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伏隆斯基过着表面看来是轻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不喜欢办事没条理的人。早在他年纪很轻，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遭人拒绝，感到屈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窘境了。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状态，他每年总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个人关起门来，处理全部收支状况。他通常把这叫作清理或是结算。

赛马的第二天伏隆斯基很晚才醒来，他穿上制服，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就动手干起来。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很大，彼得里茨基醒来看见他的朋友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没有打扰他，出去了。

凡是对于自己的一切繁杂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的人，总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这些繁杂之事以及难以处理的困难，绝不会想到别人也像他一样。伏隆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内心里不免带着几分自豪，而且也不无理由想到，要是随便什么人处在他这样困难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焦头烂额，被迫做出不好的事来了。伏隆斯基感觉得如果他要避免陷于狼狈境地，非要把自己的经济状况整顿一番，弄个一清二楚不可了。

伏隆斯基先从钱财问题着手，认为这是最容易解决的。他用纤细的笔迹把自己欠下的债务通通写在一页信纸上，加起来一看，他的欠债竟达一万七千卢布，另外还有几百卢布，他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把零头抹掉了。再计算一下现金和银行存款，他发现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了，新年之前再也不会有什么进项。伏隆斯基又计算了一遍欠债，把它分成三类写下来。第一类，他列入那些必须立刻偿还，也就是说至少必须准备好钱以便债主来讨时可以随时偿付的欠债。这类债务大概有四千卢布：一千五百是欠买马的钱，两千五百是为年轻同僚韦涅夫斯基付的保证金，这钱是韦涅夫斯基在伏隆斯基面前输给一个赌徒的。伏隆斯基本来要当场偿付那笔钱（他那时手头有钱），但是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说那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付，不应该由没有赌博的伏隆斯基代劳。这样倒也好，但是伏隆斯基知道，在这件丑事中，虽然他只是在口头上给韦涅夫斯基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预备好两千五百卢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把钱掷给那骗子，免得多费口舌。所以这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的债务，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有八千卢布，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欠债。这主要是欠赛马房的债务，欠燕麦和干草的供应商、英国马师和马具商等等的。对于这些欠债，得偿付两千卢布左右，他才安心。最后一类债，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用担心。这样，他目前至少需要六千卢布开销，而他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像一般人所断定的，伏隆斯基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偿还区区债务似乎算不了什么，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和十万卢布相差甚远。他父亲的大宗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收入，但兄弟之间财产还没有分开。当他哥哥和一个毫无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娃公爵小姐结婚的时候，负了一身债，阿列克谢几乎把得自他父亲的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哥哥，每年只给自己留下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他哥哥说，结婚前这点钱足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不会结婚的。他哥哥，正统率着一支最奢华的团，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予。他母亲，有她自己一份财产，从中拿出二万卢布补助阿列克谢，加上每年他自己的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把这些钱统统花光了。最近他母亲因为他的恋情和他离开莫斯科而生他的气，已经停止给他钱了。结果，过惯了每年花销四万五千卢布生活的伏隆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两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捉襟见肘了。为了摆脱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生气，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蒙羞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痛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的诺言，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可能会出什么事，感觉到那种慷慨的话说得未免太轻率了，而且感觉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收入。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这可爱而优雅的瓦里娅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予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一样是不应该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不能不做，伏隆斯基毫不犹豫决定做了：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节省一般的费用，卖掉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马师和放债人来，照账单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淡而尖刻的回信给母亲。接着，他从皮夹子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陷入了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