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主回到家的时候,过了五点,好几个客人已经到了。他和同时到门口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和佩斯卓夫一道走了进来。这两位像奥勃朗斯基所说的,是莫斯科知识界的主要代表。两人都是以他们的性格和学识而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也互相尊敬,但是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他们都是意见完全相左,水火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相反的思想流派,恰恰是因为同属一个阵营(他们的论敌就把他们混为一谈了),但是在那个阵营里面,他们的意见都有一些细微差异。因为再也没有比在半抽象的问题上意见不同更难调和的了,所以他们不但从来没有意见完全一致过,而且他们实在早已习惯于心平气和互相嘲笑对方的不可调和的谬误。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谈论着天气,进了门。客厅里已经坐着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奥勃朗斯基的岳父、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图罗夫岑、吉蒂和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立刻看出,因为他不在,客厅里的气氛不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华丽的灰绸衣,显然为了在儿童室吃饭的孩子们和她丈夫没有回来而焦虑不安。他不在,在座的宾客就难以活跃起来。大家坐在那里就像拜客的牧师太太一样(像老公爵所形容的),显然都不明白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似的,免得冷场,才勉强找出一些话来说说。温厚的图罗夫岑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一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他那厚厚的嘴唇上露出了微笑,分明是说:“哦,朋友,你把我放在一群学者里面了!不如到花花世界[2]去喝一杯酒更合我的口味!”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明亮的小眼睛斜视着卡列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他已经想好了一句妙语来形容这位政治家,说他就像是席上的鲟鱼,在座的客人就是被邀请来享用他的。吉蒂朝门口望着,使劲让自己在康斯坦丁·列文进来的时候不脸红。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还没有被介绍给卡列宁,极力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卡列宁本人,遵照彼得堡的习惯,和太太小姐们吃饭时,总穿起晚礼服,系着白领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由他的脸色看出,他只是为了践约而来,并且莅临宴会好像是在履行一桩不愉快的义务似的。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进来之前,他无疑是害得所有的客人都冻僵了的那股冷气的罪魁祸首。
一进客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声道歉,解释说,他被某位公爵留住了——那位公爵总是做他迟到和早退的替罪羊——于是不到一会儿工夫,他就使全体客人都互相认识了,并且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和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拉在一起,鼓动他俩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两个人立刻把佩斯卓夫卷入辩论之中。他在图罗夫岑的肩上拍了一下,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就让他在自己的妻子和老公爵旁边坐下来。随即他对吉蒂说她今晚非常漂亮,并且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不一会儿工夫,他就这么巧妙地把这社交界的面团揉拢了,客厅里变得生气勃勃,洋溢着欢声笑语。只有康斯坦丁·列文一个人还没有来。但是这样正好,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进餐厅时,大吃一惊,发觉波特酒和雪利酒不是在雪维而是在德勃列[3]买来的,他吩咐赶快叫马车夫到雪维去,自己就回到客厅来。
在餐厅门口,他遇见了列文。
“我没有迟到吧?”
“难道你还会不迟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着他的手臂,说。
“客人不少吧?有些什么人?”列文问,不禁红了脸,并且用手套拂去帽子上的雪。
“都是自己人。吉蒂也来了。跟我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虽然抱着自由主义的见解,却十分明白,谁都把和卡列宁会晤看成是件荣幸的事,因此他就把这种荣幸款待他的好友们。但是这时候康斯坦丁·列文却无心高攀权贵。自从他会见伏隆斯基的那个难忘的晚上以后,除了他在大路上瞧见吉蒂那一刻,他就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她。他知道今天会在这儿看到她,但是为了让自己不拘束,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知道这事。现在,当他听到她来了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又惊又喜,害得他透不过气来,说不出他要说些什么。
“她是什么样子呢?她是什么样子呢?像从前一样,还是像她在马车里的那副神情?假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的是真话,怎么办呢?为什么不是真的呢?”他想。
“啊,请给我和卡列宁介绍一下吧。”他好不容易说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客厅,看见了她。
她和以前不一样,与她在马车里的神情也不同。她变得完全两样了。
她惊惶、羞怯、腼腆,因而显得更迷人。她在他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就看见了他。她在等着他来。她喜出望外,欢喜得心慌意乱,有一刹那,当他走到她姐姐面前去又瞟了她一眼的时候,她和他,和看到这一切的道丽,三个人都感觉到好像她会失声哭起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一阵红,她凝然不动,嘴唇发抖,等着他来到她面前。他向她走去,鞠了一躬,伸出手,一句话也没有说。要不是她的嘴唇的轻微颤动和那泪汪汪而闪闪发亮的眼睛,当她说下面的话的时候,她的微笑几乎就是安详的了。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吉蒂说着,带着毅然决然的态度用她冰冷的手紧握住他的手。
“您没有看见我,我倒看见过您,”列文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说,“您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我见过您。”
“什么时候?”她惊异地问。
“您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列文说,感觉自己快要因为心中洋溢着的欢喜而喘不过气来了,“我怎么敢把邪恶的念头和这个惹人怜爱的人儿联系在一起呢!是的,看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的是真话。”他想。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住他的手臂,拉他到卡列宁面前去。
“我来替你们介绍。”他说出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我很高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和列文握了握手,冷冷地说。
“你们原来认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惊地问。
“我们同在一个车厢里一起度过了三个钟头,”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下了车,就像由假面舞会上出来一样,我完全糊涂了,至少我是这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请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餐厅,说。
男客们走进餐厅,走近桌子,桌上摆着六种伏特加和六种干酪,有的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鲱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法国面包片的盘子。
男客们围着浓烈的伏特加和冷盘站立着,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卡列宁和佩斯卓夫之间有关波兰俄国化的谈话,在等待酒宴的时候渐渐沉寂下来。
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善于用意想不到的精辟话语来改变对谈者的心情,以此结束最抽象、最认真的辩论,他的这种能耐是无人可及的,现在他就在这样做。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主张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政府所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才得以完成。
佩斯卓夫坚持说,一个民族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同化另一个民族。
科兹内舍夫承认双方的论点,但有保留。就在他们走出客厅的时候,为了结束谈话,科兹内舍夫笑着说:
“那么,要使我们的异族俄国化,只有一个方法了——尽量多生孩子。可是我的兄弟和我是最不行的了。你们结了婚的人,特别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称得上是真正的爱国者。你已经有了几个了?”他问,殷勤地对他们的东道主微笑着,把一只小酒杯举向他。
大家都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得最快活。
“对啦,这是最好的方法!”他说,咀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斟在酒杯里。谈话就以这戏言结束了。
“这干酪挺不错。您要一点吗?”东道主说,“啊呀,难道你又做起体操来了?”他对列文说,用左手捏了捏他的肌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他的胳膊,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手指之下,肌肉从薄呢礼服下面隆起来,像坚实的干酪一样,硬得如同钢铁一般。
“好结实的二头肌!简直是参孙[4]。”
“我想猎熊是要花很大气力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他对于打猎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撕开一片薄得像蛛网一样的薄面包片,把干酪涂在上面。
列文微微一笑。
“一点都不。恰恰相反。小孩都能打死熊!”他说,对和主妇一道走近桌旁的女士们微微点头,让在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头熊?”吉蒂问,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叉不住、要滑落下去的蘑菇,却没有成功,倒使那露出她的雪白手臂的衣袖花边颤动起来,“你们那里有熊吗?”她又问了一句,她那迷人的小小的头侧转过来向着他,笑了起来。
在她所说的话里分明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对于他,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眉眼和手的每个动作都有着不可言状的意义!这里有告饶,有对他的信任,也有怜爱——温柔的、羞怯的怜爱、许诺、希望和对于他的爱意,那种他不能不相信,而且使他幸福得窒息的爱意。
“不,我们得到特维尔省去打。从那里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妹夫,或者不如说您姐夫的妹夫。”他微笑着说,“那真是一次有趣的相遇。”
于是他开始津津有味地说着他怎样整整一晚没有睡觉之后穿着旧羊皮外套闯进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车厢。
“那乘务员,忘记了那句俗语[5],看到我的外套就想要赶我出去,但是我马上文绉绉地讲起来,而……您也,”他转脸对着卡列宁说,忘记了他的名字,“开始的时候您看到我那件农民穿的外套也想要赶我走的,但是后来您却帮我说话了,这件事真叫我感激不尽。”
“一般地说,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用手帕擦着指尖。
“我看到您对我还有点疑惑,”列文温和地微笑着说,“但是我连忙开始用聪明的言谈来弥补我皮袄的寒酸相。”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和女主人谈话,同时听到一点他弟弟的话,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他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副胜利者的架势?”他想。他不知道列文感觉到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列文知道她在听他说话,而且她高兴听。这就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在他看来,不单是在这房间里,就是在全世界,也只有他(在自己眼中获得了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他)和她两个人存在。他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使他头昏目眩的高峰上,而所有那些善良可爱的卡列宁们、奥勃朗斯基们和整个世界的人都在远远的下方。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望他俩一眼,好像再也没有什么空位子似的,不知不觉间让列文和吉蒂并肩坐在了一起。
“你可以坐在这里。”他对列文说。
筵席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爱好的瓷器餐具一样精致。玛丽-路易式羹汤鲜美无比;小馅饼入口就化,妙不可言。两个听差和马特维,系着白领带,无声无息地、灵巧地伺候着筵席。宴会在物质方面是一个大成功,在非物质方面也毫不逊色。谈话,有时是全体的,有时是个别的,从来没有停顿过,到末了,变得十分活跃,男客们从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还在谈论着,就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都变得生气勃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