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照例没来得及进来看她，先到书房里去接见等候着他的那些求助的人，在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用餐时（总有几个客人在卡列宁家用餐）来了一位老太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表姐、一位局长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部下工作的青年。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这些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完第五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就进来了，穿着佩戴着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带，因为他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生活中的分分秒秒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为了按时办完摆在面前的事，他严格遵守时间。“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信条。他走进餐厅，和大家打了招呼，就急忙坐下来，对妻子微微一笑。

“是的，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多么不是滋味。”（他特别强调“不是滋味”四字。）

吃饭时他和妻子稍稍谈了一下莫斯科的事，露出讥讽的微笑，问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情况，但是谈话大体上是泛泛的，涉及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事。饭后，他陪了客人半个小时，又含笑和妻子紧紧地握了握手，退了出去，坐车出席会议去了。安娜那晚上既没有到贝特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那里去，对方听见她回来了就邀请她去赴晚会，也没有去那晚上她原已经定好了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安娜在客人走后忙着收拾服装时，感到非常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在衣着上很懂精打细算的，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应该做好。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而其余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裁缝解释，硬说还是照她那样做的好，安娜大发脾气，过后想起来还感觉很惭愧。为了使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儿子在一起消磨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安顿他睡了，给他画了十字，给他盖上被子。她没有到外面去，晚上的时间都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感到心安理得，清楚地认为，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经历，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她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壁炉旁坐下，等待着丈夫。正好是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接着他走进了房间。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把手伸给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一般说来，我看你的莫斯科之行是成功的。”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她说，于是她把事情从头到尾细细告诉了他：她和伏隆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接着她说她开头非常同情她哥哥，后来又同情起了道丽。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可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严厉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表明，即使是亲属也不妨碍他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她知道丈夫这一性格，而且很欣赏。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他接着说，“哦，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毫无所闻，她想起自己竟会这么轻易忘记他那么重视的事，觉得很内疚。

“反之，这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说。

她看得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想要把这件事最使他愉快的地方告诉她，因此她采用了提问题的方法引他讲出来。带着同样得意的微笑，他告诉她因为通过这个法案他博得了不少喝彩声。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证明我们对这一法案终于形成了明智而又坚定的观点。”

喝完了第二杯奶油茶，吃完面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你今晚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我想，你一定很闷吧？”他说。

“啊，不！”她答，跟着他站起来，陪伴着他出了房间，来到他书房，“你现在读什么？”她问。

“我在读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37]，”他答道，“一本了不起的书。”

安娜露出通常人们看见所爱的人的弱点时那样的微笑，挽住他的胳膊，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晚上有个习惯，非读书不可。她也知道虽然他的公务几乎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但他认为注意知识界发生的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是他义不容辞的。她也知道他实际上只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和他的性情格格不入的。虽然如此，或者确切地说正因为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从来没有对艺术界任何轰动的事件置之不顾，他把博览群书视为自己的职责。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领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常产生种种疑问，且予以探讨，但是在艺术和诗歌问题上，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他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38]、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他都做了十分清晰精辟的分类。

“哦，上帝保佑你！”到了书房门口她说，书房里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他的扶手椅旁摆好，“我要给莫斯科写封信。”

他握着她的手，吻了吻。

“他毕竟是个好人：忠诚，善良，事业上卓有成就，”安娜在返回房间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仿佛面对有人攻击他、说决不能爱他的人，她在为他辩护，“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怪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十二点钟整，安娜坐在桌边给道丽写信，听到了穿着拖鞋稳重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梳洗好了，腋下夹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

“该睡了，该睡了！”他说，脸上露上一种会心的微笑，走进卧室。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他呢？”安娜想起伏隆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那种眼光，想道。

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她的脸上不仅丝毫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勃勃生机，相反，现在激情的火花像已在她心中熄灭，或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