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饮酒吸烟的那间狭窄的小房里挤满了贵族。在座的人情绪越来越激动，脸上无不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特别激动的是几位首脑人物，他们都知道全盘底细和选票数的。他们是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指挥员。其他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虽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却在寻欢作乐。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还有人在抽烟，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久别重逢的亲友们交谈。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烟，他不愿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群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人，因为伏隆斯基身穿侍从武官的制服正和他们站在一起谈得很起劲。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就看见他了，但是竭力躲着他，不愿意和他见面。他走到窗前坐下，打量周围的一群群人，听他们在谈论什么。他觉得很伤心，特别是因为他看见人人都劲头十足，忙忙碌碌，唯独他和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老头漠不关心，无所事事。那小老头嘴里嘀嘀咕咕，没有牙齿，穿着一身海军服。

“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我告诉过他不要这么干。可不是吗！他连收了三年都收不齐！”一个地主，个头不高，驼背，油光可鉴的头发耷拉在礼服的绣花衣领上，正在起劲地说着，边说边用那分明是为了这个场合才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猛烈跺着。那地主用不满的眼光瞟了列文一眼，猛地扭过身去。

“是的，不论怎么说，这也太卑鄙了！”一个小个子用尖细的声调说。

紧跟着这两个人，一大群地主，像众星捧月一样，拥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将军，匆匆地走近列文。这些地主显然在寻找一个人家偷听不到、可以放心谈话的场所。

“他居然敢说是我唆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当了裤子买酒喝了。我才不把他的公爵爵位放在眼里！他敢这么说，真下流！”

“请原谅！他们有条文根据，”另外一圈里的一个人说，“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的家属。”

“我才不管什么条文！我说的是良心话。我们都是高尚的贵族。要有信心。”

“来吧，阁下，喝一杯好香槟。”

另外一群人紧紧尾随着一个高声叫叫嚷嚷的贵族。他就是那三个被人灌醉者中的一个。

“我老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不租出去她始终得不到好处。”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穿着旧参谋部陆军上校军服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就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见过的那个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他来。那地主也认出了列文，于是他们就握手寒暄。

“很高兴见到您！可不是吗！我清楚记得您。去年在首席贵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家里。”

“您的农场怎么样？”列文问。

“噢，还是老样子，总是亏本。”那个地主在列文旁边站住，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笑容和镇定自信的神情，答道，“您怎么到我们的省里来了？”他问，“您来参加我们的政变？”他接着说，这个法文词他说得很坚决，但发音却不准确，“全俄国都聚集在这里了：御前侍从，各部的大臣几乎全都来了。”他指着走在一位将军身边、穿着白裤子和侍从制服、仪表堂堂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应该承认，我不大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看了看他。

“有什么可了解的？毫无意义。一种没落的制度，只是由于惯性而继续运行着罢了。您且看看这些制服——那只说明：这无非是调解法官、终身官僚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集会，但不是贵族的会议。”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列文问。

“一来是习惯使然，再则必须保持联系。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还有，跟您实说吧，有我个人的利害关系，我的女婿想要做常务委员候选人。但是他们没有多大家产，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这些先生为什么要来呢？”他指着那个曾在主席台上讲过话的刻薄的绅士说。

“他是新贵族里的一员。”

“新倒是新的，不过不是贵族。他们是土地所有人，而我们才是乡绅。他们这些贵族，正在自取灭亡。”

“您不是说这是一种没落的制度？”

“没落倒是没落了，不过还得以礼相待。就拿斯涅特科夫说吧……好也罢，歹也罢，总算有一千多年历史了。譬如说，如果我们要在房前修花园，我们就得设计一下，万一那地方长着一棵百年古树……虽然又苍老又结结疤疤，你也舍不得为了花坛把这棵古树砍倒，却要重新设计一下花坛，好将就着利用一下这株古树！树可不是一年就长成的。”他小心地说，立刻就改变了话题，“您的农场怎么样？”

“不大好，百分之五的收益。”

“是的，但是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要知道人不是也有价值吗？就拿我说吧，我没有经营农业的时候，一年可以拿三千卢布官俸。现在我可比干官差卖力，可是像您一样，我取得了百分之五的收益，这还算走运哩。而我的劳力全白费了。”

“如果干的是亏本的买卖，那您为什么还要干？”

“哦，干着呗！您说有什么法子？习惯使然，而且人人都知道非这样不可。况且，我对您说吧，”他把胳膊肘倚在窗上，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儿子对农业丝毫没有兴趣。显然他会成为学者，因此就没有人继承我的事业了，但是我还是干下去。目前我还办了一个果木园。”

“是的，是的，”列文说，“说得很对。我老觉得我在农业上得不到真正的收益，可是我还是继续干……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

“我跟您说件事吧，”那地主接着说下去，“我的邻居，一个商人，来看我，我们一起到农场和花园里转了转。他说：‘不，斯捷潘·瓦西里奇，您的一切都好，只是您的花园荒芜了。’其实，我的花园好得很。‘换了我，我就砍掉这些椴树，不过要到树长得最旺盛的时候才砍。您这里有上千棵椴树，每一棵树可以锯成两块好木板。如今木板可以卖大价钱，最好还是大量地砍掉椴树。’”

“是的，用这笔钱他就可以买牲口，低价置地，租给农民去种了。”列文笑着补充说，显然类似打这样如意算盘的人他碰见过不止一次，“他会发大财。而您和我，只要保得住我们所有的，有东西留给子孙，那就谢天谢地了。”

“听说您成家了，是吗？”那个地主说。

“是的，”列文得意地回答道，“是的，真有点古怪，”他接着说下去，“我们不计得失地过日子，注定了要守着灶神爷过一辈子了。”

那地主在花白胡子的遮掩下偷偷地笑了。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说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伏隆斯基伯爵，他们都想要把农业当成工业来经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亏本毫无结果。”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商人那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砍伐椴树做木材？”列文问，又回到那个让他动心的问题上去。

“为什么，就像您说过的，我们守卫着灶神爷！那不是贵族干的事。我们贵族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选举大会上，而是在那边，在各自的角落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有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有时也看到这一点：一个好农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多搞点土地。不管地多么不好，他还是种着。结果也没有收益，净亏本。”

“就像你我一样，”列文说，“见着您十分高兴。”他看见斯维亚日斯基走过来，说。

“自从在您府上见过面以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那个地主说，“当时还痛痛快快谈了一阵。”

“哦，你们在骂新制度吧？”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是痛痛快快地谈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