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8月底，胡风召集两萧、曹白、彭柏山、艾青等人具体商议创办一个抗战刊物之事宜，正是在这个小型聚会上，两萧同时结识了另一位年轻的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在会上，胡风提议刊物的名称就叫《抗战文艺》，但萧红坦率地表示异议：“这个名字太一般了，现在正是‘七七事变’，为什么不叫《七月》呢？用‘七月’做抗战文艺活动的开始多好啊！”大家一听，纷纷认可，于是，《七月》的刊名就正式定了下来；刊名“七月”两个字系采集鲁迅的手迹，主编胡风，大家义务投稿，暂无报酬。

《七月》在勉强维持了三期之后，战局吃紧，上海眼看要沦为孤岛，文化人等也不得不考虑自己何去何从。当时情况下，他们大致有以下几种选择：一是留在“孤岛”（租界）；一是撤离到大后方；还有部分人员去往延安或参加新四军。胡风要去武汉继续办《七月》，他邀请两萧等人一同前去。1937年9月28日，萧红、萧军同部分文艺工作者一道撤离上海。他们从上海西站（当时叫梵皇渡车站）上车，沿沪杭线到嘉兴，从嘉兴再到南京，在那里等候几天之后，挤上了一艘拥挤不堪的破旧客轮。10月10日抵达汉口。

“你看那兵士腰间的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可是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我这样小声地把嘴唇接近着L的耳边。

其实渡轮正在进行中的声音，也绝对使那兵士不会听到我的话语的。

其中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不是那个抱着孩子的，而是另外的一个，他一走上来，就停在船栏的旁边。他那么小，使我立刻想到了小老鼠。两颊从颧骨以下是完全陷下来的，因此嘴有点突出。耳朵在帽子的边下，显得贫薄和孤独，和那过大的帽遮一样，对于他都起着一种不配称的感觉。从帽遮我一直望到他黑色的胶底鞋，左手上受了伤，被一条挂在颈间的白布带吊在胸前，他穿着特为伤兵们赶制的过大的棉背心，而这件棉背心就把他装饰成一只小甲虫似的站在那里。等另外两个兵士走近前来的时候，他就让开了。

这两个之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是个军官，他并不怎样瘦，有点高大，他受伤的也是左手，同样被一只带子吊在胸前。在他慢慢地踱着的时候，那黑色皮鞋的后半部不时地被黄呢裤的边口埋没着。当他同另外的一个讲话的时候，那空着的，垂在左肩的军中黄呢上衣的袖子，显得过于多余地在摆荡——

因为他隔一会就要抬一抬左肩的缘故。

我所说的挂着刀的兵士，始终没有给我看到他的正面，因为那受伤的军官和他谈话总是对立着，我所能看到的是他脚上的刺刀针，腰间的短刀，他的腰和肩都宽而且圆。那在怀中的孩子时时想要哭，于是他很小心地摇着他，把那包着孩子的军外套隔一会儿拉一拉，或是包紧一点。

不知为什么，我看他好象无论怎样也不能完全忘掉他腰边的短刀，孩子一安静下来，他的左手总是反背过来压在刀柄上。

渡轮走近一个停在江心的货船旁边的时候，因为那船完全熄了灯火，所以好象一座小城似的黑黑地睡在江心上，起重机上还有一个大皮囊似的东西高悬着。

我是背着锅炉站着的，背后的温暖已经增加到不能忍耐的程度，所以我稍稍离开一点，可是我的背后仍接近着温暖，而我的胸前却向着寒凉的江水。

那军官的烟火照红了他过高的鼻子，而后轻轻地好象从指尖上把它一弹，那烟火就掠过了船栏而向着月下的江水奔去了。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那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伤兵就站在我的旁边，似乎在这船上并没有他的同伴，他带着衰弱或疲乏的样子在望着江水。他好象在寻找什么，也好象他要细听一听什么，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系在那只吊在胸前的左手上。

前边就是黄鹤楼，在停船之前，人们有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有的在移动着，船身和码头所激起来的水声，很响的在击撞着。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