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隆斯基劝安娜，说她不能这样下去，要她对丈夫道出实情，她固执而恼怒地反驳他，但她内心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衷心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丈夫离开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她已和盘托出，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已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再用不着遮遮掩掩、说谎欺骗。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她自己痛苦，她丈夫也痛苦，但是事情已明摆出来，这也算是一种补偿。那晚，她见到了伏隆斯基，但是她没有把她和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自己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应该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非常可怕，此刻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不能想象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话既已出口，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我见了伏隆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怪的是，一开头我怎么没说呢？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最终没有说呢？”想到这里，她羞得满面通红。她知道是什么让她没有说出口，她知道是她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反而让自己陷入了绝境。令她恐惧的是：以前怎么就没想到羞耻呢？她一想到丈夫会怎么办，不免感到担惊受怕。想象中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得满城风雨。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她会去哪里？她不得而知。
她想到伏隆斯基，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她开始成了他的累赘了，她不能把自己托付给他，也使她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在她心里反复说过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儿子和家庭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才走进房间来。安娜疑惑地望了望她的眼睛，紧张得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擅自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提醒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我等着你。”信的结尾写道。
安娜读完信，长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安努什卡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安娜对她说，“你走，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了出去，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垂下脑袋和双手，时不时浑身发抖，好像她想要做出手势，说句话似的，但还是一动不动待着。她只是反复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从小就受宗教的熏陶，从来没有怀疑过宗教。她知道只有在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前提下，宗教才救得了她。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开始对于自己所处的这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怖。她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双重的，正如疲倦的眼睛所看到的双重的映像一样。她有时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希望的又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这是在做什么！”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两边太阳穴很痛。她清醒过来时，发觉自己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太阳穴。她跳起来，开始来回踱步。
“咖啡预备好了，教师和谢廖沙正等着。”安努什卡又进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么了？”安娜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儿子的存在，激动地问。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笑着答道。
“怎么回事？”
“您放在屋角桌子上的桃子，他大概偷吃了一个。”
一想起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她想起这几年来自己所承担的作为母亲的职责，她是为儿子而活着的，她是诚心诚意尽职的，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同丈夫或是伏隆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一个支柱，那就是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儿子。即使丈夫羞辱她，把她扫地出门，即使伏隆斯基冷落她，继续过着他独立不羁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自己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目的。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自己和儿子的地位，不让人从她手里夺走他。她得尽快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下来，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摆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她便稍稍镇定了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进了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弯着背和头，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理他手里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厉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但停下脚步，想不好放下花来去迎母亲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细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正在考虑要不要也带女教师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只带儿子走。”
“是的，真的很不好，”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膀，但并不严厉，而是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猜测出由于桃子的事会如何处置他。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
她感到热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望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折磨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泪水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是跑着来到外面凉台。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天气变得寒冷而晴朗。灿烂的阳光从刚被雨水冲洗过的树叶缝隙透射下来，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哆嗦了一下，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她感到越发寒冷，越发害怕了。
“去，到玛利埃特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水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显得亮闪闪的。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这天空，像眼前的一片绿色，对她毫无同情之心。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做好准备。去哪里呢？什么时候走？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带安努什卡和谢廖沙以及几件必要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给他们两个写信。”她迅速地走进房内自己的书房，在桌旁坐下，给丈夫写起了信：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走我的儿子。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父母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他走，因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请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宏大量，她不相信他会宽宏大量，也不知道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写。”她撕了信，重新写，没有提到宽宏大量，就把信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伏隆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样太粗俗，太不像女人所为了，“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态，便生出对他的怨恨，她把只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必要写。”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文件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