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弟。因为后来他的封邑在周地(今陕西省岐山县)，又位居三公，故被周朝及后人称为周公。周公从小就性格宽厚，孝敬父母，且多才多艺，处事谨慎而又果断，在文王诸子中出类拔萃。周公的优秀品格与素质，注定了他会成为西周初年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商朝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民不聊生，统治日见衰败。胸藏大志的周文王乘此时机，积极准备灭商。他励精图治，延揽贤才，团结诸侯，翦灭商朝羽翼方国，国力日益强盛，到文王晚年，原先僻处陕西西部的“小邦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未等实现自己的宏愿，文王就病逝了，灭商的历史使命落到了武王姬发的肩上。而周公，则成为他的兄长的最得力的助手。史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在灭商斗争中，他的功劳实际上不在大名鼎鼎的太公望(即姜太公)之下。
公元前1027年，武王出动数万大军，联合各路诸侯讨伐商纣。周公、太公辅佐武王统军渡过黄河，直逼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郊外的牧野，周公草拟了著名的战前誓词——《牧誓》，在二月甲子这一天的凌晨，由武王在阵前发布。《牧誓》历数商纣腐败淫乱、凶残、暴虐的种种罪恶，宣告伐商的正义性，并且申明军法，义正辞严。誓毕，大军向朝歌发动进攻，士卒个个同仇敌忾，勇往直前。而商军人数虽多达数十万，但多为临时征集的奴隶，毫无斗志，因而一触即溃。周师攻进朝歌，商纣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了。武王兄弟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武王攻占朝歌以后，周公向武王建议，用经济上施惠，生活上安定和政治上笼络利用上层人物的办法，来妥善处理战败的殷人。武王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旌表被纣王杀害的贤臣比干和商容，释放被囚禁的王叔箕子和平民百姓，开仓济民，安定殷人，并且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管理殷地的百姓，使商作为一个诸侯国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系列措施使商地百姓喜出望外，愿意服从西周的统治。为了防范商人的反抗，武王将三位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封在殷地附近，号为“三监”，监视武庚；又封周公于鲁、太公于齐、召公(武王庶弟)于燕，镇抚当地土著，其他从征诸侯，也各有封赏。西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初步确立起来了。因武王需要辅弼，故周、太、召三公均未就国，而随武王西归，留在朝廷执政。
武王返周不久，就患了重病。为了兄长的健康，周公亲自书写祷辞，向祖先祈求愿以己身代死，好让武王痊愈，统治新建的王朝。武王病笃之时，恳请周公接替王位，周公涕泣沾裳，坚辞不肯。武王只好传位于儿子姬诵，是为成王，并以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主政。由于成王年幼而形势又十分严峻，周公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的稳定，毅然摄政当国，以王命号令天下，用自己的威望与才干担负起治理天下的主要责任，开始了周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周公前后摄政七年，当姬诵成年举行了冠礼之后，周公例归于成王，自己则以臣子的身份恭谨地辅佐成王治理国家。
他常常因考虑政事夜以继日，有时睡在床上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便会急切地坐以待旦，等候上朝处理。他教诲成王要以殷商为鉴，立身正行，为臣民表率。他还作了一篇《无逸》，谆谆告诫成王不要贪恋逸乐，而要体察百姓稼穑艰难和生活疾苦，正确对待民间的批评和不满，以德治民。周公深知贤人才士对周朝王业的重要，待士恭敬，着力四方延揽，他曾对即将就封的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我常常一洗沐而三握发，一餐饭而三吐哺(意为洗沐、吃饭时亦常常停下来招呼客人)，还担心怠慢和失去天下的贤士，你到鲁国，千万要谨慎而不要傲慢待人啊!”三国时，曹操的著名诗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用此典故来歌颂周公的。
周公为建立和巩固西周王朝贡献了毕生精力。临死前，他还对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埋在成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的身边。”这真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王闻讯，悲恸不止。他命令将周公隆重地埋葬在毕地的文王墓旁，谥号文公，配享文王，又特许鲁国可以世世代代用祭祀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以表彰周公的丰功伟绩。
点评：
周公平叛乱、行分封，奠定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基础。相传他曾制作礼乐，建立典章制度，提倡“明德慎罚”，礼贤下士，勤政爱民。他兢兢业业治理天下，使周朝真正得以巩固，功劳卓著，权位至极。然而，他为了社稷的长远利益，归政成王，一心辅佐，任劳任怨，堪称忠于职守的典范。
2.商鞅变法，国强民富
商鞅，春秋时期卫国人，本姓公孙，又称为公孙鞅或卫鞅。他的先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后来卫国衰败，而商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公元前361年，公孙鞅带着自己经常研读的《法经》，赴秦国去了。此时的秦国，献公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孝公年轻气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权贵终日声色犬马无所事事，自己的父亲尝试着进行了一些变革，虽有效果但没能彻底改变贫穷积弱的状况，而魏、赵、楚等国又一个个虎视耽耽。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
通过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正与孝公不谋而合。但孝公又有深深的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
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不要担心别人反对。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瞭。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一个反对的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规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规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般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成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颁布了，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如何取得全国百姓对新法的信任。
一天，秦国雍都城市场的南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在人群中竖着一根三丈多长(合今日二丈余)的木头，一位军士大声宜布着：“如果哪一位能将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将赏给他十金(金是计量单位，每金相当于二十四两)。”话音落了，四周围观的人面面相觑，无人相信。这样垂手可成的事，竟然会重赏十金，会不会有诈?官府以前总是不把答应百姓的事当回事儿。等了良久，没有人出来扛那根“昂贵”的木头。军士马上又宣布：“如果有人把它扛到北门，赏他五十金。”这下更让围观的人惊诧不已了。人们窃窃私语，仍在猜疑，这时，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出，二话没说一口气把那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等候发落。军士立刻取来五十金赏给了他。在众人羡慕与惊异的目光中，那小伙喜不自禁地离去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秦国的百姓都相信官府言必信，行必果了。
这一幕原来是公孙鞅设计的。知道要变法必先取信于民，做到上情下达、令行禁止。看到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公孙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变法措施在前359年和前350年两次颁布，基本内容大致如下：(一)实行“什伍连坐”制，鼓励告奸，防止民间私斗，“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其刑”，使国内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二)奖励人口，“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刺激人口户数的增加，以改变秦国地广人稀的状况；(三)奖励耕织，重农抑末，要求百姓“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民力民财引导到发展农业生产上；(四)奖励军功，强化以军功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削弱旧贵族的势力，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刺激国人勇敢作战的牺牲精神；(五)废井田，开阡陌，掘开田间封界，改变旧的土地所有制，奖励垦荒，赋税平担，刺激国人生产耕作的积极性；(六)推行郡县制度，县令、郡丞直接由中央派遣，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七)统一度量衡，为经济的发展交流铺平道路，同时还“燔诗书而明法令”，烧去一些禁锢人们思想的书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变革。
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法措施，有效地刺激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新法实行了近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国内安定，一派祥和。
点评：
二千多年来，历史学家对高鞅变法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安石曾写诗赞叹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3.高攀龙东林讲学
高攀龙，字存从，又字云从，明朝无锡（今属江苏）人，他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就立志于程朱理学，凡诸儒语录、性理诸书，皆能默写诵习。后来他又考中了举人和进士，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孙銭、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主持“京察”(考核京官)，他们为澄清吏治，秉公沙汰，将无德无才而又附丽于权臣的官僚尽行罢黜，朝野为之称快。然而，孙钱、赵南星等人的正直无私却惹怒了内阁首辅王锡爵，不久，赵南星即被诬为“专权植党”而削籍为民，孙钱也被迫辞职。与此同时，王锡爵又示意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等人寻找借口攻讦颇有名望的礼部右侍郎赵用贤，使赵用贤被罢官。左都御史李世达等人因上疏为赵南星、赵用贤鸣不平，也相继去位。一时朝中正直之臣被摈斥一空。
面对这小人得志，君子被辱，黑白为之颠倒的局势，高攀龙感慨万千，鲠在喉中，不吐不快，遂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疏中，他首先指出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废斥大臣，将无才以继，后果不堪设想；继之，他又直言辅臣之所以能专权自恣，为所欲为，是因为“陛下朝讲久辍”，不关心政事所致。如此下去，于君圣德、于国致治，将大为不利；最后，高攀龙又愤然指斥首辅王锡爵忌贤妒能、排斥异己的恶劣行径，并要求神宗罢黜谗谄附势的杨应宿、郑材等人，以肃吏治。
疏上，王锡爵急忙上书自解，杨应宿亦上疏捏造罪名转攻高攀龙。昏庸的神宗皇帝不辩清浊，决定各打五十大板，下诏降杨应宿官二级，谪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县添注典史。
万历三十一，高攀龙、顾宪成等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结伴采到北宋学者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旧墟，凭吊四百多年前的宋朝学人，一时心有所感，遂决定筹划修复东林书院，作为讲学之所。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修复工作在第二年夏季开始，入秋即告竣工。
东林书院在建成的那年十月九日到十一日举行了首次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两次，每月小会一次，强调讲学的宗旨“务在躬修实践”。此后，顾宪成、高攀龙相继主盟东林书院，他们邀请江浙“同人”，在此济济一堂，相与讲德论学，一时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事。
顾宪成和高攀龙懂得：要匡教当前的政治弊端，应从清算思想学术上的“虚疾”着手。不过，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武器，只得仍然祭起程朱理学的大旗。因此，东林讲会，主要是发扬程朱理学，痛斥当时流行的王氏心学之弊。除这些共同点外，东林学者治学也各有专攻，特别是高攀龙推本程朱而涉足更广，如陈献章之洒落、胡居仁之主敬、薛碹之实践、王守仁之超悟，高攀龙皆能吸其所长而屏其所短。讲会之上，他们各抒己见，论难辩对，尽致方止，学术气氛异常活跃。同时，东林学者还十分注意进行内外交流，高攀龙、顾宪成曾多次率众到外地书院讲学，也多次邀请外地学者来东林演讲。这些友好而频繁的学术往来，大大开拓了东林讲会的视野，加上东林学者本身不倦的探索，一个以“操履笃实”为主要特征的新学派在东林书院形成了。东林之学的兴起，使士风为之一变，为其后“经世之用”之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东林学者并不是为讲学而讲学，而是把读书、讲学和探讨国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在讲学之余，经常评议朝政，抨击当权派，要求改良政治，整顿税收，限制大官绅的势力。这种既讲学又议政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有志士人，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闻风响附”，一部分在朝的正直官员，也与东林学者“遥相应和”。
由于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此，它在复兴后不久，不仅成了一个著名的讲学中心，而且也成了一个使“庙堂亦有畏忌”的政治舆论中心，为世人所瞩目。拥护者固然不少，忌恨者为数亦多。于是，那些反对东林书院讲学活动的当朝权贵们，就把高攀龙、顾宪成等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在野士人和在职官员称作“东林党”，伺机加以打击。
高攀龙不仅主盟东林书院，利用讲会的舆论来影响政府，而且还积极提出并实施一些改革弊政的措施。江南历来是全国田赋最重要的地区。明初建立了粮长制度，规定由粮长代政府征收和解运漕粮。但是，随着土地的不断集中和农民的相率逃匿，粮长增添了一项赔垫的额外负担，这个差事逐渐成为一个灾祸。家道殷实的富户往往出钱买通官府，逃避差事；一般中小民户求告无门，只好充任粮长，弄得倾家荡产。高攀龙目睹其弊，上书巡抚，提出了富户主办，次富户贴钱，齐备后由官府招力役解运的改革方法，使民户免于破产。
点评：
高攀龙一生秉性耿直，敢说敢言，敢作敢为，嫉恶如仇，他为官期间，整顿军务，严明纪律，使众人服贴，诸事井然有序，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其光明磊落的性格令人肃然起敬。
4.左光斗三上奏章
左光斗，字共之，号浮邱。明朝南直隶桐城南乡(今属安徽)人。因他出生时，月当大斗，故其父为其起名曰“光斗”。
左光斗九岁能文，是年桐城发生饥荒，合家以粥自赡，左光斗曾作(粥赋)，乡人传为美谈。26岁参加应天乡试，名列第十一。万历三十五年春，左光斗参加廷试，考中进士，同年拜为中书舍人，入阁为官。自署一联于京邸：“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成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还常对朋友说：“何官不可致身，岂必金马才堪托足。”可见对他居官立身的态度。
万历四十一年，左光斗选任为御史，因等待朝廷命令而回到故乡桐城，闲居七年之久。万历四十七年受浙江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他为官比较清廉正直，与给事中杨涟以“清直敢言负众望”，当时人称之为“杨左”。此时，明神宗不视朝已有三十余年，诸臣先后奏请，不允。此时，又遇辽东告紧，左光斗疏通神宗“刻日御朝，早定大计”，并且指出：“臣惟今日之事，辽安则天下安，辽危则天下危。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早御朝则救天下之全，迟御朝则救天之半，若终不御朝，则终无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无全力也，救辽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医者在门，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脉，即投温、投凉、治标、治本，总无当也。善医者，则不然，但请主人正襟危坐，察言审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并阐述了皇帝临朝之“十二善”。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神宗御朝“不过举步之劳，片刻之暇，何惮而久不为此，此必有物焉以为之。崇将在内廷耶?将在外廷耶?在外廷则不当有此，若在内廷，则陛下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三次上疏神宗皇帝，均未获理睬。自此左光斗名重海内，“海内贤士皆从之游，而小人之趋利、贪权势者，皆弗便也。”
次年春，奉命巡视京城，搜获假印七十余颗，伪印文卷以百数，假官百余名，这些人都私与吏部通了关节，左光斗尽予捕治，都人大为震慑，吏治为之一清。同年夏，左光斗巡视西北城区，发现有坊官奉要人旨意，关押了两名无辜者，并绝其食，光斗立即亲自批文，命其释放。不法权贵对他都有所畏惧，但也视为眼中钉。
明万历年间，辽东地区受到后金的骚扰。当时明王朝政治极端腐败，驻守在东北国防边境的十几万军队，只靠东南地区向北转运的粮饷。可是，东南地区的百姓，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之下，“搜而又搜，”“派而又派”，民力已竭。加之河水枯竭，漕运不畅，粮饷已接近无源。粮饷既然不足，必然会削弱抵御后金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左光斗提出了关于屯田北方的主张。他指出燕京东南，黄河南北地区有大片可以垦辟的土地，没有很好利用，以致“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他分析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过去“惟知听命于天”，不知道兴修水利，来治理水旱灾害。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兴屯田水利的办法——“三因”和“十四议”。
所谓“三因”，那就是一“因天之时”。他认为天生万物，不能缺水，南方以水为利，北方竟以水为害，这是由于北方没有掌握万物首要在于治水的道理。二“因地之利”。这就是要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引水灌溉。三“因人之情”。他认为广大人民是很注意水利事业的。所以“南人惜水如惜血”，政府如果不提倡兴修水利，就是失人情，也就是失“因民之利”。
所谓“十四议”：一议浚川。他建议要把川河疏浚，使“下流既泄”，则“上流自安。”二议疏渠。凡靠近河渠的地方，要多方面的疏通水源，如工程较大，政府就得帮助；费力较小，就“听民自举”。三议引流。对于没有河流的地方，要开水源，“凿地为港，掘地为进”，进行人工灌溉。四议设坝。有些河流，因地形渐下，不好进行自然引水，就拦河设坝，然后“平而引之”。这在支河浅流的地方最适宜。五议建闸。兴修水利，就必须有调节蓄水和排水的枢纽。因此，在堤防处应设斗门。于入水处，“旱则开之，涝则塞之”；于出水处“旱则塞之，涝则开之”。六议设陂。在靠山带溪的地方，往往山洪暴发，就造成沙石压冲的灾害，这就要顺水设陂，以阻住沙石。七议相地。只要水利工程兴修好，就要因地制宜，改良农作物，在北方可以改旱地为水田，这样每亩的生产量，就可增加三倍。并可改变干旱地区的面貌。八议筑塘。九议招徕。十议力田设科，十一议富民拜爵。十二议择人。十三议择将。十四议兵屯。
左光斗提出的“三因”、“十四议”，绝大部分都有新的创见，而且也大多符合水利科学的基本原理。所提出的具体做法，大大丰富了我国历史上的治水工程的经验。
点评：
左光斗在给文章的信中曾写道：“权奸乱政，男与大洪少宰共削籍矣。一腔热血，以此报君，即从此极亲，男时刻从忠孝自励矣。“左光斗为官十八年，两袖清风，不治家产，因此回到故里之时，行李萧然，囊空如洗，唯有一身正气！
5.田文镜不敢一事苟且
田文镜，字抑光，清朝汉军正蓝旗人，雍正五年因功招入正黄旗。祖先原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康熙二十二年，田文镜以监生任福建长乐县县丞，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雍正元年，田文镜受命告祭西岳华山，途经山西时，他得知山西官员匿灾不报，以致百姓遭殃，便如实向雍正帝汇报，雍正帝极为赞赏，嘉其直言无隐，命速往山西赈灾。当田文镜圆满完成救灾任务后，即被任命署理山西布政使，他“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因而使雍正帝对他更加器重，把他正月调任河南布政使，后又升为河南巡抚。
田文镜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对官场长久以来的陋规、科派，以及州县逃赋、隐匿土地等问题进行了整顿。他还特别注意认真执行雍正帝的各项改革措施，使之在河南得以落实。
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是雍正帝登基后进行的第一件大事。田文镜在河南亦以此为先务，他一到任，“即查核豫省亏空”，而且“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对那些有贪污行为者，俱“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否则“立即揭参”，毫不留情。由于措施严厉，河南清查亏空事进展较快。此处，田文镜严肃吏治，对属员要求极严，对贪赃枉法，以及玩忽职守者同样严惩不贷。赴豫仅二年，他就劾罢属员达二十三名之多。
田文镜锐意兴革，必然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特别是他惩治贪官十分严厉，必然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因而保守势力对田文镜恨之入骨，经常向雍正帝密奏田文镜之“刻薄”。雍正帝对田文镜的干劲十分赞赏，但为了使他不致陷入孤军奋战，曾下谕劝他讲究斗争策略及方式：“豫抚之任，汝优为之。但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朕不虑汝不及，反恐报效心切，或失之少过耳。”田文镜十分感激雍正帝的善意提醒，但对各种诽谤及攻击毫不介意，仍旧对河南政务进行不停顿的整顿。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认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在贯彻雍正帝关于“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过程中，田文镜狠狠打击了保守势力的进攻，迅速解决了一起旨在反对改革的“罢考”事件。
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人民苦不堪言。上任之后，他通过深入了解情况，发现与河堤工程长年失修有关，以致无雨干旱，遇到大雨又酿洪灾，于是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筑，并提出人夫应由各州县分遣，“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衿里民，一体当差”。这本是个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有田半顷或二顷者自然是地主，他们一向与绅衿等享有特权，官府也不敢轻易触犯，没想到新上任的布政使却毫不留情面。于是在一些人的挑唆下，开封府封邱县绅衿、武生等赴巡抚衙门控告，反对一体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官户的特权，最后发起罢考，一时声势浩大。当时，河南的学臣对此竟“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更“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形势对田文镜极为不利，他也感到“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田文镜敢犯众怒，就在河南一些大员袖手旁观的情况下，他“捐弃身家，不避嫌恕”，对地主、绅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迅速将为首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终于使考试照常进行，地方很快恢复了平静，而各处堤工也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帝态度鲜明：“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何危之有?”实际上是全力支持了田文镜。
有雍正帝的支持，田文镜更加勤奋，他曾多次表示，为了把河南工作搞好，他要“益加敬谨，夙夜匪懈，竭尽驽骀，以仰报我皇上知遇之隆恩”。在严厉打击保守势力的同时，田文镜对地方各项工作却是兢兢业业。他忠于职守，且精勤于钱粮、治河、刑名、防盗诸务。雍正帝曾下令在全国实行摊丁人地的赋役改革，田文镜积极贯彻，他在调查了河南各州县的情况后，于雍正四年(1726)奏请自五年(1727)始，河南全面推行摊丁人地，“各邑丁粮均派地粮内，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轮将”，获得批准。使河南成为在全国比较早实行这项改革的省份之一。
治河，兴修水利，历来是封建政府的大事，对河南来说，尤其突出。田文镜对此更是努力倍至。他在雍正二年修筑堤工的基础上，从雍正三年(1725)正月起，又对原来负责河工的堡夫，以及由江南调来协助防护的河兵进行训练和约束，并对管河官员重其职守，力图训练一支干练的护河队伍，以保证豫省河堤的坚固。同年夏季，遇有大雨，黄河“净长水四五尺间至七八尺不等，势亦汹涌”，且多有“出槽漫滩”之处。田文镜“晓夜查催，不遗余力”，并严格要求各处官员必须“率领兵夫昼夜住宿堤上，多备料物，人夫协力，加紧修防”，终于使这次洪水未能成患，而“禾黍畅茂”。雍正帝闻讯，高度赞扬说：“如此在地方上忧勤不懈，何事弗克办集耶?”事后，田文镜又安排各地务必在“今冬明春，乘农务闲暇之时”加固堤岸，“庶堤岸巩固，安如磐石”。在田文镜的努力下，河南的治河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点评：
雍正帝曾对田文镜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他说：“朕设身处地代尔思维，即原系不肯勉励之人，当此际遇，亦不得不加勉矣。”田文镜正是以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了地方政务的百废俱兴，并成为全国督抚之楷模。
6.靖难名臣姚广孝
姚广孝，明初大臣，本是僧人，后被皇帝赐名姚广孝。洪武十五年(1382)姚广孝随燕王前往北平起，他便一直帮助谋划夺位之事。“靖难”之役中，战守机事也尽决于他一身。担惊受怕，费尽心机二十年，终得晚年功成名就，姚广孝本可身居高位，坐享天年。但是同所有有为的政治家一样，他无法改变自己多年的习惯，命中注定要勤奋终生。
永乐二年(1404)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师后两个月，姚广孝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灾，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衣锦还乡的兴奋，伴随着怅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在贫困中故去，“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他将父母灵位得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
姚广孝不顾70高龄，冒着酷暑，亲往县道，督促州县发米赈饥，而且将皇帝赐予的金帛分赠给乡里。而他自己却依旧过着独身僧人的生活，有时身着袈裟，独步于山寺野径。据说有一天他独坐寒山寺外吃着随身带的干粮，却被一个姓曹的县丞以“见官不避”抓去打了几十皮鞭子，关到了狱中。第二天属官们不见太子少师，着了慌，直找到狱中，才把他找到。那曹县丞吓得要死，前来请罪，姚广孝却写了一首诗道：“奉使南来坐画船，袖袍犹带御炉烟；无端撞上曹三尹，二十皮鞭宿缘。”然后批评那县丞几句就算罢了。身居高位，事必躬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姚广孝身上确实表现出一种超凡的修养。
从苏湖回京后，姚广孝顾不上休息，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他专心蓄养了一只公鸡，每晨闻鸡而起，壮心不已地度过了一生最后十数个年头。
他身为佛教长官，因忙于清理教务，常负友人之邀；他身为太子少师，又要辅导太子居守京师，并为太孙讲读华盖殿。而他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则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
《永乐大典》的修纂工作最初是由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的，花了一年多时间，永乐二年十一月成书，当时定名为《文献大成》。但是不久明成祖便发现这部书远远未能达到自己最初的设想，于是将70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请来主持，重新编修。
这一次调集参加修书工作的人员多达2169名，除去文苑名士，还有不少高僧、名医以及擅长书画的人才。礼部承担了召调人员，搜集书籍的工作。自文渊阁开馆修书后，每天由光禄寺供给编修人员朝夕膳食，整整忙碌了三年。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编修工作告竣。姚广孝等人将这部11095册的巨帙进呈给明成祖朱棣。书中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书籍七八千种。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十、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内容，共22877卷，仅书目便有900卷之多。这次的修书工作主要便由姚广孝主持，他精通博杂的学问在这次修书中得以发挥。明成祖将这部书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序文。
永乐九年(1411)，77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了《明太祖实录》的重修工作。《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初，明成祖夺位后，因为其中有不利己的记述而重修了一遍。但此后仍感到不满意，于是决定再次重修。姚广孝从接受这项工作，直至病逝，兢兢业业工作了六年多时间。他在晚年写给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信中说道：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发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寝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
姚广孝显然不止是挂名监修，而是名符其实的主持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时间和全书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书成上呈，成祖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
点评：
姚广孝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完成了晚年的工作——两部巨帙的监修工作。从其身上体现出的事物躬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超凡修养很值得我们后人效法。
7.张居正鞠躬尽瘁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出身寒门，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十年首辅生涯，他协助十岁的幼帝推行改革，不遗余力地整饬吏治整肃教育，革新税赋，把溃败的明王朝一举治理得国富民安，使得朱明王朝将倾之厦在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强盛之国。
《明史》中说：“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他自青年时期便立下了富国强兵之志。但是由于政治的纷争，他花去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壮志未酬之心，又使他不得不在政治的漩涡中孜孜奋斗。
史书上说：“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漕河通，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漕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被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这里提到了改革漕运、互市及考成法诸项，此外还有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种种事情的办理，都需要张居正克服重重阻力，他是抱定了“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的。
和所有有为的政治家一样，张居正凡事都要亲自过目，亲自处理，为此耗尽了精力，直到万历十年(1582)二月病不能起。张居正办事独断专行，已经习以为常，虽然病倒了，阁臣们也只是处理一些细务，大事还要到家中，到病榻前请示他处理。张居正起初还坚持在病榻上处理公务，后来身体日惫，病情恶化，已无力遍阅文书，却仍不放心让别人去办。这一来也就更加重了病情。
在病榻上想起从政十年来的政绩，张居正心中感到宽慰，他在给他的老师，致仕在家的原内阁大学士徐阶贺八十寿辰序中，对这十年作了一番总结：
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庾，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汉北骑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
张居正本想等到秋间致仕休息，而时间已经不允许。六月间，他上疏给神宗：“伏望慈圣垂悯，谅臣素无矫饰，知臣情非获已，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倘不即填沟壑，犹可效用于将来。臣不胜哀鸣恳切，战栗陨越之至。”而神宗见疏，只是下诏慰留。十二日以后，张居正病情更加严重，再次上疏恳请生还：“伏望皇上怜臣十年拮据尽瘁之苦，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如不即死，将来效用尚有日也。”然而神宗的圣谕，只是让他安心养病，“慎勿再有所陈。”至此居正已再无话可说。
六月十八日，神宗派人赉手敕慰问，那手敕上写道：“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张居正于昏迷苏醒之际推荐了潘晟、余有丁等人。因为推荐的人过多，无法一时并用，神宗把人名写好粘到御屏风上，以备召用。
以一己之力燃放的革新之火为颓败的朝廷赢得一时的烂灿辉煌。于是有人说张居正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时可救一时，不可救一世。张居正身后七十年不到各种社会矛盾飞速加剧，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无人能够力挽狂澜。
点评：
张居正胆识过人，他失志不移地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仅在位，做个一了百当。”此语充分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自我献身的无私精神。
8.郭守敬修订历法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代著名科学家，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材。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
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二十七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在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十四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三百零二年。这在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点评：
郭守敬制订的《援时历》，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一直沿用到清初，郭守敬对科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一直影响至今。
9.大禹治水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ｇǔｎ）。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
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ｇāｏｙáｏ），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点评：
鲧治水的时候，只会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水灾反而越闹越凶，而禹改变了他父亲的策略，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治水，结果把洪水都引到大海中去了。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不观察实际情况，只争取强硬措施，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