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进了彼得堡有名的律师接待室，只见接待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三位太太：一个老妇人，一个少妇和一个商人的妻子。还有三位先生：一个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第二个是蓄着胡子的商人，第三个是身穿制服、颈上挂着一枚十字架的满面怒容的官吏，显然已经等候好久了。两个助手在桌上写什么，可以听见落笔时发出的沙沙声。桌上的文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最讲究文具）非常精美，他也注意到了。一个助手，没有起身，眯着眼睛，愤愤地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这时忙着。”助手严厉地回答说，他用笔指了指等候着的人们，继续埋头写下去。

“他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问。

“他没有空。他始终很忙。请等一等。”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看到再不摆明身份是不可能的了，便庄重地说。

助手接了名片，显然并不在意名片上的字，进了门。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不过就他所知道的上层官场的内情来说，他不完全同意把这个原则的某些细则也应用于俄国，他还在对任何钦定的规章所允许的范围内予以批评。他一生混迹于官场，因此当他对某些事感到不满的时候，往往认识到错误在所难免，错误是可以纠正的，因而他的不满便缓和下来。在新的审判制度中他不赞成现行的律师制度。不过此前他和律师一直没有打过交道，所以他只是在理论上对他们不满，现在他的不满却由于在律师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而加深了。

“马上就来了。”助手说。果然两分钟以后在门口出现了那位刚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长长的身影，律师本人跟在后面。

律师是一个矮小、肥胖、秃头的人，留着暗褐色胡子、长着浅色的长眉，脑门儿突出。他穿戴得像新郎一样漂亮，领带、双表链和漆皮长靴无不非常考究。他的面孔精明而又粗鲁，服装精致而又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沉着脸让卡列宁从他身边走过去，随手关上门。

“不坐吗？”他指着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旁的一把椅子，自己在主位上坐下来，搓着那短粗的指头上长满白毛的小手，把头歪到一边。他刚坐定，就有一只飞蛾在桌子上面飞过。律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敏捷动作，张开双手，捉住那只飞蛾，随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开始谈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律师的一举一动，“我应当预先声明，我要同你说的这件事情必须严守秘密。”

一种隐约可辨的微笑使律师下垂的棕色胡子往两边分了开来。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托付给我的秘密，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假如您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的、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氏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他又捉到一只飞蛾，“而且像每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从事有益的事业。”律师躬着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叹了口气，鼓起了勇气。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无所畏惧，不再口吃地说下去，特别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成了受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是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它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眨巴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的生意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得意，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有言在先，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精力。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抛弃依照法律离婚的想法。”

“啊，那是常有的事，”律师说，“悉听尊便。”

律师的视线落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脚上，免得他的压抑不住的喜形于色的神情会触怒委托人。他望着在他鼻子前飞过的飞蛾，挥了挥手，但是由于尊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的身份，没有去捉那只飞蛾。

“虽然关于这类问题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继续说，“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实际上办理这种事的手续。”

“您是要我，”律师回答说，没有抬起眼睛，带着某种满足，仿效着委托人说话的语气，“把各种可以实现您的愿望的途径都奉告您吗？”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点头同意，他就说下去，只是不时地偷看一眼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涨红的面孔。

“离婚，照我国的法律，”他说，对于本国的法律微微露出不满的意思，“您是知道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有可能……等一等！”他转而对在门口伸进头来的助手说，还站起来，和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坐下，“在以下的情形之下：夫妇双方生理上有缺陷，分离五年不通音讯，”他说，弯曲起他的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通奸（他带着显然很满足的神情说出这个字眼）。细分起来就是这样：（他继续弯曲着他的肥大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形及其细别明显不能归在一类，）丈夫或是妻子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与人通奸。”这时他的五个手指都弯曲起来，所以他把手指伸直，继续说下去，“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您下问，想了解的是实际上的应用。所以根据先例，我不能不奉告您在实际上离婚的事件都可以归入下面的情形：据我猜想，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会是别后不通音讯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就归入下面的情形：夫妻的一方与人通奸，罪证已经双方认可，或是证据是非自愿获得的。我们得承认后面的情形实际上是很少见的。”律师说，然后偷眼看了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没有说下去，就像一个手枪商人在细述了每件武器的功效之后，静候顾客选择一样。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没有回答，于是律师继续说，“我想，最普通、最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是双方承认通奸的事实。如果面对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给搞得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双方承认通奸的好处何在，他的眼睛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即向他说明。

“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假如双方都同意这点，那么，细节和形式就无关宏旨了。同时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现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顾虑，使他无法采纳这个方案。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足以构成非自愿性的罪证。”

一提起信，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出一声尖细的、怜悯而又轻蔑的声音。

“我提请您注意，”他说，“这种事情，您是知道的，是由教会来处理的。神父们对于这种事情最爱盘根究底，”他含着对神父的趣味深表同情的微笑说，“信自然可以作为部分证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证却必须是直接的，就是必须有人证才行。实在说，如果蒙您信托，就请您听任我去选择应当采用的手段吧。要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假如是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突然脸色变得苍白。这时，律师站了起来，又走到门口去和闯进来打断他话头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是不讨价还价的！”他说着，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这边来。

在他转来的时候，又悄悄地捉到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好窗帘了！”他想着，皱起眉头。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将通过书面形式把我的决定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说着，立起身来，他扶住桌子。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之后，他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要求您也让我知道您的条件。”

“完全办得到，假如您让我完全行动自由的话，”律师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通知？”他问，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长靴闪闪发光。

“一个星期之内。您是否愿意承办这件事以及您的条件怎样，也请您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敬地鞠了一躬，把委托人送出了房间，于是，一个人留下，陶醉在快乐之中。他快活至极，竟一反常规，给那斤斤计较的老妇人打了个折扣，而且不再去捉飞蛾了，最后他下了决心，到冬天他一定要把全部家具都蒙上天鹅绒，像西戈宁家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