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每想到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始终找不到答案，便陷入悲观失望之中；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活得更有信心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又恢复了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搞好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凡此种种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自己的种种行动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心灰意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量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关心这些事，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该做的事情，且非做不可。

以前（从差不多从童年开始到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的事的时候，他发觉这种想法能带来快乐，但做起来往往差强人意，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意义重大，后来却越来越感到微不足道，最后觉得毫无价值。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看来比以往进展得顺利多了，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他像一把犁头，不由自主地在泥土里越陷越深，不犁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祖辈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得达到同上辈一样的文化水平，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因此就需要准备饭食，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又像一定要偿还债务，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好，到了他儿子手里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建立和培植栽种下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此，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种植树木。

不能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姐姐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否则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必须照顾请来做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能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

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猎的爱好和在养蜂的新爱好，占去了列文的全部时间，但是这种生活，每当他细想起来就觉得丝毫没有意义。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其中哪一样更重要。

他知道雇工时一定要尽量少花钱，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青黄不接时可以卖给农民稻草，虽然自觉农民因此而吃了亏，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一定不能做。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守的人很发愁，从而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闯入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一分的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从债务中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非交地租不可，且不可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糟蹋了牧草，管家罪责难逃，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家奔丧，无论他多么值得同情，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在宝贵的季节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对那些年迈无用的仆人还得按月发给他们口粮。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适的妻子，而会见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可以延后。他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自己必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他可不知道，他不但不打算证明，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种事。

想得太多反而会举棋不定，看不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浑浑噩噩过日子，就觉得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对可能发生的行动，会做出是好是坏的判决。他刚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人，为什么活在世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无知而异常痛苦，简直害怕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自己特殊而确定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