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经是晚上十点来钟，花园上空照耀着一轮圆月。舒明家中，由祖母玛尔法·米哈伊洛芙娜安排的晚祷刚刚结束，现在娜佳刚从屋里出来，进了花园，她从外面看到，大厅里正要铺一张桌子，准备用简餐。祖母穿着她那宽大蓬松的绸缎连衣裙，在忙前忙后。教堂大司祭安德烈神父在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谈话，此时，在晚间的灯光下，透过窗户望去，母亲不知为何显得非常年轻；一旁站着安德烈神父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他在凝神倾听。

花园里寂静、凉爽，重重暗影安详地躺在地上。不知从远处什么地方、很远的地方，应该是从城外，传来阵阵蛙鸣。洋溢着五月的气息，这可爱的五月！叫人不由得深深地呼吸，不由得想：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天空下别的地方，在越过层层树梢的城外远郊，在片片原野和森林里，如今勃发出了春天的盎然生机，大自然是那么神秘、美妙、丰富而又神圣，远非浅薄、罪恶的人类所能理解。想到这里，她不由得莫名地想要哭泣。

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直渴望嫁人，如今她终于被许配给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那个站在窗前的人。她喜欢他，婚礼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她又高兴不起来，夜里睡不好觉，郁郁寡欢……透过打开的窗户，可以听到，地下楼层的厨房里传来阵阵忙乱声、菜刀的叮当声和厨房滑门的开合声；空气中散发着烤火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怎的让人觉得，从今往后的生活一辈子都会如此，没有转变，没有尽头！

这时有个人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这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而言之，就是萨沙[1]，是大约十天前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客人。早先，祖母曾有一位名叫玛莉娅·彼得罗芙娜的远房亲戚，她常来找祖母接济，这是一位守寡的破落贵族，小个子，瘦瘦的，病恹恹的。她的儿子就是萨沙。不知为何，有人说他是个出色的画家，他母亲去世后，祖母为了自己灵魂得救，就送他去了莫斯科的科米萨罗夫技术学校。大约两年后，他又转入一所绘画学校，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十五年，后来从建筑系毕业，学业还算凑合，但他终究没去从事建筑行业，却供职于莫斯科的一家石印厂。每年夏天，他通常都要拖着沉重的病体，前来祖母家里休息、养病。

现在，他上身穿着一件扣好扣子的常礼服，下身是一条破旧、裤脚踩烂了的帆布裤子。他的衬衫也皱巴巴的，整个人都显出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他瘦骨嶙峋，大眼睛，手指细长，胡子拉碴，面黄肌瘦，不过那模样儿仍然挺漂亮。他跟舒明一家已经很熟，拿他们当亲人，在他们家感觉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在这里居住的那间屋子，也早已被称作“萨沙的房间”。

他站在大门口，见了娜佳，向她走去。

“你们这里很不错。”他说。

“当然不错，您最好在这里住到秋天再走。”

“嗯，应该会是这样。我在你们这里大概要住到九月。”

他没来由地笑起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坐在这里，看着妈妈，”娜佳说，“从我这边望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我妈妈当然也有缺点，”她顿了顿，补充道，“但她仍然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是啊，她人好……”萨沙同意，“当然，您妈妈自有她的善良、可爱之处，不过……该怎么跟您说呢？今天一大早我顺便去了你们家厨房，可那儿却有四个女仆径直睡在地板上，没有床，被褥也只是些破布片，里面臭气熏天，满是臭虫和蟑螂……完全跟二十年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若说祖母，愿上帝保佑她，毕竟是祖母；可妈妈呢，恐怕开口闭口都是时髦的法语，动不动就参加话剧演出。她似乎应该明白才对。”

萨沙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喜欢在别人面前伸出他那两根瘦长的指头。

“这里的一切都有些古怪，我简直看不惯，”他接着说道，“鬼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这里谁都不做事。您妈妈整天只是闲逛，就像王公夫人似的，祖母也无所事事，您也一样。还有您那位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同样无所事事。”

娜佳去年就已经听过这番话，似乎前年也听过，知道萨沙说不出什么别的名堂，这些话她以前曾觉得有趣，现在却不知为何开始反感起来。

“这都是老一套，早就听厌烦了，”她说着，站起身来，“您最好能想点儿新花样。”

他笑起来，也起了身，两人便朝屋里走去。她高挑、漂亮、匀称，此时跟他站在一块儿，显得格外健康，衣着华美。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心里不免可怜他，并且不知为何感到不自在。

“您讲的很多都是废话，”她说，“比如您刚才谈到我的安德烈，可您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愿上帝保佑他，保佑您的安德烈！可我却为您的青春感到惋惜。”

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已经开始入座，准备吃晚餐。祖母，或者按照家里的叫法，老祖宗——这个臃肿、难看的老太婆，长着两道浓眉，上唇生有一层绒毛——此刻正在大声说话，仅凭她说话的嗓门和气派便知，她是这家人的家长。她名下拥有许多商铺，还有一座带有廊柱和花园的老屋，可每天早上她都在祷告，祈求上帝拯救她，使她免遭破产，并一边祷告，一边不住地哭泣。她的儿媳妇，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一个长着浅色头发、腰束得很紧的女人，鼻梁上架着pince-nez，每根手指上都戴着钻戒；安德烈神父，一个瘦削老头，没有牙齿，脸上那副表情让人觉得，似乎他正准备给别人讲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还有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长得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留着一头鬈发，就像一名演员或画家——他们仨正在谈论催眠术。

“你在我这里，只需一个礼拜病就好了，”老祖宗回头对萨沙说道，“不过你得多吃点儿。瞧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她叹口气道，“瘦得吓人！你可真成了个地道的浪子了[2]。”

“浪费了父亲赠送的资财，”安德烈神父笑眯眯地缓缓吟诵道，“造孽的儿子去放猪……”[3]

“我爱我的老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碰了碰父亲的肩膀，“可爱的老头，善良的老头。”

大家有一会儿都不说话。萨沙突然失声笑起来，并用餐巾掩住了嘴。

“这么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安德烈神父问尼娜·伊万诺芙娜。

“我当然不能断言自己相信，”尼娜·伊万诺芙娜答道，脸上摆出一副严肃甚至凝重的表情，“不过我应该要承认，自然界中有许多神秘未解的东西。”

“完全同意，不过从我这方面来说，还要补充一点：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缩减了神秘的领域。”

桌上端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安德烈神父和尼娜·伊万诺芙娜继续交谈着。尼娜·伊万诺芙娜手指上的钻石颗颗闪亮，随后眼里也闪出了泪光，她变得激动起来。

“即使我不敢斗胆与您争论，”她说，“但您也得同意，生活中的确有很多未解之谜！”

“根本没这回事儿，我敢向您保证。”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起了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则弹着钢琴伴奏。他十年前毕业于一所大学的语文系，可从未工作过，也没有固定的事业，只是偶尔参加一下慈善音乐会的义演。在这座城里，大家都称他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都默默地听。桌上的茶炊悄悄沸腾着，只有萨沙一人在喝茶。后来，当时钟敲过十二点之后，一根琴弦突然绷断了。大家都笑起来，乱作一团，并开始相互道别。

娜佳送别未婚夫后，回到她和母亲居住的楼上（楼下住着祖母）。楼下大厅里已经开始熄灯，可萨沙仍旧坐在那里喝茶。他喝茶总要喝很久，就像莫斯科人那样，每次都要喝上个七八杯。娜佳脱衣上床之后，一直还听到楼下的女仆在收拾东西，老祖宗在发脾气。终于一切都沉寂下来，只是偶尔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