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萨沙突然感到烦闷无聊，准备启程回莫斯科。

“我不能住在这座城里，”他阴郁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吃饭的时候我都反胃——厨房里脏得不能再脏了。”

“你再等等，浪子！”祖母劝道，不知为何压低了声音，“七号办喜事！”

“我不愿意。”

“你本打算在我们这里住到九月的！”

“可现在不想住了。我要工作！”

这年的夏天阴冷潮湿，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一切都显得阴森、凄清，确实让人想去工作。楼上楼下的房间里，到处都能听到一些陌生女人的说话声，祖母屋里的缝纫机哒哒作响：这是在忙着置备嫁妆。光是皮大衣就要给娜佳准备六件，并且据祖母讲，最便宜的一件也要三百卢布！家里忙乱的情形让萨沙大为光火，他待在自己房间里生气。不过他终究还是听从大家的劝告，留了下来，并承诺说七月一日才走，不会比这更早。

时间过得很快。圣彼得日[5]午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和娜佳前去莫斯科街，想再检查一遍那栋租来的房子，这是早就备好给年轻夫妇用的。房子有两层楼，可目前只收拾好了楼上一层。大厅里是漆得光亮的镶木地板，摆着一些维也纳式的椅子、一架三角钢琴和一个小提琴谱架。屋里散发着一股油漆味道。墙上挂着很大一幅镶着金色画框的彩色颜料画：画上是一位裸体女士，她身旁放着一个浅紫色、断了手柄的花瓶。

“真是杰作，”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道，崇敬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马切夫斯基的手笔。”

接下来是客厅，里面摆着圆桌、沙发和几把裹着明蓝色材料的圈椅。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父的大幅照片，他头戴修士帽，胸前佩戴着几枚勋章。他们走进摆着餐柜的厨房，然后又进了卧室。这里在昏暗中并排摆着两张床，似乎当初在布置卧室的时候就考虑过，这里定会永远幸福美满，不可能会有别的情况。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带着娜佳挨个房间地转，一直揽着她的腰，而她则感觉自己无力、惭愧，憎恨所有这些房间、这些床和圈椅，那画上的裸体女士也让她感到恶心。她已经明白，她如今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或许从未爱过他；可这件事该怎么说，向谁说，又何以要说——她不明白，也无法明白，尽管她日日夜夜都在反复思考这件事……他揽着她的腰，说话的语气那么温存、谦逊，他感到如此幸福，在自己的这套住宅里东走走，西瞧瞧。而她目之所及，则尽是庸俗，是愚蠢、幼稚、无法忍受的庸俗，他搂在她腰上的那只手，也让她觉得生硬而冰冷，好像一道铁箍。她每分钟都想逃走，想要痛哭一场，想从窗口冲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带她来到浴室，在这里碰了一下嵌进墙里的水龙头，突然哗哗地流出水来。

“如何？”他说，笑了起来，“我叫人在阁楼上做了一个水箱，能装一百桶水，这下咱俩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院子，出门来到街上，叫了一辆马车。尘土飞扬，升腾起团团乌云，似乎马上要下雨了。

“你冷不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道，眯缝起被尘土迷住的眼睛。

她没有吱声。

“昨天萨沙，你记得吧，他指责我无所事事。”他稍稍顿了顿，说道，“好吧，他说得对！对极了！我无所事事，什么也干不了。我亲爱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我哪天会戴上一顶制帽，额上顶着个帽徽去上班？为什么每当我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机关职员的时候，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呢？啊，罗斯[6]，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呀，罗斯，你还要在自己身上背负起多少游手好闲的废物啊！你身上攀附着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啊，苦难深重的罗斯！”

对于自己的无所事事，他就做了如此概括，视之为一种时代通病。

“等我们结了婚，”他接着说，“我们就去乡下，我亲爱的，我们要在那里工作！我们要买一小块地，有花园，有河流，我们要劳作，要体察生活……嗬，这会多好啊！”

他摘下帽子，头发随风凌乱，而她则听着他的话，心里想道：“上帝呀，我想回家！上帝！”快到她家时，他们的马车超过安德烈神父，从他身旁驶了过去。

“瞧，父亲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地说，挥舞起帽子来。“我爱我的老爹，真的，”他说，一边付着车钱，“可爱的老头，善良的老头。”

娜佳走进家里，生着闷气，身体也不舒服，想着今晚一直都有客人，要取悦他们，要强颜欢笑，要听小提琴演奏，还要听别人的各种胡说八道，跟大家喋喋不休地谈论婚礼。祖母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臃肿松软的身子罩在她那身绸缎连衣裙里，摆出在客人们面前一贯的傲慢姿态，端坐在茶炊旁边。安德烈神父走了进来，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

“见到您老贵体安康，本人真是无比荣幸，不胜欣慰。”他对祖母说道，搞不清他这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