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似乎是萧红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1932年5月,汪恩甲一去不返,萧红挺着6个月大的肚子困守东兴旅馆,由于所欠费用过多,旅馆停止饮食供应,天天向萧红索债,并扬言要把萧红卖给妓院抵债。
由于之前萧红曾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发表过诗作,无奈之下向《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老斐(原名斐馨园)写信呼救,时间应该在7月9日左右,随即老斐与作者舒群去旅馆采访萧红,并召集一些经常给《国际协报》撰稿的几个作者研究如何救助萧红。
大概是7月12日傍晚,萧军受裴馨园的委托,带着裴馨园写的一张便条和为萧红借的两本书去旅馆看望萧红。“1932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老斐——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萧军《“侧面”第一章摘录“注释”》刊于1979年第5辑《新文学史料》)
随后松花江决堤,街道一片汪洋,店主和旅客纷纷逃走,萧军趁此机会把萧红用船搭救出来,安置在裴馨园家中,未几入哈尔滨市立医院生产。萧红在三等产妇室产下女婴。因无力抚养,拒绝母子见面和喂养,六天后送人。三星期后,无钱缴产费强行出院。出院后为斐妻所不容,由老裴支助五元住进欧罗巴旅馆。
楼梯是那样长,好象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不知是几分钟过后,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棚顶是斜坡的棚顶,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张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象住在幔帐中一般。我口渴,我说:“我应该喝一点水吧!”
他要为我倒水时,他非常着慌,两条眉毛好象要连接起来,在鼻子的上端扭动了好几下:“怎样喝呢?用什么喝?”
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干净得连灰尘都不存在。
我有点昏迷,躺在床上听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时,又听到门响,他来到床边。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却不,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
“用什么喝?可以吧?用脸盆来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发现,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
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
正在喝着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他说:“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床单有突起的花纹,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心想:不错的,自己正是没有床单。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
“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现在连枕头都有。”说着,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咯咯——”有人打门,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也租铺盖吗?”
“租的。”
“五角钱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说不租,郎华也说不租。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软枕,床单,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床单夹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夹在她的腋下。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我虽然是腿颤,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我也要站起来,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象跟着变了颜色。
晚饭以前,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
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列巴”和白盐。
晚饭以后,事件就开始了:
开门进来三四个人,黑衣裳,挂着枪,挂着刀。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两手还是湿着。他们那些人,把箱子弄开,翻扬了一阵:“旅馆报告你带枪,没带吗?”那个挂刀的人问。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个长纸卷,里面卷的是一支剑。他打开,抖着剑柄的红穗头:“你哪里来的这个?”
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挥着手,急得涨红了脸。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他也预备跟他们去,嘴里不住地说:“为什么单独用这种方式检查我?妨碍我?”
最后警察温和下来,他的两臂被放开,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他湿水的手也干了。原因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一日两元,一月六十元。我们只有五元钱。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那白俄说:“你的房钱,给!”他好象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他好象是很着忙,怕是我们跑走一样。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六十元一月,明天给!”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如此,他摇手瞪眼地说:“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华说:“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经理。”
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指着白俄:“你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张着跑出去了,去报告警察,说我们带着凶器,其实剑裹在纸里,那人以为是大枪,而不知是一支剑。
结果警察带剑走了,他说:“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剑,那你非吃亏不可,了不得的,说你是大刀会。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来取。”
警察走了以后,闭了灯,锁上门,街灯的光亮从小窗口跑下来,凄凄淡淡的,我们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国人,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
(原载于1936年7月1日 《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