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首先是一名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反复阅读契诃夫的小说时，我时常感触良多，可当时又必须搜肠刮肚地专注于译文表达，因此对自己即时产生的那些纷繁复杂、转瞬即逝的感受就顾不上捕捉与梳理。不过，当我读到《带小狗的女士》中古罗夫前去寻找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片段时，眼前浮现出他来到安娜住所附近的情景，设想他如何在那道灰色的篱笆墙外徘徊，而他深爱的女人连同她那只狮子狗，则被囚禁在篱笆墙内——这时，我的脑海里便不由自主地跳出一个想法：“篱笆、女人和狗”。倘若循着这一思路再琢磨琢磨，似乎这个话题对于契诃夫的创作，还颇有一点意思。因此，借着写这篇“译后记”的机会，我想以“篱笆、女人和狗”的话题为引子，谈谈自己在阅读、翻译契诃夫作品时所得的一点粗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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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笆是常见的庭院设施，是保护家园的一道外围屏障，可是在契诃夫笔下，它常常却成了束缚、封闭和保守的象征。例如，仅就本书中的几篇作品而言，除了上文提及的《带小狗的女士》中那道囚禁安娜的篱笆墙之外，在《未婚妻》中，同样出现了象征着庸俗、腐朽、压抑的小市民生活的篱笆墙：“娜佳在花园里、街道上散步，看着街上的房子和灰扑扑的篱笆墙，她觉得，这城里的一切都早已衰败，失去了生机，等待这一切的，要么是终结，要么是那些充满朝气的新生事物的开启。”而在《醋栗》中，当故事的叙述者伊万·伊万内奇走进他弟弟尼古拉的庄园时，看到这里“到处都是沟渠、围墙和栅栏”，而尼古拉本人也已经由一名温和、怯懦的省财政厅小职员彻底蜕变为一个愚昧、保守、蛮横、狭隘的乡下地主，被牢牢地困在庄园“幸福”生活的藩篱之中了。

在契诃夫中晚期的创作中，对如何冲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如何突破自我设置的藩篱的思考始终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主题，而这一主题最集中地体现在《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这一微型三部曲中。契诃夫通过故事套故事的方式串起的这三篇小说，用各种人生经历表明，人生的藩篱无处不在，它既可能是别里科夫的各种“套子”和规矩，也可能是《醋栗》主人公对乡下庄园生活的执念，还可能是《关于爱情》中妨碍男女主人公追求爱情的世俗道德。

1890年的萨哈林岛之行对契诃夫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主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前期作品中那种轻松幽默、那种对待生活忧郁却又抒情的态度受到了抑制，而作品的社会意义则更加凸显，作家更加关注狭小的个人天地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限制，呼吁知识分子要突破安逸、懒散、庸俗的家庭生活藩篱，更多地关心民间疾苦，去学习，去工作，去投身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这样的主题在契诃夫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里得到了集中体现，而收录于本书的《语文教师》，则更清楚地表明了作家创作风格和创作主题上的转变。《语文教师》前半部分曾以《小市民》为题发表于1889年，萨哈林岛之行后的1894年，契诃夫才续写发表了后半部分《语文教师》，并随后对两部分略作修订，统一以《语文教师》为题收录于当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即便在修订整合后的版本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小说前后两部分的差异：小说前半部分是对平淡但却不乏幸福和喜悦的外省家庭日常生活浪漫情调的抒发，而后半部分则产生了对闲适、狭隘、庸俗的家庭“幸福”生活的抗拒，到最后留给读者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男主人公尼基京发出了想要冲破藩篱、逃离庸俗生活的呐喊。

值得注意的是，当契诃夫在《醋栗》里批评蛰居庄园的生活方式，当他借讲述人之口说“人需要的不是三尺土地，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之时，他正居住在自己的梅里霍沃庄园里，与父母家人一起过着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向我们表明了契诃夫自身的矛盾。一方面，曾经历经困苦的契诃夫需要一座围着篱笆的家园，正如《语文教师》前半部分中的尼基京一样，他也渴望安宁、田园诗般的幸福生活，在潜意识中也希望做一个有安全感的“套中人”；而另一方面，似乎是为了克服自己内心深处的“庄园情结”，冲破自我限制的藩篱，契诃夫在生活中总是执着于旅行，在创作中则不断地呼吁离家出走。由此看来，正是篱笆与道路、家园与旅途之间的矛盾，才构成了契诃夫很多作品的内在张力，才是作家那些看似平淡的作品实则紧张的一个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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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对契诃夫而言，仅凭《三姊妹》《跳来跳去的女人》《公爵夫人》《村妇》《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宝贝儿》《带小狗的女士》《未婚妻》等大量以女性为标题的作品，便能看出女性在其创作中所占的分量。契诃夫塑造了际遇不同、性格各异的众多女性形象，不过，他笔下这些女性，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善良还是庸俗，坦诚还是虚伪，桀骜还是驯顺，都很少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契诃夫从事创作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俄国社会处于巨变的前夜，当时看似平静，实则僵化、压抑的社会氛围令女性也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满，让她们也想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她们想要追求爱情、财富、事业，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却又找不到突破困境的途径。因而，我们可以发现，在《三姊妹》《带小狗的女士》《未婚妻》等契诃夫关于女性命运的代表性作品中，都有着同《语文教师》一样的开放式结尾。契诃夫总是避免对读者指指点点，他的作品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和形而上学的议论，他不愿去充当先知和天才，不愿把自己的结论强加给读者，而只是提出问题，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评判和做出自己的结论。

女性一般都与爱情、婚姻和家庭相联系。契诃夫很多描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如《语文教师》《带小狗的女士》《约内奇》等，这些作品的男主人公在精神上其实都取自作家本人；契诃夫笔下几乎没有幸福的爱情故事，这也许与作家自己的感情经历有关。契诃夫身高1.86米，长得高大帅气，浅褐色的头发，栗色的眼睛，另据契诃夫的同时代著名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回忆，契诃夫有“一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漂亮、最精致、最有灵气的面孔”。契诃夫深受女性青睐，尤其是他成为著名作家以后，更是许多女性倾慕的对象，并且他也有过多次恋爱经历和浪漫情史。然而，契诃夫却从内心深处排斥婚姻。“我不善于处理像婚姻那样复杂而又难以理解的事情，丈夫的角色也让我感到害怕。”他曾在信中如此写道，“给我一个像月亮那样的妻子吧，这样她就不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天空。”后来，当契诃夫已经沉疴难愈之时，经各方劝说，他才与奥尔加·克尼碧尔成婚；而婚后专注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艺事业的克尼碧尔，果然满足了远居雅尔塔的丈夫对于“月亮”妻子的愿望：他们夫妇聚少离多，常常仅以书信传情。

契诃夫不常描写幸福完满的爱情，尤其是在他的创作后期，很多有关女性的作品都成了一曲曲失望、无奈、惆怅、迷茫的爱情挽歌甚至哀歌，因此契诃夫也被一些同时代批评家称作“黄昏诗人”，其创作基调被认为是悲观、阴郁的，是所谓“契诃夫式的情绪”。然而，契诃夫本人却并不认可自己是一名悲观主义者：“我算什么‘悲观主义者’？要知道，在我的作品里，有我最喜爱的短篇小说《大学生》……而‘悲观主义者’却是与之相反的一个字眼……”因此，尽管契诃夫的很多作品难免都有一层阴郁的底色，但正如《大学生》里那堆在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篝火，也正如《未婚妻》中以“希望”命名的娜佳最后决绝的出走，契诃夫时不时地会以一抹亮色来划破命运的灰暗，来表达自己对人性之光的信心，对未来惶惑却又期待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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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是家庭生活的象征。了解契诃夫生平的人都知道，契诃夫喜欢狗，尤其是他与家人居住在梅里霍沃庄园期间，他不但认识了当地的许多看家狗，逗它们玩耍，给它们起各种名字和绰号，而且还向自己的老友、彼得堡文学周刊《花絮》主编尼古拉·列伊金讨要了两只达克斯猎犬幼崽，喂养在自己的庄园里。契诃夫的妹妹玛莉娅用当时非常流行的药品名称“勃罗姆”（溴剂）和“希娜”（奎宁）给两只小狗起了名字，而随着小狗渐渐长大，契诃夫越发依恋它们，对它们宠溺有加：他经常与它们一起散步，没完没了地跟它们说话，并因此而逗得家人们乐不可支；即便偶尔身处国外，他也要写信回来问候它们。契诃夫就像了解自己的家人一样了解勃罗姆和希娜的脾气和习性，不但亲热地变着花样称呼它们的名字，还像对待成年人那样给它们的名字加上了“父称”，于是，俄国著名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就出现了著名的“勃罗姆·伊萨耶维奇”和“希娜·马尔科芙娜”。如今，在已是契诃夫故居博物馆的梅里霍沃庄园里一条碎石小径旁的草地上，安放着由俄罗斯著名美术家亚历山大·罗日尼科夫设计制作的两只达克斯猎犬铜像，它们已经成为梅里霍沃庄园的显著标志。

生活中爱狗的契诃夫，在《卡什坦卡》《白额头》等以狗为题目和主角的小说中，以及在《万卡》《语文教师》《带小狗的女士》等有狗出场的作品中，都刻画了性格各异、际遇不同的狗的生动形象，作家借此不但从狗的视角观察人类生活，以狗心喻人心，还进一步丰富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并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而在《名贵的狗》《变色龙》等作品中，狗更是成了故事情节的动因，成了检验世道人心的一面镜子：狗还是那只狗，狗本无言，而人性的虚伪、奸诈和善变，却在这些因狗而起的荒唐故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从契诃夫对狗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对待生活、对待创作和对待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契诃夫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一个善良的人哪怕面对一只狗也可能感到害臊。”契诃夫的很多作品都表明，这位善良的作家不仅对狗，而且对一切生灵、对整个大自然都充满了热爱和尊重。作为一名凭借幽默讽刺故事步入文坛的作家，契诃夫却并非一名锋芒毕露的讽刺家，尤其在他的中后期创作中，作家在描绘生活的灰暗和庸俗、揭示人物的缺陷和弱点之时，在他悲哀的微笑和责备的语气中，往往都流露出善意和怜悯。这时，契诃夫的幽默讽刺艺术带来的就不再是笑声，而是顷刻的沉默，是稍稍的停顿，仿佛生活荒谬得无法继续，只好按下暂停键，以便转移主题，重新开始另外一段生活。试看《约内奇》中的一段对话：

“您的作品会发表在杂志上吗？”斯塔尔采夫问维拉·约塞夫芙娜。

“不，”她答道，“我哪儿都不发表。写完了就藏在柜子里。干吗发表？”她解释道，“我们又不缺钱。”

于是不知为何，大家都深吸了一口气。

“那么，现在呢，科季克，你来给大家弹一曲吧。”伊万·彼得罗维奇对女儿说道。

以及《未婚妻》中的一段对话：

“我爱我的老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碰了碰父亲的肩膀，“可爱的老头，善良的老头。”

大家有一会儿都不说话。萨沙突然失声笑起来，并用餐巾掩住了嘴。

“这么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安德烈神父问尼娜·伊万诺芙娜。

在上述对话中，这些“深吸一口气”的长叹，这些“不说话”的片刻沉默，便是契诃夫叙述节奏中典型的“停顿”，它们表达了无声的嘲弄、哭笑不得的沉默、欲言又止的宽容以及无可奈何的悲哀，其艺术效果远胜于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笑声。有意思的是，在《未婚妻》中失声笑出来的萨沙，却被契诃夫塑造成了一个尖酸刻薄之人，并最终早衰早逝；而睿智、宽容、善良、温和的契诃夫本人，对待自己笔下男男女女的态度，则可以用高尔基在《回忆契诃夫》中的一段话作为绝佳的注脚：

在这群无力的人的厌倦的灰色的行列面前，走过一个伟大、聪明、注意的人；他观察了他本国的忧郁的居民，他露着悲哀的微笑，带着温和的但又是深重的责备的调子，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一种显明的焦虑，用了一种美的诚恳的声音说：

“诸位先生，你们的生活是丑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