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伟
胡光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成都联络中心副主任、四川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成果：专著《80年代的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与再认识》《实用管理心理学》《一代首脑沉浮录》，读本《怎样做个好公民》，论文《家庭婚姻新论》（连载）、《预防青少年犯罪：制度、组织与实践的视角》等。
主持人 张超：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沙讲坛》。我们这一期的《金沙讲坛》主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学生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扰——就业问题，2009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一大批高中毕业生将进入大学进行深造，那么还有一大批大学生已经从校园里走向社会，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找工作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加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同时变压力为动力，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胡光伟研究员给我们讲解，掌声欢迎。
每年高考后一大批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同时，还有一大批大学生从校园走出来。走出校园后的大学生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找工作。尤其是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大学生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好工作，已经成为今天的社会热点。
就业定位：生存为先
从1996年以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困难，再加上现在的金融危机，可谓雪上加霜。这次金融危机来得虽突然，但实际上是积累起来的。而且已逐渐影响到一些实体经济。比如对外贸易加工企业，这就直接影响到就业问题。大学生应该对这种形势有客观的认识。
消耗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一旦销售跟不上，资金运转困难，就会裁员，以降低成本。比如沿海一些小提琴厂，产品原来外销北欧东欧，应该说订单很好，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订单明显减少。为什么？因为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开后，人们就没有多余的钱，也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去拉小提琴了。最重要是把自己的温饱解决了，拉小提琴是有知识，又很悠闲、高雅的人群才能消耗的产品。当你肚子没有吃饱的时候，衣服没有穿暖的时候，这些基本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当然就不拉小提琴了。
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想办法降低成本渡过难关。裁员，不仅对中国中小型企业是有效的办法，其实很多美国的大公司都在采用这种办法。只不过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待业、失业对他们来说只是暂时失去奢侈的高消耗生活方式。而对中国人来说，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需完善，一旦失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了。沿海不少企业一大半的工人都给辞退了，在职职工都有点朝不保夕，何况刚刚毕业出来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而且大学生和农民工还不一样，很多农民工的老家还有土地，他们失业后，大不了回老家务农，算是有条后路。而大学生，除了有一些书本知识外没有什么了。我们的大学生必须要对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形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
除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对就业产生直接影响，另外我国目前的人口机构、教育状况对就业也有明显的影响。新世纪初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和上世纪完全不同，所以现在的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形势也与改革初期的不同。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久的大学生，由于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大学生简直就是天之骄子，从高校出来多少都有点社会精英的感觉。在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形下，大学生人才总体状况是供不应求，再加上当时都还是计划经济，学生一毕业就派遣了，也不就不存在找工作的问题了。
而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随着教育资源的扩大，全民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到平民基本教育了。大学毕业生也不像以前那样物以稀为贵。对众多中国企业来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已经有些供大于求。而且，现在大多数中国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层次并不是很高，许多工作也许只需职高生或大专生的教育程度就能胜任。
大学生到这些企业，确实有些“屈才”，但一时又找不到充分发挥其所学知识的位置，所以他们毕业之后首先要到社会找一个职位，获得一份工资，一方面生存，另一方面能慢慢积累财富和经验，逐渐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毕业之后，首先面对的是就业问题。何为就业？就是为了找饭碗、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所谓就业压力，实际上是生存的压力。
所以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要改变，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解决最基本的生存的问题。
政府作为、家长“狠心”
应对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单靠大学生的努力可能还不行，这是整个社会，尤其政府应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就业岗位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任何政府都不能推托。我们的政府现在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方面已有所举措。
成都市政府最近就出台了一个十七条措施，十七条措施，包括了大学生创业一次性可以获得5000元的这么一个补贴，还有什么到基层去，高校毕业到基层去有很多很多优惠的政策，刚才来做这个讲座之前，我看到成都市又出台了一个，你到基层去了以后，你今后评职称的话可以免考外语，又一条优惠政策出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应该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最近温家宝总理到西安调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尽量地创造条件让我们的大学生有用武之地，创造条件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像我们过去极“左”的时候，刷下去不管了，这样的话应该说分流吧，尽量分流到基层、到农村、到社区、到边疆，到什么地方，这样的话就稀释一点，不是集中在大城市里。我们的大学生也就可以到西部大新疆、西藏等需要人才的地方去，既解决了生存问题，又有发展的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的父母，也应该和孩子一起转变观念。很多父母应该意识到孩子成长有个艰难的过程，不要舍不得孩子吃苦，有时要“狠心”一点才行。否则“啃老族”队伍会越来越庞大。
以前有首歌，是我们老年人喜欢唱的《常回家看看》，老人叫儿女常回家看看，实际上老年人显得很无助：你快回来看看我，给我揉揉肩，洗洗碗。现在有的年轻人也顺从了父母的愿望常回家，不过回去并非给老人谈心、洗碗、关心爹娘。他们回家干啥？用咱们成都话来讲，就叫常回家“蹭蹭”，去啃老去了，去蹭钱蹭饭去了。自己去不算，还带着老婆儿女一起，蹭一顿饭算一顿饭。这种情形虽是极端个案，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形式的严峻性。这是官方的资料，它这里讲了，实际上很多同志看到了，叫2008年中国社科院发表了一个蓝皮书，就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大学生就业的蓝皮书，说2008届16万大学毕业生在当啃老族，有16万，这是啃老族，就是说还没有工作，他说2009年蓝皮书报告，2008年国内本科生就业收入呈双向下降的趋势，有7356万大学生仍然在失业，没有工作。
啃老一族被学界统一定义为“待定族”，不过啃老族还有完全不同的几种类型。第一类是主观上有工作打算，但暂时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或者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待业在家里面，先靠父母养着。这类人可能不久就会出去。第二类大概是工作了一年半年，或半个月后，觉得目前的工作不太适合自己，就退下来了。没有任何资本的年轻人，又从来没有吃过苦，也不想去吃苦，当然只有吃爹妈了。还有一类是，他根本不想去找工作，一点动力也没有，就家里面啃老。
对啃老一族应该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对前两类，我们不必过多谴责，但是对第三类实际上我们应该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在第三类啃老族中，不少就是家里条件特别好，属于富二代的。这些孩子觉得我家里条件好，我就不想去找工作，而且父母也不愿意让他出去找工作。
由此看，啃老族的形成还和父母的观念有关。有很多父母即便经济也不是特别宽裕，只要有这个条件，行行行，你待在家里面。经济好点的父母更是好像要供养子女一辈子似的。但是想一想，通常父母不可能陪儿女走完人生，父母迟早要先走，走了以后儿女怎么办呢？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年轻人还是赶快去找一个工作吧，充实一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正视求职的竞争性
求职的大学生要正视求职的残酷性。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求职的残酷性表现在哪儿呢？我们的学生在求职的过程中可能四处碰壁，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都还没有找到一份自认为合适的工作，这是很残酷的。
不过，和没有太大就业竞争的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这种情形还是有它的好处：你是自由的，你是双向选择的，你不要我，我还不愿意来呢。不像计划经济时代，尽管迟早都会有碗稀饭，有几个钱，基本的生活、生存是没问题的，但没有现在的自由，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讲的“你没有自我”——这就是计划经济形势下的另一种残酷性。当时有一句口号：“你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是革命一片瓦，哪里需要哪里码；你是革命的一颗钉，党把你钉在哪儿，你这一辈子就在哪儿。”要挪一个窝那是比登天还难，这就失去自由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有一个基本的饭碗的时候你失去的是自由，失去的是自我，当你有了自我的时候，你一定要面临这个求职的残酷性，很可能你求不到职，求不到职你就失业，失了业就没有饭碗，没有饭碗的话你基本生存都很恼火。没有办法，必须把这个架子放下来，这就是职业的强迫性。大学生要正视职业的强迫，非得强迫自己去干，在干中再寻找自己的那份价值，“马斯诺”讲了，第一是生存需要，第二是安全的需要，第三才是实现自我的这个需要，必须遵从这个需要，不然的话真的就麻烦了。
所以，大学生毕业后应该先就业，后择业，先求职，正视职业的强迫性，这就是成都话说的：“你先骑着驴子再找马儿”。当然也不是主张频繁轻易跳槽，就是如果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能够发挥自己才干的一个好工作的话还是可以跳槽的，不要太频繁了，这个度把握好。理想的翅膀应该长在现实的身上，离开了现实的躯体那只是一堆凌乱的羽毛而已。
从就业到创业
有不少的大学生在就业解决生存之后，慢慢有了创业的冲动，其中不乏成功者。成都市郫县食用菌协会的会长助理高玲就是其中之一。
高玲西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在当时的就业形势下能留校足以让同学羡慕了。工作稳定，轻松。但是两年之后，她自己选择了辞职回到农村。她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是有足够的动因的。因为家人此前早在高玲五岁时就开始就种植食用菌，高玲从小对此行业就有所了解，再经过大学的学习，更意识到食用菌种植行业较好的发展前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高玲才选择辞职回家。
我们的大学生，一旦你有工作了以后，就业了以后，如果面临很多诱惑的时候，实际上要注意一点，就是人都是理性的，但是往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刚才她的那个选择就是很理性，为什么呢，她选择标准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立起一个什么呢？即：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
但是往往在现实生活里面他选择的那个东西是非理性的东西。高玲的案例给我们很多启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应该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是理性的，但又如西蒙说的那样“理性又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表现在什么时候呢？心理学家解释说，那是因为你使用的标准太简单了。
高玲的选择是理性的，因为她的社会资本是很雄厚的，她后面有父亲，父亲有产业，而她做的这些父亲的社会资本统统转移到她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她会种，会卖。那么我们放到其他家庭背景比较差一点，你要去创业，特别是我们的贫困山区来的学生，当你的学费都还没有缴完的时候，助学金都没有还完的时候，你凭什么去创业，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当我们同学你要想创业的时候，你必须具备三大资本？哪三大资本？第一个货币资本，第二个人力资本，第三个社会资本。什么叫货币资本呢？就是钱，启动资金。
据统计2008届的大学生中，来自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家庭的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最高，大学毕业生创业受其家庭的影响是最大的。高玲的情况印证了相关的一些调查结论。同时，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就业形势越好，自主创业比例是比较低的，反过来西部的，经济比较落后一点的地区，自主创业的比例就要高一些。高玲回家表面上继承家业，但实际上还是有创业的性质，因为她带来了从大学里面学到的销售、管理理念，和父母以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企业脱胎换骨上了台阶，不失为创业行为。
条条道路通罗马
当然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有较好的创业基础。大多数人还是只有通过把自己的这种学业不断提升，以求拥有一技之长，逐渐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计划。成都南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农艺师姜后珊可以说是艰难创业的典型范例。
姜后珊2001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业竞争还不算太大。毕业后，姜后珊至少有三个选择：第一就是去东方希望上海那边工作；二是参加公务员考试，也上了线；还有就是到香港当兵，就是驻港部队。三个选择姜后珊都放弃了，为什么？原来，姜后珊从小有一个理想，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让家里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工作的父母以及其他的亲戚的社会地位，能够像国外的farmer那样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在一个地球上，从事同样一种工作，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不能做到经济上的高效益，社会上的高认同呢？
因此姜后珊想回到农村去，实现提高农村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理想。来自社会、来自家庭，还有周围的一些朋友的阻力可想而知。但姜后珊觉得我们中国的农业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还有很大一个差距，有这个差距就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有这些可以做的事情，就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一些收获。
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姜后珊的理想和信念呢？原来，姜后珊在学校是学农的，他有知识资本，所以他的理想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拟定的，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
理想要与知识、资本结合到一起，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也是因为了解这个专业，姜后珊然后知道它有发展潜力。不过，姜后珊的起点非常低，先到种子公司租五亩地。当时收费也非常的低廉，把书本上的知识和那些经验丰富的农户的知识结合起来，结果在成都市农委举行了一个蔬菜评比大赛中，姜后珊的产品就揽获了其中三个奖项的一等奖。
姜后珊由此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除阅读书籍外，开始自己出钱到山东、浙江、云南、上海，去向那些地方的农户学习。2006年成立了自己的蓝地公司，并推出了蓝地牌蔬菜产品。
对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者来说，有几点要注意。首先要有一个理想，创业才有相对持久的动力。第二个你必须要不断地学习。第三个起点低一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最后，还是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相信我们的大学生以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谱写成功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