组织，通过当地组织再进行志愿服务。一方面，单位的志愿组织需要一个好的机制，我觉得我们成都做得很好，我们四川做得也不错，来的人都应该有机会，能够很好的有序参与。另外就是志愿者本身个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