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隆诺西茨科耶村的尽头，村长普罗科菲家的板棚里，有两位打猎误了时辰的猎人留下来过夜：他们分别是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复姓——齐姆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氏与他很不相称，所以全省的人都不这么叫他，而只称他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市郊的一座养马场，此时来打猎，是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每年夏天都要到П××伯爵家来小住，早已是此地的熟客了。
两人都没睡。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蓄着长长的唇髭，他坐在靠外边的门口，抽着烟斗，月光照在他的身上。布尔金则躺在靠里的干草铺上，隐身在黑暗中。
他们东拉西扯地闲聊。顺便也聊到村长的老婆玛芙拉，那是个身体健壮，脑子也不笨的女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她家乡的村子，也没见过城市和铁路，而最近十年更是整日都窝在家里，每到晚上才出去走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这世上有不少性情孤僻的人，他们就像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想要躲进自己的硬壳中。这也许是一种返祖现象，就是想要返回到人类祖先还没进化成社会化动物，还在独自穴居的时代。不过，这也许只是人的一种性格而已——谁知道呢？我又不研究自然科学，这些问题跟我无关；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非什么稀罕现象。嗯，远的不说，就说大概两个月前吧，我们城里有一位别里科夫死了，他是一名希腊语教师，是我的同事。您自然是听说过他。他有一个特别之处：无论何时，即便天气很好，他出门也要穿着套鞋，带着雨伞，并且必定要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装在一个套子里，他的怀表也放在一个灰色的麂皮套子里，就连他掏出铅笔刀削铅笔时，他那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把衣领竖起来，把脸藏在衣领里。他戴着墨镜，穿着绒衣，两只耳朵里塞着棉花，乘坐出租马车时，也要吩咐车夫把车篷支起来。总之，这个人总是极力想把自己用一层外壳包裹起来，总想为自己打造一个——这么说吧，一个匣子，好把自己隔离起来，保护自己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总惹他生气，让他害怕，令他惊恐不安，并且，也许为了替自己的担惊受怕、替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进行辩护，他总是赞美过去，赞美以前从未有过的事物。就连他任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无异于他的一双套鞋或一把雨伞，让他可以藏在里面躲避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动听，多么优美啊！’他带着甜蜜的表情说道。并且，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会稍稍眯缝起一只眼睛，举起一根手指，念道：‘安特罗波斯！’[1]
“就连自己的思想，别里科夫也极力想要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官方的通告和报纸上的文章是清楚的，因为里面明文规定了什么事情不能做。当通告里禁止中学生晚上九点以后外出，或者某篇文章里禁止男欢女爱的时候，这在他看来就很清楚、很明确；禁止了——这就行了。可是，倘若允许、同意干点什么事情，这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这里面总暗含着值得怀疑的成分，暗含着一些没说明白、含混不清的东西。当城里允许组建一个戏剧小组，或者允许办一间阅览室，或者允许开一家茶馆的时候，他就总会摇摇头，低声道：
“‘这件事，当然啦，这样倒也不错，这一切都挺好，不过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任何一件违反规定、偏离常轨的事情，都会让他忧心忡忡，可这其实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比如，某个同事去教堂参加祷告迟到了，或者听到有中学生捣乱的传言，或者看到女子中学的女训导员入夜后还与一名军官待在一起，他就会非常着急，还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可别出什么事儿。在教务会上，他那副小心翼翼、疑虑重重的样子，他那些纯粹如套子般的想法，简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他说，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年轻人品行恶劣，在教室里大吵大闹——唉，可千万别传到上司耳朵里，唉，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又说，要是能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果罗夫除名，那就再好不过了。你猜怎么着？他用他不断的唉声叹气、唠叨诉苦，凭着他那张戴着墨镜的苍白小脸——您知道吗，就像艾鼬那么小的一张小脸，把我们全都给压制住了。于是我们让步，扣减了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操行分，关他们的禁闭，并最终把他俩全都开除才算了事。他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常到各家串门。他去到我们某位教师家里，坐下来，也不说话，像在仔细观察什么。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才离开。这被他称作‘与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串门这事儿对他而言非常痛苦，他之所以要来，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名同事的义务。教师们都害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真是难以置信，我们这些教师全都是些有思想、品行端正、深受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熏陶的人，然而呢，这个成天穿着套鞋、带着雨伞出门的人，却把全校都掌控在自己手里整整十五年！何止全校？是全城上下！我们城里的女士们每逢周六不敢组织家庭演出，生怕万一被他知道；神职人员不敢当着他的面吃荤腥，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里，我们城里的人开始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寄信、交友、读书，害怕帮助穷人，害怕教人识字……”
伊万·伊万内奇清了清嗓子，想要说点什么，却又抽起了烟斗，他望了一眼板棚外面的月亮，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是啊。这些人都有思想，品行端正，饱读谢德林、屠格涅夫还有巴克尔[2]们的作品等等，可他们却如此屈从于人，忍气吞声……问题就在这里。”
“别里科夫跟我住在同一栋楼，”布尔金继续讲道，“同一楼层，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我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即便在家里他也是老一套：长衫、睡帽、百叶窗板和插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唉，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吃素有害，而荤腥又不能吃，因为这会落人口实，让人说他别里科夫不守斋戒，于是他就吃奶油煎梭鲈——尽管不是素食，却也说不上荤腥。他不用女仆，因为害怕别人对他有不好的想法，而是养了一个名叫阿凡纳西的厨子—— 一个六十岁上下、整日喝得醉醺醺、疯疯癫癫的老头子，他曾当过勤务兵，勉强会弄些饭菜。这个阿凡纳西通常会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站在门口，总是嘟囔着同一句话，还伴着长长的叹息声：
“‘如今他们这些人多得很哪！’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就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躺下睡觉时，连头也蒙起来；屋里既热，又闷，风拍打着紧闭的房门，炉子里嗡嗡作响；厨房里传来一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下面，惊恐不已。他担心，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阿凡纳西可千万别把他给宰了，小偷可千万别溜进来了，然后他整晚都做噩梦。到了早上，我们一起去学校时，他一路上都无精打采，脸色苍白，并且显然，他正前往的这所人数众多的学校，也让他害怕，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抵触。另外，对他这个天性孤僻的人来说，跟我一路同行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情。
“‘我们学校教室里真是太吵了，’他说，似乎极力为自己沉重的心情寻求解释，‘简直不像话。’
“就这位希腊语教师，这么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您能想象吗，后来差点儿还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回头往板棚内里扫了一眼，说道：
“您开玩笑吧！”
“不，虽然不可思议，但他确实差点儿就结了婚。我们这里新调来一个史地课教师，姓科瓦连科，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是个霍霍尔[3]。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姐姐瓦莲卡。他年轻、高大，皮肤黝黑，长着一双大手，从他的脸型都看得出来，他说话的声音应该很低，事实也是如此，他的嗓音就像从一只大圆桶里发出来的：噗——噗——噗……他姐姐却已经不年轻了，三十岁上下，可个头同样很高，身材苗条，长着两弯黑色的眉毛，面颊红润——总之，已经不是小姑娘了，而是一颗水果蜜饯，并且还那么活泼，爱吵闹，整天哼着小俄罗斯[4]浪漫曲，时而放声大笑。动不动就会爆发出一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聚会上。在我们这些板着脸、了无生趣的教育工作者中间，在这些赴命名日聚会都纯属应付的人中间，我们大家突然发现，有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5]从浪花中重生了：她走起路来双手叉腰，她哈哈大笑，她唱歌，她跳舞……她深情地演唱了一首《风儿吹》[6]，接着又唱了一支浪漫曲，还有其他歌曲。我们全都被她迷住了，甚至连别里科夫也不例外。他走到她跟前坐下，甜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优美柔和、悦耳动听，就跟古希腊语一样。’
“这句奉承话令她非常开心，于是她开始情真意切地给他讲述，在加佳奇县她家有一个田庄，田庄里住着她的妈妈，那里有那么好的梨子、那么好的蜜瓜、那么好的酒馆！霍霍尔们把倭瓜唤作酒馆，而酒馆则唤作车店，他们用红甜菜和紫茄子做出来的红菜汤‘那么好吃，那么好吃，好吃得简直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大家突然都产生了同一个想法。
“‘要是能让他俩成亲就好了。’校长夫人悄悄跟我说道。
“不知为何我们大家都想起来，我们的别里科夫尚未娶妻，我们现在也觉得奇怪，此前我们似乎都没在意，完全忽略了他人生当中如此重要的一环。总体而言，他是如何看待女人的呢？他如何解决自己的这件终身大事呢？此前这个问题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也许，我们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么一个无论天气如何都要穿着套鞋出门，睡觉时总要罩着帐子的人，还会有可能谈恋爱。
“‘他已经四十好几了，可她也三十了……’校长夫人就自己的想法解释道，‘我觉得，她兴许会同意这门亲事。’
“在我们这远离京城的外省，人们在无聊之余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我们又干了多少没用的荒唐事儿啊！这都是因为大家根本不干正事儿。这不，我们干吗突然要让这位别里科夫成婚呢？大家甚至都无法想象他结婚的样子。校长夫人、学监夫人和我们学校别的夫人们都振奋起来，甚至人都变得好看些了，她们简直就像突然发现了人生目标一样。校长夫人订了剧院的一个厢座，我们一看——厢座里坐着瓦莲卡，她手持折扇，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她旁边则是别里科夫，小不点儿，蜷缩成一团，简直就像被人用夹钳从家里拽出来的一样。我要举办一个家庭晚会，夫人们也要求我务必把别里科夫和瓦莲卡一并请来。总之，好似有台机器运转起来了。其实，瓦莲卡并不反对嫁人。她跟弟弟住在一起并不那么开心，姐弟俩成天就知道拌嘴、争吵。就像这样一番情景：科瓦连科走在街上，一个大高个儿，壮实的大块头，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长发从制帽下面钻出来，耷拉在前额上；他一只手里抱着一摞书，另一只手则拄着一根满是疖疤的粗手杖。姐姐跟在他身后，手里也拿着书。
“‘嘿，你呀，米海里克[7]，这本书肯定没读过！’她大声争辩说，‘我跟你讲，我发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告诉你，我读过！’科瓦连科嚷道，把他的手杖在人行道上戳得笃笃直响。
“‘哎呀，我的上帝呀，米琪克！你干吗生气啊？我们可是在谈正事儿呢。’
“‘可我告诉你，我读过！’科瓦连科嚷得更大声了。
“而在家里呢，只要一有外人在场，准吵架。这样的生活，瓦莲卡大概是厌烦了，想要有个自己的窝了，加之年龄也摆在那里；没工夫挑三拣四了，嫁谁都是嫁，哪怕嫁给一个希腊语教师呢。话又说回来，我们多数姑娘还不都是这样，无论嫁谁，只要嫁出去就行。总之不管怎样，瓦莲卡明显地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渐渐有了垂青之意。
“那么别里科夫呢？他去科瓦连科家串门，也跟到我们大伙儿家一样。一到他们家，他便坐下，一声不吭。他一声不吭，而瓦莲卡呢，就给他唱《风儿吹》，或者用自己深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或者突然爆发出一长串笑声：
“‘哈——哈——哈！’
“在男女感情这件事上，尤其是涉及谈婚论嫁时，旁人的撮合往往很重要。所有的人，无论是同事们，还是夫人们，都开始力劝别里科夫，说他应该结婚，说他人生中仅剩的一件大事便是结婚了；我们大家都祝贺他，都一本正经地给他讲各种下三滥的事情，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况且瓦莲卡模样不赖，人也很有趣，她还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家里有田庄，而主要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如此温柔、真诚的女人——他的头脑开始发热了，于是他决定，他的确应该结婚。”
“那最好还是把他的套鞋和雨伞都收走。”伊万·伊万内奇说道。
“您想啊，这是不可能的。他在自己桌上摆了瓦莲卡的相片，还总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说婚姻是终身大事，也常去科瓦连科姐弟家里，可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改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产生了某种病态的影响，他变得更加消瘦，脸色也更加苍白，仿佛更深地钻进他的套子里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8]很合我的心意。’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对我说道，‘我也知道，每个人都应当结婚，可是……这事儿，您知道吗，来得有点突然……应该再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对他说，‘要结就结呗。’
“‘不行，婚姻可是终身大事，先要仔细衡量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以后出什么事儿。这件事令我非常不安，我现在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老实说，我很担心：这姐弟俩的思维方式有些奇怪，他们看待问题也有点——您知道吗，与众不同，并且性格也是那么咋咋呼呼的。一旦结了婚，以后怕是要给自己招惹麻烦。’
“于是他就没有求婚，一直拖延着，这让校长夫人和别的夫人们都极为沮丧；他一直在衡量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又每天都陪瓦莲卡散步，也许他认为，以他当前的状况，这很有必要。照这样下去，他很可能最终也会求婚，并且世上又会多出一桩不必要的糊涂婚姻，跟我们这里出于无聊、出于无所事事所结成的成千上万桩类似婚姻一样。然而，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kolossalischeSkandal[9]。需要说明的是，瓦莲卡的弟弟科瓦连科自打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对他无法忍受。
“‘我不明白，’他不解地耸耸肩，对我们说道，‘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个告密的小人、这个令人恶心的丑八怪。唉，诸位先生，你们怎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呢！你们这里的气氛令人窒息，污浊不堪。难道你们是教书育人的教师吗？你们是一帮官僚，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警察局，还散发出一股子酸臭味，就跟警察亭子里一样。不，各位老兄，我在你们这里再待一阵子，就要离开，回到我的田庄，我要在那里捉龙虾，教育小霍霍尔们。我要离开这里，就让你们和你们的犹大留下来吧，见他的鬼[10]。’
“或者他就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又高亢尖细，并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坐在我家里？他想怎样？坐在那里干瞪眼。’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个绰号：‘吸血鬼，或蜘蛛’[11]。因此，我们自然避免跟他谈起，他的姐姐瓦莲卡正打算嫁给这位‘或蜘蛛’。不过有一次校长夫人暗示他说，要是能为他姐姐找一个体面、受人尊重的，比如像别里科夫那样的人就好了，他则皱起眉头嘟囔道：
“‘这不关我的事。让她嫁去吧，哪怕她嫁给毒蛇都行，我可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情。’
“现在您听好了，注意接下来的事情。不知哪个喜欢恶作剧的人画了一幅漫画：别里科夫走在路上，穿着套鞋，卷着裤腿，撑着雨伞，他旁边是瓦莲卡，挽着他的手跟他走在一起；下面还有一行题字：‘恋爱中的安特罗波斯’。画中人物的神情，您知道吗，简直出神入化。这位画家想必熬了不止一个通宵，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全体教师、宗教学校的很多教师还有官员们，大家人手一份，都收到了这幅画作。别里科夫本人也收到了。这幅漫画让他备受打击。
“后来我跟他一起出门——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校师生约定在学校附近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去城郊的一片小树林——我们一起出发，可他面色铁青，比乌云还阴沉。
“‘这些人真坏，真恶毒啊！’他说，连嘴唇也开始颤抖起来。
“我甚至开始可怜起他来。我们正走着，突然，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身后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疲惫不堪，可是非常开心，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喊道，‘天气那么好，那么好，好得简直要命！’
“然后两人都消失了。我们的别里科夫脸色由铁青转为惨白，一下子呆若木鸡。他停下脚步，看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不然，兴许是我眼睛花了？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就让他们骑个痛快嘛。’
“‘这怎么成？’他喊道，对我的无动于衷大为惊讶，‘您在说什么？’
“他心中过于震惊，不想继续前行，便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一直神经质地搓着手，全身哆嗦，看他脸上的气色便知，他不舒服。他连课也没上完就走了，这在他平生还是第一次。午饭也没吃。临近傍晚的时候，他换了身厚实的衣服，尽管外面完全是夏日的天气，然后，他拖着步子去了科瓦连科家里。瓦莲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
“‘您请坐。’科瓦连科皱着眉头冷冷地说。他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由于午饭后刚睡醒，他现在情绪非常不好。
“别里科夫一声不响地坐了十来分钟，然后开口道：
“‘我到您这里来，是想了却一桩心事。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沉重。不知是谁在造谣中伤，把我还有一位我俩都很亲近的女子，画成了一副可笑的模样。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您保证，此事我完全是无辜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如此取笑我，与此相反，我一贯品行端正，为人正派。’
“科瓦连科坐在那里，满脸的不高兴，没有说话。别里科夫稍微顿了顿，接着又用难过的语气低声道：
“‘我还有件事想跟您讲。我是一名老员工了，您呢，才刚刚开始工作，作为一名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我有义务告诫您一下。您骑自行车，可这样的娱乐消遣，对于一名青少年教育工作者来讲，完全不成体统。’
“‘为什么呢？’科瓦连科用低沉的嗓音问道。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还能干什么呢？他们就只好用脑袋走路了！既然通告里没有允许骑自行车，那就是不准了。昨天我吓坏了！当我看见您姐姐时，我眼前直发黑。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大姑娘，竟然去骑自行车——这简直太可怕了！’
“‘您到底想要怎样？’
“‘我只是想告诫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还年轻，还前途广大，您的举止应该非常非常小心才是，可您却如此满不在乎，唉，如此满不在乎！您穿绣花衬衫，经常在街上抱着一摞书，现在还骑自行车。关于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儿，校长肯定会知道的，然后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有什么好呢？’
“‘我跟我姐姐骑自行车，这事儿谁也管不着！’科瓦连科说道，满脸涨得通红，‘要是谁敢干涉我的家事，我就要请他去见他妈的鬼！’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要是您用这种腔调跟我讲话，那么我就不能继续谈下去了。’他说，‘还有，请您永远不要在我面前用这种口气谈论上司。您对当局应该尊重才对。’
“‘难道我讲了当局什么坏话吗？’科瓦连科恶狠狠地盯着他问道，‘请您别来烦我。我是个诚实的人，不想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告密的家伙。’
别里科夫神经质地忙乱起来，开始飞快地穿上外套，满脸惊恐。这可是他平生第一次听到如此粗鲁的话语。
“‘您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他说，同时出了前厅，来到楼梯的平台上，‘我只想警告您：也许，我们的谈话被人听到了，为了避免别人曲解我们的谈话，以免生出什么事儿来，我应该向校长先生汇报我们谈话的内容……大致汇报。我有义务这么做。’
“‘汇报？去吧，汇报去吧！’
“科瓦连科从后面抓住他的衣领，使劲儿一推，于是别里科夫便顺着楼梯滚下去了，套鞋碰得楼梯乒乓作响。这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底之后却安然无恙；他站起身，摸摸鼻子，看看眼镜摔碎了没。可就在他顺着楼梯往下滚的当口，瓦莲卡进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两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眼看他滚了下来——对别里科夫来说，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哪怕摔断脖子，折了双腿，也比沦为笑柄要强。现在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校长和督学的耳朵里——啊呀，千万可别出什么事儿啊！——又有人要画一幅漫画，这事儿闹到最后，他就只得奉命递交辞呈了……
“等他站起身来，瓦莲卡才认出是他，看到他可笑的脸、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她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自己不小心摔倒了，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回荡在整栋楼里：
“‘哈——哈——哈！’
“于是，伴随着这响亮、清脆的‘哈——哈——哈’，一切都结束了：无论是别里科夫的婚事，还是他在人间的生存。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在说什么了，并且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桌上的相片撤掉，然后躺到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大概过了三天，阿凡纳西来问我，是否需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他家老爷情况不好。我去了别里科夫家里。他躺在帐子里面，严严实实地盖着被子，一言不发；问他什么话，他也只回答‘是’或‘不’，此外就不再吭声了。他躺着，阿凡纳西在一旁踱来踱去，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叹着长气；他身上那股伏特加的味道，就像是从酒馆里散发出来似的。
“一个月后，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都去参加他的葬礼，也就是说，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和宗教学校的同事们全都来了。现在，当他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他的表情温和、安详，甚至愉快，仿佛他很高兴，他现在终于被装进了一个套子里，而且再也不用出来了。是啊，他达成了自己的理想！仿佛为了纪念他，下葬的时候是阴雨天气，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被放进墓穴的时候，她哭了几嗓子。我发现，女霍霍尔们不是哇哇大哭，便是哈哈大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情绪她们通常都没有。
“我承认，埋葬像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副严肃凝重、愁眉不展的样子；谁都不愿显露出喜悦的情绪——那种类似于我们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就体会到的情绪：家里的大人们都出门了，我们在花园里接连好几个钟头奔跑玩耍，尽情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啊，自由啊，自由！哪怕对它的一点暗示、对它的一丝希望，都会给人的心灵插上一对翱翔的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情从墓地回来了。可还没过一周，生活就又恢复了原样，依然还是那么艰辛、令人厌烦、没有头绪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没有明令通告禁止，也没有得到完全准许。情况并没有好转。事实上，尽管别里科夫被埋葬了，可还剩下多少像他这样的套中人啊！将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啊！”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说道，接着抽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啊！”布尔金重复道。
中学教师走出板棚。他个头不高，胖胖的，已经全部秃顶，一把黑色的大胡子几乎垂到腰间。跟在他身后走出来的还有两条狗。
“明月啊，明月！”他望着天空说道。
已是深夜。往右边望去，整个村子清晰可见，一条长长的大道伸向远方，足有五俄里远。万物都已陷入了寂静、沉睡的梦中；四周万籁俱寂，没有丝毫动静，甚至都不敢相信，大自然还可以如此静谧。当你在月夜看见宽阔的乡村大道，看见它两旁的小木屋、干草垛和沉睡的垂柳时，你的内心也会变得宁静起来；在这份宁静的笼罩之下，乡村大道掩映在斑驳的夜色之中，摆脱了白日里的劳作、操心和痛苦，它是那么温顺、忧伤、美好，连天上的繁星好似也在亲切、柔情地望着它，仿佛大地之上再也没有了邪恶，一切都很圆满。往左边望去，从村子的尽头开始是一片田野，它历历在目地向远方延展，一直延展到地平线上。在这片辽阔、洒满皎洁月光的田野上，同样是万籁俱寂，不见丝毫动静。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重复道，“难道说我们住在城里，待在闷热、狭小的空间里，写那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纸牌——难道这不是套子吗？我们一生都在应付那些游手好闲、胡搅蛮缠之徒，都周旋于那些愚蠢、无聊的女人之间——难道这不是套子吗？我们自己胡说八道，也听别人讲各种废话——难道这不也是套子吗？要是您乐意，我来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该睡觉了，”布尔金说道，“等明天吧！”
两人都走进板棚，躺到干草铺上。他俩盖好被子，刚有点迷糊，就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噗嗒，噗嗒……两条狗低声唔唔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路。”布尔金说。
脚步声止息了。
“眼瞅着、耳听着别人撒谎，”伊万·伊万内奇一边说，一边翻了个身，“你就会被别人叫作傻瓜，因为你能够忍受这种谎言：一味忍气吞声，不敢公开表明，你站在诚实、自由的人们那边，反而自己还要去撒谎，去强颜欢笑，而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一片面包，为了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某个一文不值的小小官衔——不，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
“呃，您又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道，“咱们睡觉吧。”
十来分钟后，布尔金已经睡着了。而伊万·伊万内奇则一直在辗转反侧，不停地叹息，随后他又起身，到了外面，在门口坐下，抽起了烟斗。
（1898）
[1]安特罗波斯：用俄语拼读的希腊词语，意为“人”。
[2]亨利·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主义者，著有《英国文明史》。
[3]霍霍尔：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或谑称。
[4]小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别称。
[5]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掌管爱与美的女神，亦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出生于浪花。
[6]《风儿吹》：乌克兰民歌，原文中是用俄语拼读的乌克兰语。
[7]米海里克：对科瓦连科名字米哈伊尔的昵称，接下来的“米琪克”是另一种形式的昵称。
[8]瓦尔瓦拉·萨维什娜：瓦莲卡的大名，亦即正式称呼。
[9]德语，巨大的丑闻。
[10]见他的鬼：原文中是用俄语拼读的乌克兰语。
[11]《吸血鬼，或蜘蛛》是乌克兰著名剧作家马尔克·克罗皮弗尼茨基（1840—1910）创作于1882年的剧本；原文中是用俄语拼读的乌克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