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隆斯基和安娜一起已在欧洲旅行了三个月。他们游历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到达意大利一个小市镇,他们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些时候。
一个漂亮的侍者领班,他那涂着发油的浓发从脖子向两边分开,穿着燕尾服,胸口露出肥大的白麻纱衬衣,圆鼓鼓的肚皮上悬挂着一串表链等小饰物,两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望着,用严厉的腔调回答一个拦住他的绅士的问话。听到门口那边上楼的脚步声,领班就回过头去,一看见住在旅馆头等房间的俄国伯爵,恭恭敬敬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鞠了一躬,告诉他有一个信差来过,说是租借“帕拉佐”[5]的事已经办妥了,管理人准备签订合同了。
“噢!高兴极了,”伏隆斯基说,“太太在家吗?”
“太太出去散步,现在已经回来了。”领班答道。
伏隆斯基脱下宽边软帽,拿手帕揩拭了一下汗津津的前额和头发,那头发长得盖住半个耳朵,朝后梳着,遮住了秃顶。向还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的那个绅士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他正要走过去。
“这位老爷是俄国人,问起过您。”领班说。
怀着一种懊恼和期待交集的心情——懊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摆不脱熟人,期待的是想找一点什么消遣来调剂一下他的单调生活——伏隆斯基又回头望了望那个走开去又站住了的绅士,就在同一时刻,两人的眼睛都发亮了。
“戈列尼谢夫!”
“伏隆斯基!”
真是戈列尼谢夫,伏隆斯基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学生时代,戈列尼谢夫属于自由派。他毕业时取得了文官的资格,但哪里也没服过役。两个朋友离开学校后各奔东西,彼此只见过一次面。
那次会面的时候,伏隆斯基发现戈列尼谢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的活动,因此他藐视伏隆斯基的事业和地位。所以伏隆斯基报之他冷淡的高傲态度,那意思就是说:“您喜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悉听尊便,与我无关。假如您要想了解我,您就得尊重我。”而戈列尼谢夫对伏隆斯基还是抱着那种蔑视的冷淡态度。这第二次会见很可能会使他们的隔阂加深。但是现在当他们彼此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笑逐颜开,高兴得叫起来。伏隆斯基绝没有想到他看见戈列尼谢夫会如此高兴,但是大概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是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他们上次会面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而是坦率喜悦地把手伸给老友。戈列尼谢夫脸上的不安神色也随之换成了欢喜的表情。
“看见你,我太高兴了!”伏隆斯基说,在亲切的微笑中露出他的结实的雪白牙齿。
“我听说有位伏隆斯基,不知道是哪一个。我高兴至极!”
“我们进去吧。哦,告诉我你的近况。”
“我在这里已待了快两年了。我忙着事。”
“噢!”伏隆斯基很感兴趣地说,“一起进去吧。”
于是照着俄国人通常的习惯,不愿意让仆人听懂他们的话,他不用俄语,改说法语了。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起旅行。我现在就是去看她的。”他用法语说,注意地打量着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
“噢!我没听说(实际上他是知道的),”戈列尼谢夫毫不介意地回答,“你来这里很久了吗?”他补充说。
“我?今天是第四天了。”伏隆斯基答道,又一次注意地打量着朋友的表情。
“是的,他是一个正派人,对待这种事会通情达理的。”伏隆斯基理解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和转变话题的用意,暗自想道,“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件事的。”
在伏隆斯基和安娜一起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中间,一遇见生人,总是暗暗问自己,这个生人会怎样看待他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他遇到的男子们大都通情达理。可是假如问他,问那些“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事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个看法,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的。
实际上,那些在伏隆斯基看来有“通情达理”观点的人也说不上有什么观点,而只是像有教养的人们,面对从四面八方包围人生的种种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时,彬彬有礼地予以应付,避免暗示,或触及不愉快的事。他们装得好像他们完全理解这种处境的意义和重要性,承认它,甚至还赞成它,但认为把这一切明白说出来不免多余,甚至是不适当的。
伏隆斯基立刻猜到戈列尼谢夫属于这一类人,因此见了他,便加倍地高兴。果然如此。在戈列尼谢夫被引见给卡列宁夫人的时候他对她所采取的态度正合伏隆斯基的心愿。显然,他毫不费力地不触及一切可能引起不快的话题。
他以前不认识安娜,这次见到她,被她的美貌,特别是被她那种安于现状的坦率态度所感动了。当伏隆斯基引戈列尼谢夫进来的时候,她脸红了,他非常喜欢她坦率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但是他特别高兴的是她立刻坦率地把伏隆斯基叫作阿列克谢,好像是有心这样,以免别人误会似的,并且说他们就要搬进他们刚刚租下、这里称为“帕拉佐”的房子里去了。戈列尼谢夫很喜欢安娜对自己处境怀着的这种安之若素的直率单纯的态度。望着安娜的温和快活而又精力旺盛的举止,而且又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和伏隆斯基,戈列尼谢夫感到他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了解连她自己也未必了解的东西:那就是她使她丈夫陷于不幸,抛弃了他和儿子,坏了自己的好名声,她还能那样生气勃勃、愉快和幸福。
“旅行指南里也记载着,”戈列尼谢夫提及伏隆斯基租下的“帕拉佐”,这样说,“那里有丁托列托[6]晚期的杰作。”
“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看。”伏隆斯基对安娜说。
“太好了。我就去戴帽子。您说热吗?”她在门边站住,询问地望着伏隆斯基说,鲜艳的红晕又弥漫在她的脸上。
伏隆斯基由她的眼光看出她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戈列尼谢夫,因此害怕她的举止不符合他的愿望。
他久久地、温柔地望了她一眼。
“不,不很热。”他说。
她觉得好像她全都了解了,尤其觉得好像他对她很满意;于是向他微微一笑,便迈着快速的步子出了房门。
两个朋友互相望着,两人的脸上都现出了犹豫神色,好像戈列尼谢夫——他显然很赞赏她——想要说句什么同她有关的话,可是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而伏隆斯基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做。
“那么,”伏隆斯基说,为的是要找个话题,“你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你还在做那种工作吗?”他接着说,想起来他听说戈列尼谢夫在写一本什么书。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戈列尼谢夫说,听到这么问,快活得脸上出现了红晕,“确切地说,我还没有写,我在作准备,在搜集材料。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在俄国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于是他就开始滔滔不绝述说起他的观点。
伏隆斯基因为连《两个原理》的第一部都不知道——作者是把那当作名著来述说的——所以开头弄得很窘。但是后来,当戈列尼谢夫开始阐述他的见解,而伏隆斯基虽然对于《两个原理》一无所知,却能够听懂他的意思时,就颇感兴趣地听着,因为戈列尼谢夫说得娓娓动听。但是伏隆斯基看见戈列尼谢夫谈他深感兴趣的题目时那种易怒的激动神情而感到惊骇和失望了。他越往下说,他的眼睛越发光,他就越急于反驳假想的论敌,他的脸也就越显得激动和愤慨。回忆起少年戈列尼谢夫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消瘦、活泼、善良而又高贵,伏隆斯基简直不理解他发怒的理由,而且也不赞成对方的表现。他最不高兴的是戈列尼谢夫,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竟会把自己列入令他愤慨的拙劣作家的行列,这值得吗?对此伏隆斯基很不高兴。但是,虽然如此,他感到戈列尼谢夫是不幸的,他替他难过。在戈列尼谢夫容易激动、相当漂亮的脸上,可以看出不幸的、几乎是精神错乱的神色,他连安娜走进来也没有注意到,还在急忙地、热烈地继续述说自己的高见。
安娜戴着帽子,披上斗篷走进来,用她秀丽的手迅速玩弄着手中洋伞,在他身旁站住。伏隆斯基松了口气,逃脱了紧盯住他的戈列尼谢夫的怨气冲天的眼光,转而怀着新的爱意,望着自己迷人、充满生命力和喜悦的爱侣。戈列尼谢夫好不容易才定下神来,开头是很沮丧忧郁的,但是安娜这时对什么人都很亲切,立刻以她的单纯快活的态度使他振作起来。试谈了几个话题之后,她把他引到绘画上去,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而她就留心地听着。他们走到他们租下的房子,仔细察看了一遍。
“有一件事我很高兴,”安娜在回来的路上对戈列尼谢夫说,“阿列克谢可以有一间绝妙的画室。你一定得使用那房间。”她用俄语对伏隆斯基说,并用“你”称呼,因为她看出来戈列尼谢夫在他们的隐居生活中会成为他们的密友,在他面前是用不着顾忌的。
“你画画吗?”戈列尼谢夫急忙转而问伏隆斯基。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画了。”伏隆斯基说,涨红了脸。
“他很有才气,”安娜欢快地笑着说,“自然,我不是鉴赏家。可是行家就说过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