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火车上遇到谁吗？”道丽给孩子们分好了黄瓜和蜂蜜，问，“伏隆斯基！他去塞尔维亚呢。”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做派，”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和蜜汁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

“可不是！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怎么说呢？看在基督分儿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倒是给我说说，这些志愿兵到底要到哪里去，和谁打仗？”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时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淡定地笑着回答道，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倒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利季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和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过战，是人民同情自己受苦受难的亲人，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公爵谈的不是支援，”列文为岳父帮腔，“而是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有只蜜蜂！真的，会蜇人的！”道丽说，挥走一只黄蜂。

“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得了，依您的理论该怎么解释？”卡塔瓦索夫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起争论，“个人为什么就没有权利？”

“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战争是野蛮、残酷而可怕的事，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政府才负这种责任，这样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健全的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上，公民必须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了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说了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有这么一种情况，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那时社会就会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出现这种状态。”卡塔瓦索夫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头，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不存在宣战的问题，只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我们同一种族、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即使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妇孺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一旦犯了众怒，俄罗斯人便前往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试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孺，我想你不会停下来想想要不要先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把那个人打死。”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眼见这种事，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很难说。但是遇到斯拉夫人受压迫时，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你可能没有，但是别人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不再沉默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得含糊其词，“但是我看不出来有这必要。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在国外待过，并且看过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我对他们可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大有人在，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达自己的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请原谅，我看不出来。人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道丽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怎么样？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读了，他们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唉声叹气，”公爵接着说，“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高高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打量这些老爷，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可不是这样嘛！”他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知道，”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问那个老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我们干吗要动这个脑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献身，这些从俄国四面八方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前往，而且明白无误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照我看，这就是说，”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和亡命之徒，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8]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亡命之徒，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两个字太笼统了，”列文说，“乡村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为什么要他们表示意志，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