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都坐在露台最低一级台阶上。我心情烦闷，对自己不满，遗憾自己的日子流逝得如此匆忙、无趣，我总在想，要是能把我这颗心从胸膛里掏出来就好了，因为它真的太沉重了。而此时露台上却有人在说话，听得到衣裙的窸窣声，有人在翻书。我很快就熟悉了这种情况：丽达白天接诊病人，分发书籍，经常出门去村里，不戴头饰[4]，撑着一把伞，晚上则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小学。这位纤瘦、漂亮、始终一本正经、长着一张乖巧小嘴的姑娘，每当谈及正事时，都会冷冷地对我说：

“这您不感兴趣。”

我没能博得她的好感。她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一名风景画家，我的画作没能描绘出人民的疾苦，因为她觉得，似乎我对她坚定的信念漠不关心。我记得自己曾策马于贝加尔湖岸，迎面遇见一位布里亚特女郎，她身穿一件衬衫和一条蓝粗布裤子，骑在马上；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烟斗卖给我，当我们谈话时，她鄙夷地望着我这张欧洲人的面孔和我的帽子，顿时厌恶地不愿理我，于是她吆喝一声，纵马疾驰而去。丽达也正是这样鄙视我身上的异类特征。明地里她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我的厌恶，可我感觉得到，于是每当我坐在露台最低的台阶上时，心中总是愤恨不已，并说：倘若你不是医生，却要去给庄稼汉们治病，这就意味着欺骗；倘若你有两千俄亩，轻而易举就能做个慈善家。

而她的妹妹蜜秀思则整日无忧无虑，过着自己悠闲自在的生活，就像我一样。她早上一起床，便埋头看起书来，坐在露台上一把深陷的圈椅里，这样她的两只小脚就只能勉强碰到地面，或者拿一本书躲到椴树林荫道上去，或者出了大门到野外去。她一读就是一整天，眼睛贪婪地盯着书本，只有从她偶显疲乏、困顿的眼神和极端苍白的脸色才能猜到，这样的阅读让她多么耗神。每次我来，她见到我，就微微脸红，放下书本，用一双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讲述这里发生的事情，譬如下房里煤烟子着火了，或者男佣在池塘里捉住了一条大鱼，等等。平日里她常穿一件浅色的小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一起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去够樱桃，或者划桨的时候，从她宽大的衣袖里就露出她那纤细、瘦弱的胳膊。有时候我画素描，她就站在一旁观看，赞不绝口。

七月底的一个礼拜天，我来沃尔恰尼诺夫家里玩，当时是早上九点左右。我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与她们家保持着较远的距离，搜寻着那种夏天里发得很多的白蘑菇，并在它们附近做上记号，以便待会儿好跟任尼娅一起采摘。暖风熏人。我看见任尼娅和她的母亲，两人都穿着浅色的节日盛装，从教堂里回家来了，任尼娅还扶着自己的帽子，免得被风吹跑。随后我又听到，她们一家在露台上喝茶。

对于我这个无牵无挂、总在为自己一贯游手好闲寻找借口的人来说，庄园里这些夏季假日的清晨总是异常引人入胜。当葱郁的花园里露气未干，整个花园都闪耀着太阳的光芒、充满幸福的喜悦的时候，当屋旁散发着木犀草和夹竹桃的芬芳、年轻的人们刚从教堂回来在花园里喝茶的时候，当大家都穿戴整齐、快快活活的时候，当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食、漂亮的人一整天都将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就不禁想要整个生活都是这般模样。此时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思，在花园里来回走动，宁愿就这么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整整一个夏季。

任尼娅挎着篮子来了，从她的神情来看，她似乎知道或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采着蘑菇，说着话，每当她要问我什么事情时，都要走上前来，以便看见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女人佩拉吉娅病了一整年了，无论什么大夫、什么药都没顶用，而昨天一个老婆子叽里咕噜念了几句，结果病就好了。”

“这不要紧，”我说，“不应该只在病人们和老婆子们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就不是奇迹吗？还有生活本身呢？凡是不可理解的，都是奇迹。”

“可是，您不觉得不可理解的东西很可怕吗？”

“不觉得。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大胆面对，不受它们控制。我高于它们。人应该意识到自己高于狮子、老虎、星辰，高于自然界中的一切，甚至高于那些不可理解、显得很神奇的东西，否则他就不是人，而是一只怕这怕那的老鼠。”

任尼娅以为，我作为一名画家必定知识广博，即便有所不知，也能正确猜测。她希望我能带她进入一个永恒而美好的境界，进入那崇高的世界。在她看来，我在这个世界里会是她的自己人，于是她便与我谈论上帝，谈论永恒的生命，谈论奇迹。而我呢，也不容许我和我的想象会在死后永远湮灭，便回答她道：“是的，人是永生不死的”“是的，我们会有永恒的生命”。而她则听着，相信着，并不要求证明。

我们往家走时，她突然停下脚步。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难道不是吗？我热烈地爱着她，宁愿随时为她牺牲生命。可是请问，”任尼娅用一根手指碰了碰我的衣袖，“请问，您为什么总跟她争吵呢？您为什么要发火呢？”

“因为她不对。”

任尼娅否定地摇了摇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真让人不明白！”她说。

这时丽达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她站在正门的台阶旁，双手攥着马鞭，显得苗条、漂亮，身上洒满阳光，她正在向一名男佣吩咐着什么。她忙前忙后，高声说话，接诊了两三个病人，然后带着一副干练、操心的样子，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不停地翻箱倒柜，接着又去了阁楼；大家找了她很久，叫她来吃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吃完第一道汤菜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何我至今都记得、都热爱，并且这一整天的情形我都历历在目，尽管当天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午饭后任尼娅躺在深陷的圈椅里看书，而我则坐在露台最低的台阶上。我们沉默着。整个天空阴云密布，开始洒起了稀疏的细雨。天气很热，风早已止息，似乎这一天将会永无尽头。叶卡捷琳娜·帕弗洛芙娜从屋里走出来，来到露台上我们身边，她刚睡醒，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哦，妈妈，”任尼娅说，一边吻着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有害。”

她俩非常要好。当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就已经站在露台上，望着树丛喊道：“哎，任尼娅！”或者：“妈咪，你在哪儿？”她们总是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便不说话也心有灵犀。她们对人的态度也很一致。叶卡捷琳娜·帕弗洛芙娜同样很快熟悉并黏上了我，我若有两三天没来，她就会打发人来问我身体可好。对我的画稿她也同样赞不绝口，也那么絮叨、那么坦诚地告诉我这里发生的事情，经常向我透露她们家的秘密。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从不温存撒娇，只谈正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无论对于母亲还是对于妹妹，她都是那样一个神圣而且略显神秘的人物，就像水兵们眼里那位始终待在自己船舱里的海军元帅。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经常说，“难道不是吗？”

而现在，当天空洒着细雨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论着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一边惊恐地回头张望，一边低声用阴谋家似的语气补充道，“这样的人儿大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虽然，您知道的，我也开始有点担心。小学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干吗要走极端？要知道，她都快二十四了，是时候认真考虑一下自个儿的事了。这些个书本和药房你还没熬到头，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得嫁人才行。”

任尼娅看书看得面色苍白，头发散乱，她微微抬起头，仿佛自言自语似的望着母亲说：

“妈咪，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接着又埋头看起书来。

别洛库罗夫走了过来，身穿束腰长袍和绣花衬衫。我们打了槌球和草地网球，天黑后吃了很久的晚餐，丽达又谈论起小学，谈论那个把全县都掌控在自己手里的巴拉金。这天晚上，当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怀着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度过了极为悠长、闲散的一天，并忧伤地意识到，这世上万事皆有尽头，无论它有多么漫长。任尼娅送我们到大门口，也许由于她从早到晚陪我度过了一整天，我感到没有她我似乎很无聊，感到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全都很亲近。于是整个夏季以来我首次有了作画的愿望。

“请问，您干吗过得那么无聊、那么没有情趣呢？”回家的路上我问别洛库罗夫，“我生活得无聊、艰辛、单调，因为我是一名画家，是个奇怪的人，我从年少时起就饱受嫉妒之心的折磨，就因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而痛苦，我总是穷困潦倒，漂泊不定。可您呢，您是个健康、正常的人，是一位地主，老爷——可您干吗要过得那么无趣，对生活那么无欲无求呢？您干吗，比如说，到现在都还没有爱上丽达或任尼娅呢？”

“您忘了，我爱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答道。

他指的是他的女友，柳鲍芙·伊万诺芙娜，一个跟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女人。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个肥胖、臃肿、傲慢、像只喂肥了的母鹅似的女士在花园里散步，穿着带有珠串的俄式服装，总打着一把伞，仆人们时而喊她吃东西，时而喊她喝茶。大约三年前她租下一处厢房做别墅，就这么留下来住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了，并且看来是永远住下了。她比他大十来岁，把他看管得很严，因此倘若他要离家外出，就要征得她的允许。她经常扯开男人似的嗓门号啕大哭，每到这时我就要派人去跟她说，倘若她不消停，我就要搬家。于是她就打住了。

我们回家后，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眉沉思起来，而我则在大厅里踱起步来，心里感到一阵隐隐的激动，仿佛坠入了爱河。我不由得想要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

“丽达只会爱上一名地方自治工作者，一个像她那样痴迷于医院和学校的人。”我说，“呵，为了这样一位姑娘，不止要成为一名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还得像童话故事里那样，要去踏破铁鞋苦苦寻觅。可蜜秀思呢？这蜜秀思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长长地拖着“呃——呃——呃——呃……”的声音，谈起了世纪病——悲观主义。他的口气那么坚决，语调那么高亢，好似在与我争论。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你却不知道他何时才走，这样的愁闷，远胜于数百里荒芜、单调、干枯的草原。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我愤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个人里面九十九个都没有脑子。”

别洛库罗夫以为这是在讲他，生起气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