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武汉以及生命最后的部分时间里，都是与端木共同度过的，也是为后人所诟病最多的，纵观端木其人，按照钟耀群当年的回忆：“那时，端木上身穿着皮夹克，下身穿灯芯绒马裤，高筒马靴，这是他从小就爱好的打扮，在一群流亡青年中，这种洋打扮，还是会引来一些非议。”显然这种我行我素的风格让端木很难融入所在的文人群体，锡金、张梅林、胡风、梅志等日后撰文对端木都难有好印象。

当端木搬到小金龙巷后，却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二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那原本就有深刻裂痕的情感世界。当萧红与萧军发生争执时，萧红常常得到端木的支持与认同，“但这次却不同了，她有了援手，萧红发现了一个仰慕她而且可以保护她的人”（葛浩文《萧红新传》）。而萧红这种小孩脾气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认同。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让世人诟病最多的事也随之而来，就是端木与二萧挤睡在一张大床上，然而无论无论端木还是蒋锡金，几十年后忆及当年睡觉的情形，都觉心底并无他念。试想若真有什么，以萧军行伍出身的脾气，绝不会与端木相安无事，事实上，这与他们三人都是东北人有关。在旧东北乡下，一家老幼不避男女同睡一炕极为平常，并没有什么扭捏。后来辗转西北的二萧与丁玲亦同睡一炕。

端木晚年接受葛浩文访谈，谈及两人时，他只觉得“得萧红的见解、情感和我还接近，与萧军就越来越远，好像语言也不相通”。因此有人猜测在离开武汉去临汾之前，萧红已经找到了精神支持和情感归依，只是对端木没有明确表白而已。对此，萧军自然也很清楚，只是他对萧红所坚持的原则，正如日后对聂绀弩所说的那样“决不先抛弃”。机会很快来了，在临汾火车站的分别，实际是心照不宣地分手。

端木顺势进入萧红的生活，尽管在西安，萧红与端木的接近遭到了聂绀弩等的排斥和提醒，但是，萧红事实上早已有了自己看法和立场。面对朋友们的担心和提醒，她虽然也给端木诸如“胆小鬼、势利鬼，装腔作势”等负面评价，但这可能是萧红在萧军朋友们面前的违心之语。

1938年4月初，萧军跟随丁玲、聂绀弩来到西安，然而萧军的出现让萧红和端木都有些尴尬。随后萧红就迫不及待地当众貌似轻松地明确提出：“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就这样，端木与萧红顺利走到了一起，返回武汉。

端木与萧红的日子在后来饱受战乱之苦和情感折磨，我们无权评价别人的情感世界，萧红作为一个作家，她的心始终都是热的，是有温度的，如果一个连自己想要的生活都不敢追求的人，还能实现艺术上的自我超越吗，或许萧红的情感悲剧正源于此吧。

黄河边上的驴子，垂着头的，细腿的，穿着自己的破烂的毛皮的，它们划着无边苍老的旷野，如同枯树根又在人间活动了起来。

它们的眼睛永远为了遮天的沙土而垂着泪，鼻子的响声永远搅在黄色的大风里，那沙沙地足音，只有在黄昏以后，一切都停息了的时候才能听到。

而四川的轿夫，同样会发出那沙沙的足音。下坡路，他们的腿，轻捷得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止住，蹒跚地他们控制了这狭小的山路。他们的血液骄傲的跳动着，好像他们停止了呼吸，只听到草鞋触着石级的声音。在山涧中，在流泉中，在烟雾中，在凄惨的飞着细雨的斜坡上，他们喊着：左手！

迎面走来的，担着草鞋的担子，背着青菜的孩子，牵着一条黄牛的老头，赶着三个小猪的女人，他们也都为着这下山的轿子让开路。因为他们走得快，就像流泉一样的，一刻也不能够止息。

一到拔坡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便不响了。迎面遇到来人的时候，他们喊着左手或右手的声音只有粗嘎，而一点也不强烈。因为他们开始喘息，他们的肺叶开始扩张，发出来好象风扇在他们的胸膛里煽起来的声音，那破片做的衣裳在吱吱响的轿子下面，有秩序的向左或向右的摆动。汗珠在头发梢上静静的站着，他们走得当心而出奇的慢，而轿子仍旧像要破碎了似的叫。像是迎着大风向前走，像是海船临靠岸时遇到了潮头一样困难。

他们并不是巨象，却发出来巨象呼喘似的声音。

早晨他们吃了一碗四个大铜板一碗的面，晚上再吃一碗，一天八个大铜板。甚或有一天不吃什么的，只要抽一点鸦片就可以。所以瘦弱苍白，有的像化石人似的，还有点透明。若让他们自己支持着自己都有点奇怪，他们随时要倒下来的样子。

可是来往上下山的人，却担在他们的肩上。

有一次我偶尔和他们谈起做爆竹的方法来，其中的一个轿夫，不但晓得做爆竹的方法，还晓得做枪药的方法。他说用破军衣，破棉花，破军帽，加上火硝，琉璜，就可以做枪药。他还怕我不明白枪药。他又说：

“那就是做子弹。”

我就问他：

“你怎么晓得做子弹？”

他说他打过贺龙，在湖南。

“你那时候是当官吗？当兵吗？”

他说他当兵，还当过班长。打了两年。后来他问我：

“你晓得共党吗？打贺龙就是打共党。”

“我听说。”接着我问他：“你知道现在的共党已经编了八路军吗？”

“呵！这我还不知道。”

“也是打日本。”

“对呀！国家到了危难的时候，还自己打什么呢？一齐枪口对外。”他想了一下的样子：“也是归蒋委员长领导吗？”

“是的。”

这时候，前边的那个轿夫一声不响。轿杆在肩上，一会儿换换左手，一会儿又换换右手。

后边的就接连着发了议论：

“小日本不可怕，就怕心不齐。中国人心齐，他就治不了。前几天飞机来炸，炸在朝天门。那好做啥子呀！飞机炸就占了中国？我们可不能讲和，讲和就白亡了国。日本人坏呀！日本人狠哪！报纸上去年没少画他们杀中国人的图。我们中国人抓住他们的俘虏，一律优待。可是说日本人也不都坏，说是不当兵不行，抓上船就载到中国来……”

“是的……老百姓也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好。就是日本军阀坏……”我回答他。

就快走上高坡了，一过了前边的石板桥，隔着这一个山头又看到另外的一个山头。云烟从那个山慢慢的沉落下来，沉落到山腰了，仍旧往下沉落，一道深灰色的，一道浅灰色的，大团的游丝似的缚着山腰。我的轿子要绕过那个有云烟的尖顶的山。两个轿夫都开始吃力了。我能够听得见的，是后边的这一个，喘息的声音又开始了。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想起海上在呼喘着的活着的蛤蟆。因为他的声音就带着起伏、扩张、呼煽的感觉。他们脚下刷刷的声音，这时候没有了。伴着呼喘的是轿杆的竹子的鸣叫。坐在轿子上的人，随着他们沉重的脚步的起伏在一升一落的。在那么多的石级上，若有一个石级不留心踏滑了，连人带轿子要一齐滚下山涧去。

因为山上的路只有2尺多宽，遇到迎面而来的轿子，往往是彼此摩擦着走过。假若摩擦得厉害一点，谁若靠着山涧的一面，谁就要滚下山涧去。山峰在前边那么高，高得插进云霄似的。山壁有的地方挂着一条小小的流泉，这流泉从山顶上一直挂到深涧中。再从涧底流到另一面天地去，就是说，从山的这面又流到山的那面去了。同时流泉们发着唧铃铃的声音。山风阴森的浸着人的皮肤。这时候，真有点害怕，可是转头一看，在山涧的边上都挂着人，在乱草中，耙子的声音刷刷地响着。原来是女人和小孩子在集着野柴。

后边的轿夫说：

“共党编成了八路军，这我还不知道。整天忙生活……连报纸也不常看（他说过他在军队常看报纸）……整天忙生活对于国家就疏忽了……”

正是拔坡的时候，他的话和轿杆的声响搅在了一起。

对于滑竿，我想他俩的肩膀，本来是肩不起的，但也肩起了。本来不应该担在他们的肩上的，但他们也担起了。而在担不起时，他们就抽起大烟来担。所以我总以为抬着我的不是两个人，而像轻飘飘的两盏烟灯。在重庆的交通运转却是掌握在他们的肩膀上的，就如黄河北的驴子，垂着头的，细腿的，使马看不起的驴子，也转运着国家的军粮。

——1939年，春， 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