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吗，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按那位医生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透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我以前也对你说过，现在再说一遍：不出席会议，完全不过问县自治局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袖手旁观，事情就更糟。我们出了钱，付了薪金，结果见不到学校，见不到医生，没有助产士，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我试过，”列文不乐意地低声说道，“但是我无能为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怎么无能为力？我承认，你这话我不理解。我承认，不是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那么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全都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无能为力。”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眼望着河对岸的耕地，见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分不清是马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无能为力？你试过，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你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丧气了。你怎么这样缺乏自信心呢？”

“自信心！”列文被他哥哥的话刺痛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自信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这种事确实需要具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趣的事，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弟弟显然几乎没有听他说话。

“我不觉得这事重要，引不起我的兴趣，你说有什么办法……”列文回答说。这时他已认出那是自家的管家，而且管家好像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犁完了吗？”他想。

“哦，你得听我说，”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界线。要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真诚、憎恶虚伪的人，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你说的话不是毫无意义，就是十分荒谬。你声称爱农民，那么你怎么可以说他们的事不重要，还一口咬定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心想。

“……眼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无知的农妇害死了小孩，农民依然愚昧无知，听凭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却不去帮助他们，因为你认为这不重要。”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弟弟的问题就在于：不是他智力低下，不明白自己的能力，就是不愿为此牺牲自己的安逸，放不下架子，究竟是哪个原因我说不出——两个原因必有一个。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除了屈服，或者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兼而有之，”他断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是不可能的吗？”

“我觉得不可能……这地方方圆四千平方俄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满足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你这话不公平……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怀疑教育的作用？既然教育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已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那种学校，我决不会送我的子女去那里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子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料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手段。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笑着转向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总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唉，我想她的胳膊一辈子都伸不直了。”

“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雇工对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康斯坦丁·列文断然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雇工反而更糟。他们不会修路，桥刚造好就被偷个精光。”

“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对方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害得人不知如何回答，“那么你承不承认教育对人民有好处？”

“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但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对方将怎么辩驳他，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提出论证，他就等待着。

结果对方的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有好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喜欢这种事业，不能不赞同这种事业，因而愿意为这种事业做出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微微地涨红了脸，说。

“什么！你刚才不是说……”

“我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有益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努力过，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但他完全没有这样想，“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能这么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但在列文听来好像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告诉你吧，”他激动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都出自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自治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好处。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我的马只能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调解官，我没麻烦过他，今后也不会麻烦他。我说过，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在我看来，地方自治机构只增加我的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去喂臭虫，听各种胡说八道、污言秽语，而个人利益绝不会促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笑插嘴说，“激励我们致力于农奴的解放事业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但是我们却为此而努力。”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动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我们这些善良人的束缚。但是做个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得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在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而那里又不是我居住的地方。要是当个陪审官，为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就得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监察员的一派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回答是：‘您说什么来着？’”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模仿起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他的这番话都说到点子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有耸耸肩膀的份儿。

“哦，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全力保卫。想当年宪兵搜查我们学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曾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服兵役的义务，关系到我的子女、兄弟和我自己的命运，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水闸决了口，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笑了。

“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你更愿意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杀人，所以没有理由审问我。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机构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1]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会热心地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相信这些树枝会存活下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好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毫无结果。”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这个词，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笑了。“听来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必不可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而是播种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一个民族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才有前途——只有这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就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的哲学史的范畴，指出他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觉得哥哥并没有了解他说的话，只是他不知道，哥哥没有了解他，是因为他没有表达清楚呢，还是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究下去，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竿，解下了马，哥儿俩坐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