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俄里、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地产上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割下的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后，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测的，他们不让别的买主来买。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农民想千方百计阻挠这个新办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的收入几乎增了一倍。去年和前年，农民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三分之一分成的办法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分给地主的一共是十一堆。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收割下来的草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口气听上去又有些异样，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摊里面一定有蹊跷，于是就决心亲自到那里去调查清楚。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奶妈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详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体貌端正的老头，高高兴兴地接待了列文，带他参观了自己的产业，详详细细把自己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都告诉他。但列文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含糊糊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到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揭穿农民们的花招，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运一堆到仓库去。这堆草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堆得松，久了就变干硬了，还发誓赌咒说一切事都对得起上帝，列文还是坚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同意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一番口舌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而东家的一份重新分配。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争论干草堆的分配才定下来。最后，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兴致勃勃地看着闹哄哄的草场。

眼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群妇女，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男人们拿着叉子跟在妇人后面，把灰色的干草堆成了宽宽、高高的松软草堆。左边，大车在割净了的草地上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变成了一车车芬芳的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

“多好的割草天气！多好的干草！”一个老头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哪里是干草，简直是茶叶了！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抢食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垛，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多半了。”

“最后一车吗？”他问一个青年农民，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

“最后一车了，老爷！”年轻人高声答道，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面颊绯红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赶着车走了。

“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多棒的小伙子！”

“这孩子还算不坏。”

“娶亲了吗？”

“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2]恰好两年了。”

“有小孩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回答道，“哦，多好的干草！活像茶叶！”他又说了一句，为的是改变话题。

列文更注意地望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了干草，码齐，踏平，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则灵巧地把干草递给他，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愉快、敏捷地干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起来，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戳进去，然后用敏捷而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系着红带的背一弯，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围裙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少费力气，连忙张开两臂接过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后，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车。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富于青春活力、刚刚觉醒的强烈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