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想公爵夫人累了，不会对马感兴趣，”伏隆斯基对安娜说。她提议去养马场，斯维亚日斯基也很想去参观一匹新的种马，“你们去吧，我陪着公爵夫人回去，我们还要谈谈，”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他对道丽说。

“我很高兴同你谈谈，反正我对马一窍不通。”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感到有些意外。

她从伏隆斯基的脸色看出来他有事要求她，她并没有想错。他们刚穿过栅栏门又回花园，他朝着安娜走的方向看了一眼，看她是不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他才开了口。

“您没想到我要和您谈谈吧？”他说，眼里含着笑意望着她，“我没有弄错，您是安娜的朋友。”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揩一揩渐渐谢了顶的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默不作答，只是怯生生地望着他。独自和他在一起，她觉得惊慌：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和严厉的表情把她吓坏了。

她脑海里掠过种种猜测：他要说什么呢？“他也许要请我带着孩子们到他们家来做客，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绝；也许是要我在莫斯科帮安娜社交活动……要不就是关于韦斯洛夫斯基同安娜的关系？也可能是关于吉蒂的事，他觉得问心有愧？”她设想的一切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她却没有猜中他实际上想要谈的。

“您对安娜有很大的影响，她非常欢喜您，”他说，“帮帮我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胆怯的探询神情望着他那充满活力的面孔，那面孔有时整个被透过椴树林的阳光照着，有时部分地照着，有时又被阴影遮暗了。她等着听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是他默默地在她身边走着，边走边用手杖戳着沙砾。

“在安娜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您来看望我们（我不把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算在内），那么我就明白，您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您明白这种处境的所有难处，还像从前一样爱她，而且希望帮助她。我了解得对不对？”他回头望了她一眼，问。

“是的！”道丽答，收拢遮阳伞，“不过……”

“不，”他打断她的话，没有意识到他这么做会让对方感到尴尬，他突然停住脚步，因此她跟着停下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切地感觉到安娜的处境的艰难。如果承您的情认为我还是有良心的人，这一点您自然是很明白的。这种处境都是我造成的，因此我深有体会。”

“我明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由得欣赏起他说这话时那种坦率而坚定的态度，“不过您觉得是您造成的，您恐怕是言过其实了，”她说，“她在社交界的地位是难堪的，这我很明白。”

“社交界对她来说简直是地狱！”他眉头紧锁，脱口说道，“她在彼得堡生活了两个星期，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请您相信。”

“是的，但是在这里，只要不论您……还是安娜，都不感到需要社交界……”

“社交界！”他轻蔑地说，“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或许永远如此——你们是幸福而安宁的。我从安娜身上看出来，她幸福，十分幸福，她对我说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着说。话虽这么说，却又不由自主地怀疑安娜是不是真正幸福。

但是看上去伏隆斯基对此却丝毫不怀疑。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她历尽了种种痛苦之后已经恢复了平静。她是幸福的，她是真正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担心我们的将来……请问，还要往前走吗？”

“不，听便。”

“那么，好吧，我们在这里坐会儿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坐在花园林荫道转角的椅子上。他站在她面前。

“我看出她是幸福的，”他重复说，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更加怀疑安娜是否真正幸福，“但是能够永远这样吗？我们做得对不对另当别论，事已至此，没有反悔的余地。”他改用法语说，“这一生我们是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起来的。我们有个孩子，我们可能还会有孩子，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非常复杂。可是现在，当她经历过种种磨难精神恢复过来后，她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能视而不见。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这种虚假的处境我不能忍受！”他说，做了一个有力的否定手势，带着一副忧郁的询问神情凝视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她没有作答，只打量着他。他接着说道：

“有一天也许会生儿子，我的儿子，而在法律上他是卡列宁家的人。他既不能用我的姓氏，也不能继承我的家产，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多么美满，无论我们有多少孩子，我和他们之间都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他们都是卡列宁的孩子。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痛苦和可怕！我试着跟安娜谈过，但是她听了很生气。她不理解，而我也不能把事情说透。且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有了她的爱情固然是幸福的，但是我需要事业。我找到了事业，我以此为自豪，而且认为它比我以前的那些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所从事的事业高尚得多。我的确不愿意用我的事业来换他们的事业。我在这里从事自己的事业，在这地方安顿下来，我又幸福又满足，除了我们的幸福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我喜欢自己的活动，这也并非权宜之计，相反……”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解释就含糊其词了，她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他说到这里就把话岔开去，但是她感觉到既然他已经说出了他不能对安娜讲的心事，那么他就会把事情和盘托出的，他在乡村里的工作，就像他同安娜的关系一样，都是他的心事。

“哦，我接着说，”他说，定了定神，“主要的是我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一种信心，那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会有继承人——但是我却没有。试想有这么一个人：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热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们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这多可怕！”

他激动得说不下去。

“是的，当然，这个我理解，但是安娜又能怎么样呢？”道丽问。

“是的，我这就说到正题上去了，”他继续说下去，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安娜办得到，这全靠她……甚至为了要呈请沙皇批准把我的孩子立为嫡子，离婚也是不可缺的。这全靠安娜。她丈夫本来同意离婚的——那时您丈夫已经安排妥帖了。就是现在，我认为，他也不会拒绝的。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说如果她表示了这种愿望，他就照办。当然，”他忧伤地说，“这种法利赛人[7]的残酷行为，只有无情的人才干得出来。他知道，一想起他就会勾起她多么大的痛苦，他知道这一点，因此非要她写一封信不可。我了解这对于她是痛苦的，但是既然离婚手续非办不可，因此非得要克服这种微妙的感情。问题关系到安娜和她儿女们的幸福和命运。我不提我自己，虽然我也很苦，苦得很，”他脸上的神情表明，好像他正在威胁一个使他痛苦的人，“因此，公爵夫人，我不顾羞耻地把您当作救生圈抓住不放。帮助我说服她给他写一封信，要求离婚吧！”

“好的，自然可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沉思地说，她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最后一次的会见情景历历在目，“好的，自然可以。”她记起了安娜，坚决地重复说。

“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一封信。这事我不愿意，差不多无法跟她提。”

“好的，我跟她谈谈。不过她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回忆起安娜眯起眼睛的奇怪的新习惯。而且也想起了，恰恰是一接触到生活中深埋在心底的问题的时候，安娜就眯起眼睛，“好像她眯着眼睛不肯正视生活，好看不清生活。”道丽想。“一定，为了我自己和她，我要和她谈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了回答他所表示的感激之情，说了这么一句。

他们站起身来，向着宅邸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