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餐端来的是非常美味的馅饼、大虾和羊肉饼。大家正用餐时，厨子尼卡诺尔上楼，前来询问客人们午餐想吃什么。这人中等身材，长着一张圆滚滚的脸和一对小眼睛，脸刮得精光，看上去他的唇髭不是被剃掉，倒像是被连根拔掉了一样。

阿列欣说，美丽的佩拉吉娅爱上了这个厨子。可他是个酒鬼，脾气又暴躁，她就不想嫁给他，但也愿意就这么过下去。可他却笃信上帝，宗教信仰容不得他如此将就；他坚持要娶她，否则就不愿过下去了，他一喝醉就骂她，甚至打她。每当他喝醉时，她就躲在楼上号哭，这时阿列欣和仆人们便都不出门，好在必要时保护她。

大家谈论起爱情来。

“爱情如何产生？”阿列欣说，“为什么佩拉吉娅没爱上别人，没爱上一个内心和外在品质都跟她更般配的人，却偏偏爱上了尼卡诺尔这么个怪物（我们这里大家都叫他怪物）？在爱情这件事上，重要的是个人幸福的问题——可这一切又都是未知数，随便怎么讲都行。迄今为止，关于爱情我只听说过一条无可辩驳的真理，那就是：‘这是极大的奥秘。’[1]其余那些关于爱情的看法，无论纸上写的，还是嘴里说的，都不解决问题，反而是在提出问题，弄得这些问题就这么一直悬而未决。那些看似符合一种情况的解释，却不符合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最好还是各种情况单独解释，不要一概而论。要像大夫们说的那样：个性化处理每一种情况。”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俄罗斯人，作为正派人，痴迷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通常美化爱情，给它装点上玫瑰和夜莺，而我们俄罗斯人，用来装点我们爱情的，却是这些要命的问题；不仅如此，我们挑选的还是其中那些最无趣的问题。在莫斯科，当我还在念大学时，我曾有过一位人生伴侣，一位可爱的女士，每当我拥她入怀时，她却在想，我每月会供给她多少钱，当前的牛肉价格多少。所以呢，当我们爱一个人时，就总在不停地问自己：这是否真诚，这是聪明还是愚蠢，这爱情会有什么结果，如此等等。这样的情况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它却别别扭扭，叫人不满，惹人生气——这我是知道的。”

看样子，他想要讲点什么。独居者通常都有一些他们乐于倾吐的心事。在城里，单身汉们特意去澡堂或餐馆，只为说说话，有时他们会向澡堂服务员、向餐馆侍应生们讲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而在乡下呢，通常他们会向来客倾吐心声。这会儿，窗外天空灰暗，树木被雨淋得湿漉漉的，这样的天气叫人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唯一的消遣便是闲谈聊天。

“我住在索菲诺打理庄园已经很久，”阿列欣打开了话匣子，“大学毕业就开始了。从习性来说，我不爱干体力活，在志趣方面，我也是个书生气的人，可当我来到这座庄园时，这里却欠下了一大笔债务，而我父亲之所以欠债，也有部分原因是供我上学花销很多，于是我决定留下来干活，直到这笔债还清为止。我这样定了，也就开始在这里干起来，说实话，也并非毫无厌烦之心。这里的土地并不多产，要想种地不亏，就得请农民来做短工或者雇用长工，不过这都没什么差别；要么就得像农民那样经营家业，就是说，要自己下地干活，全家出动。这里没有折中的法子。不过当时我也没有细想。我没闲置哪怕一小块土地，邻近各村的庄稼汉和农妇全都被我赶到了一块儿，把我这里的活儿干得热火朝天。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却感到烦闷，成天嫌恶地眉头紧锁，就像一只饿得在菜园里啃黄瓜的乡下土猫；我身子酸痛，走路都在睡觉。起初我觉得，在这劳作的生活里，我可以很轻松地融入我的文化习惯；我以为，为此只需保持该有的讲究和规矩即可。我住进了楼上的正屋，并形成惯例，每天早餐和午餐后都要让人给我端来掺有蜜酒的咖啡，晚上上床后，我常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欧洲导报》。可有一次，家里来了我们的神父——伊万老爹，他一口气就把我的蜜酒喝了个精光；《欧洲导报》也落到了神父女儿们的手里，因为在夏季，尤其到了割草的时节，我往往赶不及上床睡觉，倒在板棚里的雪橇车上就睡着了，或者在护林房里将就一宿——哪里还看什么报纸？我逐渐搬到了楼下，开始在下人们的厨房里用餐，于是往日奢华生活中仅存的，便只有这帮仆人了，他们还曾服侍过我的父亲，若要辞退他们我也于心不忍。

“最初几年，我被选作当地的荣誉治安法官。我间或可以坐车去趟城里，参加庭审会议和区法院的会议，对我来说，这倒也解闷。倘若你在这里住上两三个月闭门不出，尤其到了冬天，那么你终究会想念起黑色常礼服来。而区法院里既有常礼服，又有制服，还有燕尾服，周围都是律师，是些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可以找人跟你聊聊天。平日里在雪橇车上睡觉，待在下人们的厨房里，此刻却坐在扶手椅里，身穿干净的内衣，脚踩轻便的皮鞋，胸前还挂着徽章链子——这是何等惬意！

“我在城里受到殷勤接待，同时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结识的人里面，最主要的一位，说实话，也让我最愉悦的一位，便是区法院副院长卢甘诺维奇。你俩都认得他：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当时恰好发生了著名的纵火案；庭审持续了两天，我们全都筋疲力尽。卢甘诺维奇瞧了我一眼，说：

“‘您看如何？咱俩上我家去吃饭吧。’

“这可没料到，因为我跟卢甘诺维奇不熟，只有公务上的交道，并且我从未去过他家。我折回自己房间，赶忙换了身衣服，赴饭局去了。于是在那里，我便有缘结识了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也就是卢甘诺维奇的妻子。当时她还很年轻，最多不过二十二岁，此前半年她刚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都是往事，若换作现在，我也许难以确定，她身上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我到底喜欢她什么，可当时在饭桌上，我全都一清二楚：我见到的是一位年轻、美丽、善良、文雅、迷人的女子，这样的女人我此前从未遇见。于是我立即对她产生了一种亲近和熟悉的感觉，仿佛这张面孔，这双亲切、聪明的眼睛，我在童年某个时候，在母亲抽屉柜上的一本相册里已经见过。

“纵火案的被告是四名犹太人，认定作案的依据，在我看来，根本不充分。在饭桌上我很着急，很沉痛，现在也忘了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总在不时摇头，并对丈夫说：

“‘德米特里，怎么会这样呢？’

“卢甘诺维奇是个好心肠的人，这类人往往都怀着朴实的心理坚持认为，一个人既然成了法庭的被告，那么这就意味着他有罪，倘若要对判决的公正性提出质疑，那就只能通过法律程序提交公文，而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饭桌上私下谈论。

“‘我跟您没有放火，’他温和地说，‘您瞧咱们就不会受审，不会被关进监狱。’

“他们夫妇俩都极力想让我多吃点，多喝点；根据一些细节，譬如说，他俩如何一起煮咖啡，如何仅凭只言片语就能相互理解，我可以断定，他俩过得很和美，并且都很好客。饭后他俩合弹了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也回家了。当时是初春。随后整个夏天我都待在索菲诺没有出门，连考虑一下进城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关于这位苗条的金发女子的回忆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没去想她，可她那隐约的影子，却似乎留在了我心间。

“深秋时节，城里举办了一场慈善义演。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我是在幕间休息时应邀前往的），定睛一瞧——省长夫人身旁坐着的，正是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于是我又感到了那种无法抗拒、动人心弦的美丽，又见到了那双亲切、温存的眼睛，又产生了那熟悉的亲近感。

“我们并排而坐，然后去休息室，沿路来回走走。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吗？’

“‘嗯，我的肩膀受了寒，阴雨天睡不好觉。’

“‘您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上回春天您来吃饭的时候，您还年轻些，显得精神些。您那时兴致很高，话也多，非常风趣，说实话，我甚至都有点迷上您了。不知怎的，这个夏天我不由得经常想起您，并且今天临去剧院的时候，我就觉得会见到您。’

“于是她笑起来。

“‘可今天您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她再次说道，‘这样您就显老。’

“第二天，我在卢甘诺维奇家里吃过早饭。饭后他们乘车去城郊的别墅，安排在那里过冬的事情，我也随同前往。随后又同他们一道回城，半夜时分在他们家、在宁静的家庭氛围中喝了茶，当时他们家里燃着壁炉，年轻的母亲总要不时起身，去看看她的小妞儿睡着没有。此后每次进城，我都必定要去卢甘诺维奇家。他们习惯了我，我也习惯了这家人。通常我进门无须通报，就跟自家人一样。

“‘谁呀？’从远处的房间里传来悠长的声音，让我觉得如此曼妙。

“‘是帕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女仆或保姆答道。

“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出门朝我走来，满脸关切，每次都会问：

“‘您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呢？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的目光，她伸给我的那只优雅高贵的手，她那身家居连衣裙，她的发型、嗓音、脚步声，每次都让我产生同样一种印象，让我觉得这是我生活中某种新的、非同寻常、极其重要的东西。我们有时倾心长谈，有时沉默良久，各自怀着自己的心思，或者她就给我弹奏钢琴。倘若他俩都不在家，我便留下来等待，跟保姆聊天，跟孩子玩耍，或者待在书房，躺在土耳其沙发上看报纸，而每当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回家时，我便去前厅迎接她，从她手里接过她买回来的各种东西，也不知怎的，这些东西我每次拎在手里，都感到自己满腔爱意，神气活现，好似一个小男孩。

“俗话说：乡下婆娘买猪仔，自找麻烦。卢甘诺维奇一家与我交好，正是在自找麻烦。如果我太久不去城里，那么这就说明我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他俩都提心吊胆。他们担心，像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懂得多门语言的人，没去从事科学或文学，而是住在乡下，成天忙得晕头转向，活儿干了很多，却总是身无分文——他们觉得我很痛苦，即便我在说说笑笑、吃吃喝喝，那也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痛苦而已，甚至在我开心愉悦的那些时刻，我也觉察到他们向我投来探寻的目光。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我确实身处困境，当我被某个债权人追债，或者缺钱支付一笔紧急款项时，他们夫妇俩便会一齐在窗前嘀嘀咕咕，然后他会走到我跟前，郑重其事地说：

“‘假如您，帕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眼下缺钱，我和妻子都请您不要客气，从我们这里拿就是。’

“于是他激动得脸红到了耳根。而有些时候，他们照样如此这般在窗前嘀咕一阵，然后他向我走来，满面通红地说：

“‘我和妻子恳请您收下我们这件礼物。’

“于是他递过来一副领扣、一个烟盒或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给他们捎来一只猎来的鸟，一些黄油、鲜花等。顺便提一句，他俩都是有钱人。起初我经常举债，并且也不怎么在乎向谁借钱，只要能借就成，然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没向卢甘诺维奇一家借过钱。不过干吗提这个！

“我觉得自己很不幸。无论在家里，在地里，还是在板棚里，我总想着她，努力想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聪明女子的隐秘，她为何要嫁给一个无趣的、几乎已经是老头子的男人（她丈夫四十多岁），跟他有了孩子；我也想要了解这个无趣、善良、朴实的男人的隐秘，他的谈吐那么中规中矩、索然无味，在舞会和晚会上呆立在体面的人们身旁，无精打采，无人搭理，满脸恭顺和淡漠，仿佛他是被人牵来售卖似的，然而他却坚信自己理应得到幸福，理应与她生养孩子；于是我总感到费解，不知为何她恰恰遇上了他，而不是我，为何要让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如此可怕的错误。

“而到了城里，我每次都能从她的眼神里发现，她在等我；她自己也向我承认，她一大早就有某种特别的感觉，她猜到我要来。我们有时说个没完，有时默不作声，却从未相互吐露过我们的爱情，并小心翼翼，心怀戒备地把它藏匿起来。我们丝毫也不敢向自己揭开这一秘密。我爱得温柔、深沉，可我却在思量，在问自己，假如我们无力与爱情抗衡，那么它会带来什么结果；我无法想象，我这份悄然、忧伤的爱情突然要去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以及他们全家平静的幸福生活，而我却在他们这里受到如此热爱和信任。这诚实吗？即便她愿意跟我走，可去哪里？我能带她去哪里？倘若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倘若我，譬如说，在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或者我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那又另当别论，否则，我就只能把她从一种平淡乏味的境况，引入到另外一种同样平淡乏味甚至更加乏味的境况。那么我们的幸福怎能持久呢？万一我病了，死了，或者仅仅是我们不再相爱了，她又会怎样呢？

“她似乎也有类似顾虑。她考虑到丈夫、孩子，还有她那位将女婿视同己出的母亲。假如她放任自己的感情，那么只能要么撒谎，要么说实话，而按她的处境，无论怎么做，都同样可怕且不适宜。她痛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她的爱情能否带给我幸福，是否会让我这本已艰辛、充满不幸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她觉得，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够年轻，不够勤劳，精力也不济，难以开始新生活。她经常跟丈夫说，我应该娶一个聪明贤惠的姑娘，好让她来做一个好主妇，做我的帮手——可又立即补充说，恐怕全城都未必找得到这样一位姑娘。

“可岁月却在不停流逝。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每次到卢甘诺维奇家里来时，仆人们都礼貌地微笑，孩子们叫喊，帕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并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很高兴。他们不知道我内心的活动，以为我也很高兴。大家都把我看作一个高尚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大家都觉得在这屋子里来回走动的是一位谦谦君子，这就让他们待我格外亲切友善，似乎有我在，他们的生活就会更纯洁、更美好。我常常和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一同去剧院，每次都步行；我们并排坐在观众席的椅子上，肩触着肩，我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望远镜，并在此刻感到，她离我很近，她是我的，我们不能没有彼此；可是出于某种奇怪的隔膜，我们走出剧院后，每次都会生分地道别，分开。城里关于我俩已经流言四起，可人们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近年来，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远门，不是去找母亲，便是去看妹妹；她时常情绪糟糕，对生活不满意，感到生活被毁了，这时她看丈夫和孩子们也觉得不顺眼。她已经在治疗神经失调症。

“我们沉默着，一直沉默着，而有旁人在场时，她就莫名其妙地冲我发火；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同意我的意见，我若与人争论，她就站在我的对立面。每当我掉落什么东西，她就会冷冷地说：

“‘恭喜您呀。’

“我若跟她一起去看戏，却忘了拿望远镜，她就会说：

“‘我就知道您会忘。’

“不知这是万幸或者不幸——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早晚都将曲终人散。分手的时候到了，因为卢甘诺维奇已经被任命为西部某省的法院院长。需要卖掉家具、马车和别墅。我们去了一趟别墅，临离开时最后一次回望了一眼花园和绿色的屋顶，大家都很忧伤，我也明白：时候已到，现在要告别的不仅是一座别墅。我们已经决定，八月底要送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去克里米亚，这是大夫们的安排；而再过一阵子，卢甘诺维奇也要带着孩子们，前往他的西部省份赴任。

“我们一大群人去送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当她已经跟丈夫和孩子们道过别，车站里马上要打第三遍铃时，我跑进她的包厢，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小篮子放到行李架上。需要道别一下。就在此时，就在这里，在这包厢里，我们四目相遇，我俩的精神力量都崩溃了，我抱住了她，她则把脸埋在我的胸前，泪水夺眶而出；我吻着她泪湿的脸庞、肩头和双手——呵，我和她多么不幸啊！——我向她倾吐了自己的爱情，并怀着揪心的痛苦明白了，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一切，是多么枉然和渺小，多么具有欺骗性。我明白了：倘若你爱一个人，那么就要从最高原则出发，就要超越世俗意义上的幸与不幸、罪与美德，来思考自己的爱情，或者根本不必思考。

“我最后一次吻了她，握了握她的手，就这样和她分别了——永远分别。火车已经开动，我在隔壁包厢里坐下（里面没人），坐在那里哭泣，直到火车抵达第一站，我才下车，步行去了自己的索菲诺庄园……”

刚才阿列欣讲述时，雨停了，太阳探出了头。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见花园里的美景，以及那片在阳光下如镜面般闪耀的河水。他们欣赏着，同时感到惋惜：这个长着一双善良、聪明的眼睛的人，这个向他们敞开心扉坦陈往事的人，事实上却在这里，在这座偌大的庄园里忙得晕头转向，而没去研究科学，或者干点别的什么能让他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愉快的事情；他们还在想，当他在火车包厢里与那位年轻女士道别，当他亲吻她的脸庞和肩头的时候，她脸上的神色该是多么悲伤。他俩都在城里遇见过她，而布尔金甚至还认识她，发现她很美。

（1898）

[1] 源自《圣经·新约》中《以弗所书》5: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该段落通常在东正教婚礼仪式上诵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