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斯卓夫喜欢一辩到底，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挺不满意，特别是觉得对方的观点逆耳。

“我说的，”他边喝汤，边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并不单单是人口的密度，而是联系到根本思想，非几条原则所能解决。”

“在我看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不慌不忙、懒洋洋地说，“都一个样。照我的意见，只有那种高度发展的民族才能影响别的民族，只有一种民族……”

“问题就在这里，”佩斯卓夫用低沉的声调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很快，而且总是好像要把他整个心都放进他说的话里去似的，“你说的‘高度发展的’是什么意思？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算最高度发展？谁可以同化别的民族？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是德国人的发展程度也并不见得低些！”他大声道，“其中一定有别的规律。”

“我认为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才有影响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微微扬起眉毛，说。

“但是真正教育的标志是什么呢？”佩斯卓夫问。

“我想这些标志大家都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

“人们完全知道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含蓄的微笑插嘴说，“现在大家承认真正的教育必须是纯古典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而且不可否认，反对派方面也自有其有力的论据。”

“您是古典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喝一点红葡萄酒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并非就某种教育发表意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带着一种好像对待小孩一样的宽容的微笑，把他的酒杯递过去，“我只是说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他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继续说，“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属于古典派的，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我个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看不出古典教育优于科学教育的明显根据。”

“自然科学就有同样巨大的教化启迪的功效，”佩斯卓夫插嘴说，“比方天文学吧，比方植物学吧，或者是比方具有一般规律体系的动物学吧。”

“这个我不能完全苟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回答道，“我觉得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言形式这一过程本身对于智力的发展就有特别良好的作用。而且，无可否认，古典派学者对道德起着最高的影响，反之，不幸得很，成为现代祸患的那些虚伪有害的学说倒都是和自然科学研究有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来想说话，但是佩斯卓夫用他的深沉的低音打断了他。他开始热烈地争辩说这个意见不正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沉静地等待着发言的机会，显然他的反驳定能胜券在握。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卡列宁，带着一种含蓄的微笑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假如古典教育不具有一种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优越性：一种道德的——我们坦率地说——反虚无主义的影响的话，确切地估量各科学教育的利弊不是件容易的事，哪一种教育较为可取，这个问题是不会这么迅速彻底地得以解决的。”

“当然。”

“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方面有反虚无主义的影响这一优越性，我们就会多考虑这问题，而且会衡量双方的论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露出含蓄的微笑，说，“我们就会给两者的倾向提供自由发展的余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有反虚无主义的疗效，所以我们大胆地把这个药方开给病人……但是万一没有这种疗效，怎么办呢？”他又用戏言警句结束自己的发言。

听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图罗夫岑笑得特别响亮和愉快，高兴他终于听到了一句好笑的话，那是他在听这场谈话的时候翘首以盼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错请佩斯卓夫。有佩斯卓夫在场，聪明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用戏言结束了这场谈话，佩斯卓夫立刻又提出了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同意，”他说，“说政府抱着那种目的。政府显然是受舆论左右的，对它的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漠不关心。比方说吧，妇女教育应当认为是有害的，但是政府却为妇女设立学校和大学。”

于是谈话立刻转到妇女教育这个新的题目上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妇女教育是有害的，其缘由就在此。

“相反，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佩斯卓夫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教育不足，其权利被剥夺了，而教育不足又是由于缺少权利造成的。我们不要忘记妇女所受的奴役非常普遍，年深日久，就使我们常常不肯承认存在一道鸿沟，把她们和我们分开。”他说。

“您说权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等佩斯卓夫说完，接着说，“是指做陪审官，做地方自治局议员，做议长，做官吏，做国会议员等等的权利吗？”

“当然。”

“即使作为少有的例外，妇女能够占有这种地位，我觉得您用‘权利’两字也是不妥当的。倒不如说义务来得好，谁都承认，担任陪审官、自治局议员和电报员的职务，我们总感到好像在尽一种义务。所以不如说妇女是在寻求义务，而且是完全合法地在寻求，这样说更为妥当。对于这种想要协助男子来从事共同劳动的愿望，我们是不能不予以同情的。”

“正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表示同意，说，“我想，问题只是她们能不能胜任这种义务。”

“她们一定非常胜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如果教育在她们中间普及了。我们看……”

“俗语是怎么说来着？”公爵早就留心听这场谈话了，他的一双小小的、滑稽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我可以当着我的女儿们面说：女人的头发长，可是……[6]”

“人们对解放前的黑奴所抱的想法也是这样！”佩斯卓夫愤怒地说。

“我觉得奇怪的是妇女竟然要寻求新的义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男子却总是竭力逃避义务。”

“义务是和权利紧相连的——权力、金钱、名誉，这些就是妇女所追求的东西。”佩斯卓夫说。

“正像我要寻求做奶妈的权利，看见人家出钱雇用妇女，却没有人要找我，就愤愤不平一样。”老公爵说。

图罗夫岑听了捧腹大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惋惜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也笑了。

“是的，但是男子不能喂奶呀，”佩斯卓夫说，“而妇女……”

“不，曾经有一个英国男人在船上喂自己小孩奶哩。”老公爵说，感到在自己女儿面前是可以这样随便说的。

“有多少这种英国人，就有多少可以做官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是的，但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女子该怎么办？”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他朝思暮想的玛莎·奇比索娃，这样插嘴说，他同情佩斯卓夫，而且支持他的意见。

“如果把这个女子的身世细加考察，您就会知道她抛弃了家庭——她自己的，或者她的姐妹的家庭，她原是可以在家庭里尽女人的职责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出其不意地用恼怒的声调插嘴说，她大概揣测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着的是什么样一名女子。

“但是我们是在维护一种原则，一种理想！”佩斯卓夫用爽朗的低音说，“妇女渴望拥有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由于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便感到压抑。”

“我也由于认识到育婴堂不会雇我去做奶妈而感到压抑。”老公爵又说了，使得图罗夫岑开心得不行，笑得把一块很粗的芦笋掉进了酱油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