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隆斯基的生活特别快乐，因为他有一套准则，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伏隆斯基从来不越雷池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犹豫。这些准则明确规定：该付清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则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别人的丈夫则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则可以侮辱人；等等。这些准则也许不合理、不对，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伏隆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首挺胸。直到最近，涉及他和安娜的关系，伏隆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遇到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在他那套准则里都有明确的规定。

她是一个品行端方的女人，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他，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相同的甚至更多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得到的尊敬的话，他宁愿先砍断自己的手。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已知道，也可能已猜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他就准备使那多嘴多舌的家伙闭口，而且尊重他所爱的女人虚假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自从安娜爱上伏隆斯基以来，他就把自己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无非充当多余而讨厌的人的角色。他无疑处于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是无可奈何的。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拿起枪要求决斗，而伏隆斯基从最初一刻起就准备好走这一步的。

但是最近，他和她之间出现了新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捉摸不定，令伏隆斯基深感害怕。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要求，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确实感到了无所适从，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刻，他内心提醒他，要求她离开丈夫，而且也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他一想到自己说的话便害怕起来，担心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叫她和我结合。我做好准备了吗？现在我身无分文，我怎么能带她走呢？纵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但是话既已说出口——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陷入了沉思。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生活趣味上去了，这个趣味是非常隐蔽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几乎是很重要要的。

追求功名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梦想，这梦想他自己并没有承认过，但却非常强烈，现在这种欲望竟和他的爱情发生了冲突。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最初几步是很成功的，但是两年之前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人家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自己的声誉，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太鲁莽了，从此人家就把他的升迁置诸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万事不求人的立场，用极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万事不抱怨，丝毫也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自得其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不快乐了。他开始感到做一个无所不能、一无所需的独立不羁的人已经变得毫无意思，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已闹得满城风雨，给了他一种新的魅力，那个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暂时被压了下来，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在体育上、在惹是生非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对手，几天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予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一到彼得堡，在人们心目中他是第一等的新星。他和伏隆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伏隆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我自然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能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提醒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相同的地位。假如我退伍，势必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里，那我一无所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现状。有了她的爱情，我就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于是他慢慢地捻着胡子，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来。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感到一种坚决、镇定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那样。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子，洗了个冷水浴，穿上衣服，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