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6日，日军攻占九江，进逼武汉，端木蕻良为着当战地记者的梦想先行去往重庆，将怀有身孕的萧红独自一人留在了武汉，托付他人照顾。随后日军开始轰炸，已近临产的萧红迁到文协住地，与冯乃超夫妇、鹿地亘夫妇等为伴。“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我的家里增加了几位从武昌来的客人。萧红和声韵（冯乃超夫人）也在这天带着她们简单的行囊来了。……由于船票非常难买，萧红和声韵只好暂时安心的住了下来。客厅里萧红不肯住，她独自在一间小过道屋里搭了地铺住下来。餐后，往往是闲谈，萧红独自吸着烟，她非常健谈，常常谈到她的许多计划和幻想。‘人须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她使烟雾漫在自己的面前，好像有着一种神秘的憧憬，增加着她的幻想。‘即使是日常生活上的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还是她自己说下去。”（《罗荪《忆萧红》，载《最后的旗帜》，1943年重庆当今出版社）

9月中旬，萧红离开武汉前往重庆，寻找端木蕻良。“9月中旬，她才自己一个人冒着危险到重庆来。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梅林《忆萧红》）

萧红到重庆后，起初住在端木蕻良南开同学范士荣家，而此时端木蕻良刚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找到一份教职，同时又与章靳以合编《文摘战时旬刊》的文艺副刊，根本无暇顾及萧红，故此萧红又独自一人投奔四川江津县老友白朗。在白朗家，萧红生下一男婴，当即夭折。

著名女作家、哈尔滨时期与萧红共同从事地下反满抗日宣传活动的好友白朗在其《遥祭》（刊1942年5月延安《谷雨》）一文中追忆了这段往事：“我们有幸又在一起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指萧红临产前在江津白朗家等待生产）。虽然整天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红却从来不向我说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吐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告人的隐痛在折磨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使人感到是一种忧愁的伪装呢？她变得是那样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我发起脾气，直到她理智恢复，发觉我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无疑的，她和军的分开是无可医治的创痛了。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心去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这里指的是萧红生下孩子恢复体力后从江津搬出返回重庆那一天），她才凄然地对我说“莉，我愿你永远幸福。”1939年1月间，她从江津返回重庆，先与日本进步作家绿川英子、池田幸子同住在米花街1号，3月间，迁至歌乐山去住。

接引殿里的佛前灯一排一排的，每个顶着一颗小灯花燃在案子上。敲钟的声音一到接近黄昏时候就稀少下来，并且渐渐地简直一声不响了。因为烧香拜佛的人都回家去吃着晚饭。

大雄宝殿里，也同样哑默默地，每个塑像都站在自己的地盘上忧郁起来，因为黑暗开始挂在他们的脸上。长眉大仙，伏虎大仙，赤脚大仙，达摩，他们分不出哪个是牵着虎的，哪个是赤着脚的。他们通通安安静静地同叫着别的名字的许多塑像分站在大雄宝殿的两壁。

只有大肚弥勒佛还在笑眯眯的看着打扫殿堂的人，因为打扫殿堂的人把小灯放在弥勒佛脚前的缘故。

厚沉沉的圆圆的蒲团，被打扫殿堂的人一个一个地拾起来，高高地把它们靠着墙堆了起来。香火着在释迦摩尼的脚前，就要熄灭的样子，昏昏暗暗地，若不去寻找，简直看不见了似的，只不过香火的气息缭绕在灰暗的微光里。

接引殿前，石桥下边池里的小龟，不再象日里那样把头探在水面上。用胡芝麻磨着香油的小石磨也停止了转动。磨香油的人也在收拾着家具。庙前喝茶的都戴起了帽子，打算回家去。冲茶的红脸的那个老头，在小桌上自己吃着一碗素面，大概那就是他的晚餐了。

过年的时候，这庙就更温暖而热气腾腾的了，烧香拜佛的人东看看，西望望。用着他们特有的幽闲，摸一摸石桥的栏杆的花纹，而后研究着想多发现几个桥下的乌龟。有一个老太婆背着一个黄口袋，在右边的跨骨上，那口袋上写着“进香”两个黑字，她已经跨出了当门的殿堂的后门，她又急急忙忙地从那后门转回去。我很奇怪地看着她，以为她掉了东西。大家想想看吧！她一翻身就跪下，迎着殿堂的后门向前磕了一个头。看她的年岁，有60多岁，但那磕头的动作，来得非常灵活，我看她走在石桥上也照样的精神而庄严。为着过年才做起来的新缎子帽，闪亮的向着接引殿去朝拜了。佛前钟在一个老和尚手里拿着的钟锤下当当地响了三声，那老太婆就跪在蒲团上安详地磕了三个头。这次磕头却并不像方才在前面殿堂的后门磕得那样热情而慌张。我想了半天才明白，方才，就是前一刻，一定是她觉得自己太疏忽了，怕是那尊面向着后门口的佛见她怪，而急急忙忙地请他恕罪的意思。

卖花生糖的肩上挂着一个小箱子，里边装了三四样糖，花生糖，炒米糖，还有胡桃糖。卖瓜子的提着一个长条的小竹篮，篮子的一头是白瓜籽，一头是盐花生。而这里不大流行难民卖的一包一包的“瓜籽大王”。青茶，素面，不加装饰的，一个铜板随手抓过一撮来就放在嘴上磕的白瓜籽，就已经十足了。所以这庙里吃茶的人，都觉得别有风味。

耳朵听的是梵钟和诵经的声音；眼睛看的是些悠闲而且自得的游庙或烧香的人；鼻子所闻到的，不用说是檀香和别的香料的气息。所以这种吃茶的地方确实使人喜欢，又可以吃茶，又可以观风景看游人。比起重庆的所有的吃茶店来都好。尤其是那冲茶的红脸的老头，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走路时喜欢把身子向两边摆着，好象他故意把重心一会放在左腿上，一会放在右腿上。每当他掀起茶盅的盖子时，他的话就来了，一串一串的，他说：我们这四川没有啥好的，若不是打日本，先生们请也请不到这地方。他再说下去，就不懂了，他谈的和诗句一样。这时候他要冲在茶盅开水从壶嘴如同一条水落进茶盅来。他拿起盖子来把茶盅扣住了，那里边上下游着的小鱼似的茶叶也被盖子扣住了，反正这地方是安静得可喜的，一切都是太平无事。

××坊的水龙就在石桥的旁边和佛堂斜对着面。里边放置着什么，我没有机会去看，但有一次重庆的防空演习我是看过的，用人推着哇哇的山响的水龙，一个水龙大概可装两桶水的样子，可是非常沉重，四五个人连推带挽。若着起火来，我看那水龙到不了火已经落了。那仿佛就写着什么××坊一类的字样。惟有这些东西，在庙里算是一个不调和的设备，而且也破坏了安静和统一。庙的墙壁上，不是大大的写着“观世音菩萨”吗？庄严静穆，这是一块没有受到外面侵扰的重庆的唯一的地方。他说，一花一世界，这是一个小世界，应作如是观。

但我突然神经过敏起来——可能有一天这上面会落下了敌人的一颗炸弹。而可能的那两条水龙也救不了这场大火。那时，那些喝茶的将没有着落了，假如他们不愿意茶摊埋在瓦砾场上。

我顿然地感到悲哀。

——1939.4.歌乐山 （原载于1939年9月5日 出版的《鲁迅风》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