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画家的自述）

一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当时我住在T省某县的一座庄园里，这座庄园的主人别洛库罗夫是一位年轻人，他起床很早，平日里爱穿一件束腰长袍，每晚都要喝啤酒，还总向我抱怨说，他无论在哪里都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的厢房里，而我则住在一栋古老的老爷正房里，住的是一间带有廊柱的宽敞大厅，这里的家具只有一张供我睡觉的宽大沙发，以及一张桌子，我常在上面摆纸牌卦。这个地方即便天气晴和，也不知有什么东西总在那些破旧的通风灶里嗡嗡作响，而雷雨时整栋房子都在颤抖，似乎快要土崩瓦解，尤其到了夜里，当十扇大窗全都被闪电照得透亮时，还真有些叫人害怕。

由于命里注定终日懒散，当时我彻底无所事事。我好几个小时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翻阅邮局给我送来的书报，或者就是睡觉。有时我也出门一趟，到什么地方闲逛到很晚才回家。

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不经意间走进了一座陌生的庄园。这时太阳快要落山，正在扬花的黑麦地里，铺开了傍晚的重重阴影。两排古老、栽得密密实实的云杉高高耸立，像是两堵结实的墙，形成了一条幽暗、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松地越过栅栏，踏上了这条林荫道，走在湿滑的、铺了薄薄一层云杉针叶的路面上。四周静谧、昏暗，只有高高的树梢顶上，偶尔透进来一丝颤动、明亮的金光，在蛛网上变幻出霓虹般的色彩。云杉针叶散发出浓烈得闷人的气味。然后我又拐进了一条幽长的椴树林荫道。这里同样一片荒废古旧的景象；去年的落叶在脚下忧伤地簌簌作响，暮色苍茫，树阴森森。右边一片古老的果园里，传来一只黄鹂倦怠、微弱的鸣叫，想必它也是个老婆子了吧。可这时却到了椴树林的尽头；我经过一栋带有露台和阁楼的白色房子，眼前不料豁然出现一座老爷家的庭院和一片宽阔的池塘，池塘旁有一座浴棚和一簇碧绿的垂柳，对岸是一片村庄，还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钟楼上的十字架反映着夕阳的余晖，好似在燃烧。有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亲切而又异常熟悉的沉醉感，仿佛眼前这幅画面我儿时曾见过。

从庭院通往野外要经过一座白色石头大门，在这古老结实、两侧各有一只石狮的大门旁边，站着两位姑娘。年龄稍大的那位纤瘦、白皙，非常漂亮，长着一头蓬松浓密的栗色头发，小巧的嘴巴显得倔强，脸上的神情很严厉，她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而另一位姑娘还相当年轻——最多不过十七八岁，她也同样纤瘦、白皙，长着一张大嘴和一双大眼睛，当我从一旁经过时，她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英语，显出害羞的样子。我恍然觉得，这两张可爱的面庞我早已熟识。回家后我心情畅快，好似做了一场美梦。

此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屋前散步，这时突然一辆弹簧马车辚辚地驶过草地，进入院内。马车上坐着的，正是其中一位姑娘。来的这位是姐姐。她拿来了一张为火灾灾民们募捐的签名页。她望着一旁，非常严肃、详实地向我们介绍，西雅诺沃村有多少房屋被烧毁，有多少男女老幼无家可归，而赈灾委员会（她如今是其中的委员）起初会采取什么措施。她让我们签了名，把那页纸收起来，即刻开始道别。

“您完全忘了我们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道，把一只手伸给他，“来做客吧。另外，若是N先生[1]（她说出了我的姓）想要看看，他的才华的崇拜者们过得如何，也请赏光到我们这里来吧，妈妈和我都会深感荣幸。”

我鞠了一躬。

她走后，彼得·彼得罗维奇讲起了她的情况。这位姑娘，照他的话说，出身于一个好人家，名叫丽吉雅·沃尔恰尼诺娃，而她跟母亲和妹妹居住的那座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那片村庄，叫作“舍尔科夫卡”村。她的父亲曾在莫斯科担任要职，死时身居三等文官。尽管家境优渥，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却蛰居乡间，一年四季都不出村，丽吉雅在自己的舍尔科夫卡地方自治局附属小学任教，每月收入二十五卢布。她自己的花销全靠这些钱，并因自食其力而感到骄傲。

“很有意思的一家人，”别洛库罗夫说道，“也许，咱俩什么时候去一趟吧。她们会很高兴见到您。”

一天午饭后，当时恰逢某个节日，我俩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便动身前往她们的舍尔科夫卡村。她们母女三人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弗洛芙娜，大概曾经很漂亮，如今则虚胖得跟年龄不相称，患着气喘病，一副愁闷、慵懒的样子，努力陪着我谈论绘画。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来舍尔科夫卡，便赶忙回想起了我的两三幅风景画，也就是那种她曾在莫斯科画展上见过的画作，于是现在问我，我想在其中表达什么。丽吉雅，——或者按照她们家里的叫法：丽达，——多数时间都在跟别洛库罗夫谈话，没怎么理我。她满脸严肃、面带正色地问他，为何他不在地方自治局任职，为何迄今为止他一次也不出席地方自治局的会议。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道，“这样不好。丢人哪。”

“是的，丽达，是的，”母亲随声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都掌控在巴拉金手中，”丽达回头对我接着说道，“他本人是参议会主席，把县里的职位全都分给了三亲六戚，为所欲为。要起来斗争才行。年轻人要组建自己强有力的党派，可是您瞧，我们这里都是些什么年轻人。丢人哪，彼得·彼得罗维奇！”

当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时，妹妹任尼娅默不作声。她从不参与这些严肃的话题，她在家里还不算是大人，大家就像叫小女孩那样，叫她“蜜秀思[2]”，因为她小时候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的。她一直都在好奇地盯着我，当我翻看相册里的照片时，她就向我解释：“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一根手指在肖像上来回比画，这时她的肩头就会孩子气地碰到我，于是我就近距离地看到她那若隐若现、尚未发育成熟的胸脯，柔弱的双肩、发辫，以及瘦削的身子和紧束的腰身。

我们打槌球和草地网球[3]，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吃了很久的晚餐。在那间空旷、带有廊柱的大厅里住过之后，我在这栋小而舒适的房子里感到颇为惬意，这里的墙上没有石印油画，人们对仆人也客气地称“您”，这里的一切都因有了丽达和蜜秀思让我觉得年轻、纯洁，一切都散发出高贵正派的气息。晚餐时，丽达又与别洛库罗夫谈起地方自治局，谈论巴拉金和学校图书馆。这是一位活跃、真诚、有主见的姑娘，听她说话很有趣，尽管她话很多，嗓门也大——也许这是她习惯了在学校里讲话的缘故。然而我的这位彼得·彼得罗维奇却从大学时代起就落下了凡事都爱抬杠的毛病，他说话枯燥乏味，没完没了，毫不掩饰地想让人觉得他是位聪明的先进人士。他打手势时，一只袖子碰翻了调味碟，桌布上淌了一大摊，可似乎除我之外，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我们回到家里时，四周黑暗、寂静。

“良好的教养并不在于你不会把调味汁打翻到桌布上，而在于别人发生了这样的事你却能视而不见。”别洛库罗夫说道，叹了口气，“是啊，很了不起、很有涵养的一家人。我已经落后于优秀的人们了，唉，多么落后啊！可我总在忙活，忙活！忙活！”

他谈到，倘若想当一个模范的乡下地主，就得干多少活儿。可我却在想：这是一个多么迟钝、多么懒惰的人啊！每当他认真谈论起什么事情，就会费劲儿地拖着“呃——呃——呃——呃”的声音，干起活来也跟说话一样，慢慢腾腾，总是赶不及，错过期限。我信不过他的办事能力，因为我曾托他捎几封信到邮局，结果他却好几个星期都把信揣在自己兜里。

“最痛苦的莫过于，”他跟我并排走着，嘴里喃喃道，“最痛苦的莫过于你在干活儿，却得不到谁的同情。得不到丝毫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